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存在于我已經寫就或即將撰寫的書中。”

                                       ——加萊亞諾

加萊亞諾說:“時間之風遲早會抹去一切足跡。”但書會持續得久一點。

他離開于2015年，短暫的喧囂紀念后復歸平靜。相比于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聶魯達等引進國內更早、聲名顯著的南美作家，加萊亞諾在中國并不那么出名，人們不了解他作為反抗者的一生，也沒讀過幾部他寫的作品，即便是文學愛好者，多數人對加萊亞諾的了解也僅限于一筆帶過。但加萊亞諾又是一位很豐富的作家，他參加革命，做過流亡者，深入中下階層各行各業，一生為左翼平民文學著書立說，在南美洲，加萊亞諾是一個有魯迅氣質的作家，他的小說、散文不回避政治，像冷槍一樣投擲于禁區深處。例如在文集《擁抱之書》中，加萊亞諾就通過191篇文章，擲地有聲地揭露了拉美軍事獨裁政府的血腥一面，把那些被掩埋的歷史重新打撈出來。

加萊亞諾

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時日之子》中，加萊亞諾更進一步，用民族志、非虛構和散文結合的形式，照亮歷史洞穴中不為人知的角落。據這本書的編輯統計，書中至少出現了這些與軍事獨裁政府有關的案例：

“在流亡中去世的詩人，無法知道半個世紀后祖國為其恢復國籍；士兵殺戮人民，而正直的妓女們拒絕為其服務；企圖審判上帝的法庭，將一本圣經放在被告席上，并最終以對天空開槍作為“行刑”；受軍事組織保護的公司，用槍擊潰了工人的罷工，而死去工人的撫恤金卻一分都沒有給到家人手中……”

他們的一生，被政治畫上分界線。曾經幸福的人，被迫走上流亡道路。曾經舉杯共飲的朋友，政變后天人兩隔……

如今，當人們提起南美文學，人們往往會記起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波拉尼奧這一個個璀璨的名字，但和他們同時代的加萊亞諾，卻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土中，偶爾被一些文學擁躉和左翼青年提起，說到作家最有名的書《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加萊亞諾是作家的母姓，1959年底，他用這個名字（愛德華多·加萊亞諾）開始寫小說，從此名聲大噪，被譽為拉丁美洲的聲音。他憑借《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享譽全球，也因為他的入獄、流亡經歷，被歸入拉丁美洲流亡文學地圖的譜系中，在這個譜系里的，還有書寫流亡詩人的波拉尼奧、以革命同志為主角的普伊格。

作為一位旗幟鮮明的左翼文學家，加萊亞諾警惕壟斷的資本，他的左翼立場令他對一切可能的壟斷（包括權力主導的專制）保持距離。可他又清楚地意識到世界的趨勢，在一個左翼浪潮被挫敗、新自由主義秩序正蓬勃發展的年代，加萊亞諾注定是悲觀的，他寫革命者，寫革命家如何成為獨裁者，忠實乃至有些頑固不化地書寫拉丁美洲的陰影和血霧，背后都是對“平等”的一種樸素熱情。如果平等已無望，就在文學中實現平等。如果反抗被消解，就在文字里繼續反抗。

他曾寫過一本《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那是一本寫給反抗者的書，更是加萊亞諾獻給陰影里的人的一份深情回望。加萊亞諾內心是有一個故鄉的，但這個故鄉指的并不是地理意義上的烏拉圭蒙得維的亞，而是一個精神意義上，抗爭者的故鄉，那是一片熱血豐饒之地，也是愛與黑暗交織的流亡之都。在獨裁者上臺的年代，很多學者、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流亡到了蒙德維的亞，這對加萊亞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促使他成為一位富有行動熱情的左翼文學家，在這一點上，他的書寫可以和波拉尼奧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對讀。所謂地球最后的夜晚，既是理想錯付后無家可歸的荒蕪，也是末日之前仍可仰望星空的溫柔，最后的夜晚，老年人踏入火焰，年輕人怒斥黑暗，曾經分離的朋友，在篝火旁重溫舊夢。

