《我的天才女友》

近年來，關于女性的話題越來越受人關注。女性意識的進一步覺醒，也使得女性的困境和訴求在公眾平臺上引發討論。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意大利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包括四部小說，有人稱之為“女性史詩”，它通過兩位女主人公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和抗爭，傳遞出女性間的一種力量，也探討了女性命運的復雜和深度。

神秘的意大利匿名作者

大家可能對這套作品并不陌生，埃萊娜·費蘭特是一位匿名的意大利作家，“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她在中國最知名的作品，也可能是她在中國唯一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2016年底到2018年夏天，99讀書人通過大約兩年左右的時間，將“那不勒斯四部曲”翻譯成中文，每半年出版一本。這套書出版后引起一些關注和討論，很多讀者朋友并不陌生。這套書可能確實刷新了我們原先對很多文學話題的認識，包括對女性友誼、女性命運，女性和知識的關系，女性和原生家庭的關系，甚至女性和自己的身體等一些問題的思考。費蘭特在書中對這些問題做了毫不粉飾的尖銳剖析，傾注了對女性命運的深沉關注。這也是她的書在意大利等歐美諸國出版之后，引起特別大反響的原因。

關注這套書的朋友可能知道一個記錄片，叫《費蘭特熱》，導演在全球追蹤很多承認受到費蘭特影響、為這套作品欲罷不能的作家、藝術從業者以及各行業的普通讀者，讓他們分享對這套書的看法。這套作品包括這個紀錄片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作為主角的作者是永遠缺席的。我們在中文版出版時也向大家傳遞這樣一個概念，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書一旦寫出來就不需要作者，它會走向自己的道路”。2016年出版第一本書時，我們的海報也向讀者傳達了作者匿名以及從來沒有在中國出版過作品的信息。但是我希望讀者在拿到這套書時對這個故事、這個作家本身有一個充分的認知。她并不是一位一夜成名的作者。她的成功也不是出于偶然或者幸運。

費蘭特的寫作從1992年就開始了。199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長篇小說《凡人的愛》。十年之后，就是2002年，她出版了第二部作品《被遺棄的日子》。這兩本書已經在意大利拍成了電影。2006年出版的《暗處的女兒》講述兩位女性和她們的女兒在夏日海灘上發生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并不是靈感突然乍現，費蘭特大概經歷了十幾年對寫作、對自身、對文本、對女性在文學當中的地位等問題的艱苦思索，才為寫出這樣一個蕩氣回腸的女性史詩做好鋪墊。。

費蘭特在匿名寫作的大概25年時間里，一直經由出版人居中協調和轉達，通過書信或者郵件的方式回答媒體的問題，后來輯錄成《碎片》一書。從《碎片》中，可以看出作家整體的思考或者寫作力度。費蘭特的早期作品并不像讀者習慣認為的那樣——一位作家的早期作品是不成熟的，可能跟后面有很大的割裂。我們想通過出版更多的作品來證明“那不勒斯四部曲”其實有她個人非常深厚的思考儲備和寫作訓練。《碎片》里甚至收藏了很多寶貴的片段，是費蘭特寫作過程中嘗試去突破，但最終未出版的一些段落。

費蘭特匿名寫作，全球有很多媒體關注她，《紐約書評》2016年曾做過一件非常瘋狂的事情：通過出版社追查作家的身份，在當時的國際出版界引起軒然大波。出版界對費蘭特的匿名決定非常贊成，這是一個作家最為神圣的決定，與名聲沒有關系，從《碎片》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作家：她承認自己是女性。

《碎片》中文版

費蘭特是怎樣形容自己和書的關系呢？《碎片》中有她在采訪中的一段話，“寫完一本書后，就好像對內心的挖掘太過深入，我會迫不及待地想從遠處看著這本書，想恢復完整的自我。我發現出版一本書會讓人松一口氣，因為書印出來之后，就會走上自己的老路。起先是這本書跟著你、纏著你，出版之后，輪到你跟在它后面。但是我決定不跟在它們后面，我的想法是，假如我的書進入了流通領域，我沒有任何義務跟著它們走完全程。”之后她又把這個問題深入了一點。“說得更具體的一點吧，我之前進入了那本書，現在我再也進不去了。那本書也無法再次進入我，我只能保護我自己不受它的干擾，這就是我現在做的。我把這本書寫出來，就是為了擺脫它，而不是成為它的囚徒。”

作家這個想法確實讓人耳目一新。費蘭特別開生面地強調了作家與文本之間的一種關系，不是通過文本收獲名聲、財富。而是坦誠自己跟文本之間有一種實實在在的張力，她不想被書控制，進而影響到此后的作品。作家在做這個決定的過程中，并不是沒有外在的干擾、噪音甚至破壞。通過出版社追查作家身份是一個例子，另外就是滿天飛的各種流言。有一個北歐的記者問她：“很多知名媒體和知名人士嘗試揭開您的身份，按照一位知名文學評論家的說法，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位女作家，他說您甚至還可以是那不勒斯的一個男同性戀者。您覺得這是不是很有意思？”

費蘭特是這么回答的：“我很欣賞您提到的這些作家，我的書能夠被歸在他們頭上，我覺得非常榮幸，包括認為我是一個同性戀，我也不覺得古怪。這證明了一個文本經常能夠包含很多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這個回答說明了費蘭特跟自己的文本之間的關系，也足夠讓我們領略，她作為一個特殊身份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跟大眾、跟小說，甚至跟出版界的關系，這樣的關系在當下的出版生態里非常少見。

到2019年下半年，據費蘭特的出版人公布，她的小說在全球已經被翻譯成超過45個國家的文字，“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全球銷量已經超過千萬冊。費蘭特是對的，一本書只要寫出來，足夠好，它一定會找到自己的讀者。

競爭又依存的女性友誼

我們為什么要講“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性之間的關系，女性的生命是怎樣呈現在文本中的。我特別想提醒大家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跟費蘭特之前的三部長篇小說《凡人的愛》《被遺棄的日子》《暗處的女兒》不同，這些小說里的女性并沒有收獲具體的友誼而主要是在為身份焦慮，為自己與故鄉的關系，與女性的關系，與婚姻的關系焦慮。她們所有人都是孤獨的存在。費蘭特的出版人也意識到這點，問她，女性友誼作為文學的新主題出現，是不是讓你的敘事很不平常？如果我們回想自己的閱讀經驗，會發現“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沒有任何關于女性友誼的文學傳統，沒有任何一個中國或世界的文本會讓我們對女性友誼有一個真實的感受。

費蘭特的出版人說，在之前的小說中，費蘭特講述的也是孤單女性，她們沒有其他女性可以依賴傾訴。費蘭特回答說，您說的對，之前的那些角色都是獨自面對自己的問題，她們沒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獲得支持。但是2004年的《暗處的女兒》中，有女性角色打破了這種孤立的狀態，和另外的女人建立了惺惺相惜的關系。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萊農這個角色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她的故事和情感結構都是與兒時伙伴莉拉糾纏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用“女性友誼”來形容“那不勒斯四部曲”，與費蘭特之前作品中的女性友誼不一樣——她第一次讓女性可以有另外一個女性去支撐和依賴，這也是小說打動我們的原因。無論女性或男性其實都長久忽略了女性之間那種非常奇特的支撐關系。“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性友誼，沒有比費蘭特自己說的更為動人:“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在小說當中，一段友誼里面，性格更強大、更豐富的那個人，會讓軟弱的那個人的形象變得模糊。但是在萊農和莉拉的關系當中，處于弱勢的萊農，從自身的從屬位置當中獲得了某種才智，這讓莉拉失去了方向，心暈目眩，這種過程很難描述，但是也正是這一點讓我著迷”；“可以說，在莉拉和埃萊娜的生命當中，有很多事件顯示了一個人如何從另外一個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記住這一點，這并不僅僅表現在她們幫助彼此的層面上，同樣也體現在她們互相從對方身上竊取情感知識，甚至消耗對方的力量。”