如同《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中譯版編輯趙芳所說:“他寫易朽的人，他們燃燒時流汗，恐懼時顫抖，彷徨時沉默，被欺騙時流淚，被奪去愛與生命前呼喊著要再活一次。他寫他們抗衡毀壞的能力，追逐快樂的無畏……公鴿子在舞會上死去，母鴿子把悲慟留給明早，因為在無邊的哀泣來臨前，必須讓生命盡歡。這些像朝霞和夕陽一般明艷的故事，歌詠著最粘稠的生之依戀，也是死而復生的莊重寓言。”

我很喜歡《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的一則短故事：《為什么鴿子在破曉時分哭泣》：一只公鴿子和母鴿子去舞會跳舞。在一場打斗中公鴿子被殺死了，有人想害他。舞會美輪美奐，母鴿子不想停止享受，她說:“今晚我要唱歌，明天早上我會哭泣。”這句話可以濃縮《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一個用溫柔訴說殘酷的故事。加萊亞諾“倚著爐灶里炭火微弱的熱度，講出關于悲慟靈魂與屠戮的故事”，這些故事有長有短，有詼諧也有詭異，有很多故事，簡單一句話，是一個人生命的一座山。綁架、行兇、酷刑、暗殺，但更讓人絕望的不是這些，而是曾經擁戴的理想主義英雄，在得勢后成為變本加厲鞭笞民眾的惡龍。比如加萊亞諾對庇隆主義的反思。這讓他不僅僅是一位空有一腔熱血的左翼青年，而是一位成熟但不改批判立場的文學家。

為人所知的是，他不僅寫小說，也是個狂熱的足球迷。每屆世界杯，加萊亞諾的足球評論都會被引用。他懷念1950年，來自烏拉圭的斯基亞菲諾成為民族英雄的那年世界杯決賽。面對強大的巴西，根據當時的賽制，他們必須獲勝才能捧杯，而巴西只需打平即可奪冠。在馬拉卡納球場20萬人的吶喊聲中，烏拉圭早早落后，巴西球迷已經準備好慶祝，可斯基亞菲諾卻挺身而出，他在第66分鐘頭球扳平，拯救了烏拉圭。11分鐘后，他的隊友吉吉亞又打進反超進球，幫助烏拉圭在巴西人的眼皮底下捧起世界杯！

加萊亞諾喜歡那時的足球，原始、靈動、崇尚自由。作為一個南美老左派，他認為今天的足球已簡化為一種職業，屈服于資本與政治之下，沒有了游戲的樂趣。他在《足球往事》中調侃道：“大家都在退守，幾乎沒有人突前。他們筑成一座中國式鋼鐵長城，守衛著己方大門，只有一名‘平原游擊隊員’在前場游弋，伺機反擊。”出于對自由與才華的迷戀，他熱愛克魯伊夫、馬拉多納、濟科式的華麗繾綣，鄙夷西蒙尼、穆里尼奧式的實用至上。但現實往往不如他所愿。

他寫足球，也寫政治，在他的《擁抱之書》里有一個細節：

“六年以后，與恐懼對抗的左派贏得了智利大選。

‘我們不允許……’亨利·基辛格警告道。

一千天后，一場軍事暴動轟炸了政府宮，把薩爾瓦多·阿連德推向了死亡，對更多的人執行了槍決，并用謀殺民主的方式拯救了民主。在圣地亞哥市，足球場變成了監獄。成千上萬名犯人坐在觀禮臺上，等待著命運的決斷。一個戴風帽的人在臺階上走著。沒人能看到他的臉，他卻能看到所有人的臉。子彈從他眼中射出，這個戴風帽的人是個社會主義的叛徒，他走一會兒便停下來用手一指。