這是她2011年出版《我的天才女友》后接受意大利《晚郵報》采訪時的回答，通過這些描述,可以推斷費蘭娜到底想呈現什么樣的友誼關系。這個關系可能比現在很多關于愛情的文本中的決裂都更讓人心潮澎湃，甚至更有力量。很多人讀完都非常震顫,這個震顫伴隨著每一頁——有一個可以支撐的人，你們之間是競爭但又依存的關系。

無論是讀小說還是看看HBO改編的前兩季，我們非常容易將莉拉和即萊農兩個人臉譜化，會覺得萊農在智力上處于弱勢，或者在勇氣層面上明顯不如莉拉，但是她獲得的機會又遠遠超過莉拉。在四部曲里面，萊農離開了那不勒斯貧窮的社區、齷齪的家庭、粗俗的文化環境。身在底層的莉拉則留在了那個城市，但是她卻依然用本質的強大智慧，或者說對社會的判斷，試圖去顛覆規則，莉拉最后的命運是走向——也不能叫失敗，書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界限消失”。

費蘭特是怎么樣形容這種關系的呢？她說萊農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生，她知道社會召喚什么樣的人，知道要跨越自己的階層需要做什么。她選擇了通過知識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她說莉拉是更底層的，更發自肺腑的。當面對朋友萊農以及所謂的知識分子或作家時，我們卻往往為莉拉的整個生命和生活感到振奮，并更容易偏好莉拉進入世界的方式。借用費蘭特在《碎片》中的提醒，埃萊娜勤奮，對自己要求很高，她積極地參與了世界，每次都能找到需要的工具改變生活，最終成為知識分子。

整本書其實就是萊農的自述，她一直在書里強調，好朋友是被自己拋在身后的。但整個敘述會不停地被萊農的各種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中斷。在敘述中，她的恐慌或她真正的弱勢定位，來自于她認為自己通過知識建構的資本、地位和生活結構都非常脆弱，是非常虛偽的認知，與自己有某種不相干的感覺。而莉拉其實表現得比她更為活躍、更加激烈，更徹底地參與這個世界，所以說莉拉是更底層、更發自肺腑。但是莉拉最后會真的離場，并且把舞臺交給萊農。

不是嚴格的鏡像關系

《我的天才女友》中發展出了一個特別重要的主題叫“界限消失”，在莉拉那里，界限最后真的消失了，因為她想打破生活。生活有各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外殼，讓城市變得不再是城市，家人也變得不再是家人。我們會覺得“界限消失”是一個新造的陌生詞匯，但其實它可能在既往的文學藝術中有一些輕微的痕跡。比方說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女朋友》當中，有一個中產階級女性角色，說了一句話抱怨自己的生活空虛無聊——她說我特別希望自己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跡。

《女朋友》是上世紀50年代的電影，但這句話在21世紀的一部小說中找到了呼應。一個人要抹除界限，要抹除自己的痕跡，這就是莉拉的生活哲學。這種生活態度根本上是非常激烈、非常徹底，甚至是爆裂的。從這個角度而言，萊農跟莉拉這兩個角色的對立，其實是一種本能的行動力，與社會強加的所有秩序之間的對立。但是小說家也一直提醒我們，用鏡像關系分析這種對立或這部小說，是失效的。