那些被他指到的人、他曾經的伙伴走向了嚴刑拷打或死亡。

士兵把那個人捆走了，他的脖子上拴著一根粗繩。

‘這個戴風帽的人看上去像條狗。’犯人們說。

‘但他不是狗。’狗說。”

在《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中，加萊亞諾續寫了悲劇，他惋惜道:“所有這些都不在了。”貧民棚房被拆掉，窮人被遮蔽在遠離游客的地方，城市中的許多神則跟著走了，亞當·斯密和墨索里尼結合在了一起。他所警惕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家和法西斯政客的合流，達成一種更隱蔽卻更專制的管理模式。

加萊亞諾的擔憂有其歷史背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為了阻止智利等國的左翼政權發展，美國開始支持一批鼓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他們多數由米爾頓·弗里德曼領導，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學習），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為南美多國的軍政府提供經濟策略。以阿連德政府被推翻、軍政府上臺為代表，南美出現了一股獨裁軍人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結合的潮流，與此同時大批同情左翼的學者、知識分子被抓、被監禁、被槍殺，加萊亞諾和波拉尼奧同情這些流亡者。

所以，書中一篇短文是這樣開頭的：“只有價格是自由的。在我們的土地上，亞當· 斯密需要墨索里尼。自由投資，自由價格，自由兌換……危機年代，難道不就是自由派變保守派，保守派變法西斯嗎？”

然后，他寫下了一個隱喻:

一個政治家、經濟學家在《國家》周刊上寫道，經濟不是中立的，技術也不是，兩周后他在華盛頓街頭被炸死了。

加萊亞諾希望用文學打破人們對南美洲的偏見。長期以來，在以歐美為主導的文學敘事里，南美是一片野蠻的、神秘的甚至充滿混亂的土地。有一次《花花公子》采訪馬爾克斯，馬爾克斯就提到:“五十年代有一次去歐洲旅行，有人就問他：‘你怎么能居住在人們出于政治原因而彼此殘殺的南美洲那些野蠻國度里呢？’馬爾克斯覺得憤怒，他曾回擊道:“我們那些國家只有一百七十年的歷史；歐洲國家比這古老得多了，經歷的殘暴時期遠多于我們拉丁美洲正在經歷的。如今在他們看來我們是野蠻的！我們從未發生過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的野蠻革命！瑞士人——自認為是偉大的和平主義者的干酪制造者——是中世紀歐洲最為血腥的雇傭兵！”

和馬爾克斯一樣，加萊亞諾也在文學中復活自己生活過的南美，一個不只有混亂和騷動，也富有人情味和生命氣息的地方。加萊亞諾對革命友誼的書寫，對那些用生命投入一份事業的南美理想主義者的描繪，讓南美洲在它筆下呈現出浪漫的生機，在加萊亞諾的文學里，南美不是歐洲中心論的附庸，南美的文學趣味也不跟隨歐洲人、美國人的趣味流動，南美根據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建立屬于自己的文學趣味，一種扎根在歷史深處、與殖民和反殖民、現代化和反思現代相伴相隨的文學主張。在這里文學不是遠離現實政治的烏托邦，文學的性格恰恰是在現實政治中熔煉。如果說博爾赫斯象征著一種逍遙的美學，加萊亞諾則代表著南美的另一面——對苦難和革命毫不回避的冷峻書寫。

因此，如果要深入南美文學，既可以去讀鼎鼎大名的博爾赫斯、馬爾克斯，也不妨走進加萊亞諾的文學世界。在那里你會讀到一代人的抗爭與挫折，也能領略南美文學扎根于平民主義的一面。作為平民文學的倡導者，加萊亞諾無愧于“拉丁美洲的良心”這一稱謂，很多時候，在面對并不人道的事情時，輿論保持了近乎愚蠢的沉默，而這時，“站在人這一邊”抗爭的聲音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