因為兩位主人公不是嚴格的耦合關系，這其實反映出一種更深刻的寫作策略。四部曲中，看起來是萊農回顧自己跟莉拉從10歲到60多歲的友誼、兩個人的一生，以及從意大利包括全球從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技術爆炸的巨大社會變遷。但其實它又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一個人是另一個人嚴格的對應。萊農在描述自己生活的時候，暴露出她不可信的一面。第三部中，有一段話描寫她們的中年階段。萊農當時出版了一本書，特別高興，她參與了當時意大利的很多左翼運動，或者知識分子試圖與勞工階層互相融合的座談會和討論，志得意滿；她也生了第二個孩子。她打電話給最好的朋友，試圖描述自己生活得挺好的。莉拉說了一句話，她非常粗暴地對萊農說，每個人想怎樣描述自己的生活都可以。這句話的另一個意思就是說每個人都愿意試圖描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樣子。

她們兩個人的關系其實像一種力量的不斷游移。這是作家強加的一種修飾策略。我們覺得萊農這個人物變得虛弱，甚至覺得她在自我反思的時候，已經快要崩潰了。書中寫了無數次她崩潰的瞬間，她回顧往事，想到自己一生的經歷，要怎么樣描述一個個階段，她的想法，她的成就，但是很多時候她的懷疑都是來自于最可怕的生活現實——她的一切都不如她的朋友。這并不是嫉妒的原因，而是一個實打實的比較，她明白按照某一種另外的標準，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自己寫的所有書也好，那些發在報紙上的文章也好，都不如她的朋友在工廠里打工，參加跟資本家作對的那些血淋淋的實際工作，或者是低俗的那類東西來得更為有效。所以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會覺得當萊農崩塌的時候，我們會想迅速攀附住莉拉這個角色。我至今都沒有辦法去向讀者傳達，讀這套書時所體驗到的在不同視角和聲音間切換產生的魅力到底來自于何處。

偽裝成愛的嫉妒

費蘭特說，當莉拉的步子變得令人無法忍受時，讀者會緊緊抓住萊農；但是當萊農迷失的時候，讀者又會對莉拉產生信任。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兩個人的友誼并不是我是你的翻版、你是我的翻版，而是一種力量的時刻流動與生成。她們其實并不是在參與一種對稱的人生，兩人的人生絕對不是對稱的，而是兩種不同的自我成長，去生成、去變化的一種可能。從10歲到60多歲，在兩個人情感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內核是她們的互相嫉妒。她們成長在一個街區，10歲認識，但是卻因為不同的際遇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小說里，跨越了階層的萊農看似非常嫉妒朋友莉拉——她所學的東西，所參加的運動或喊出的的口號，都不如朋友的生活來得轟轟烈烈，來得動蕩。這個動蕩是一個褒義詞，體現出一個女性的生活是有能量的。

對嫉妒這一主題的評論，《紐約書評》總結得很好——“那不勒斯四部曲”精彩而又持久地探索了嫉妒這種最為致命的情感。因為人們有時候會將嫉妒偽裝成愛，我們當然不能說莉拉和萊農的關系只有嫉妒沒有愛。這個小說最迷人之處也是來自兩人之間的嫉妒與愛的界線非常模糊，甚至會在瞬間轉化。我想熟悉萊農心理過程的讀者非常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她可能在上一秒鐘還在為莉拉的才智、大膽、粗俗感到憤怒，覺得莉拉完全不顧別人的感受，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但是下一秒鐘，她又會站在莉拉的角度去想她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表現。萊農后面所有的形容都是一種強烈的友誼和愛。第四部中，在萊農生命晚期，她最小的女兒和她非常疏離，她說萊農這輩子只有讀書、寫作，好像真正愛過的人只有莉拉阿姨。

我想這段話，還有《紐約書評》分析嫉妒與愛之間那種非常隱秘的關系，可能幫助我們思考女性彼此之間情感上的張力。這種張力不單體現在她們相互支持、無條件地站在對方角度的態度上，還體現在最令讀者興奮的部分，即她們兩個如何從情感和智力方面互相超越對方。這是特別重要的。

（本文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版的編輯索馬里在上海圖書館講座的精簡版整理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