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屋里的琴聲》，高巧林/著，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30.00元

早在2012年，在一篇題為《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問題》的論文中，方衛平教授曾通過對諸多作品的例證、分析后指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致命癥結在于“缺乏文化，或者說，缺乏有穿透力的文化思考和有厚度的文化內容”。如今，七八個年頭過去，原創兒童文學所呈現出的題材選擇全面覆蓋、敘事方式多維探索、語言表達兼收并蓄、童年形象本位強化等征候、趨向，無不體示著這一“致命癥結"的逐漸淡化、消解。關于這點，當下的兒童文學格局中，可舉證的作品不少，其中，高巧林最新推出的兒童小說《草屋里的琴聲》便是一例。

這是一個憶態童年故事。住在草屋里的孤兒阿興是村里的孩子王。盡管爺爺曾是江南民間“堂名”戲班班主，但阿興對爺爺身世和“堂名”活動卻知之甚少。一個偶然機會，“我”在阿興家的草屋里發現了阿興爺爺留下的堂名擔和紅木胡琴。此后，在陪伴阿興賣琴、贖琴、學琴、修琴、拉琴、演出過程中，“我”不僅與阿興結下了深厚友誼，而且還見證了阿興從一個邋遢男孩，一步步成長為有信念、有擔當的小男子漢、小琴師的過程。更有甚者，“我”還借此弄清了爺爺作為堂名“慶福班”班主神秘失蹤的來龍去脈，以及兩位民間“堂名”班主戰爭歲月里德高藝精、舍生取義的氣節和精神……

小說敘事層面采取了一明一暗的復線嵌套結構。主線是現實層面“我”所參與并見證的阿興身份轉換、精神成長的歷程；副線為歷史層面“我”爺爺與阿興爺爺作為兩個“堂名”班主惺惺相惜、肝膽相照的藝術、生活交集，以及各自后人從誤會到和解的家族沖突。足見，小說不僅勾連了現實與歷史，而且涵納著童年和成年，具有相對寬廣的生活空間和較為深厚的題旨蘊含。

具體而言，就特定時代童年生活而言，小說至少表達了兩個層面的主題意涵。

首先，童年成長是一種現實生活認同下的自我救贖、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

故事里，阿興是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受惠于爺爺“堂名”班主的良好聲譽和光耀后世的英雄業績，阿興從小就受到了村民們的多方關照。與怨天尤人、窮困落魄的一般孤兒不同，作為英雄后人，阿興自小就坦然接受了命運加諸于自己的種種幸與不幸，以一種積極、樂觀、自尊、獨立的姿態面對生活。也正因了這樣一種現實認同與自我救贖，小說一開始，阿興并非一個“苦巴巴、悲咧咧”、被人欺侮、讓人同情的“苦孩子”，而是一個有個性、有擔當、自尊、自立的“小當家”形象。他不僅是村子里的“孩子王”，而且還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阿興的童年形象設定頗具新意。

當然，現實認同與自我救贖在小說里還僅僅是阿興人物形象的起點。更重要的，還在于這個有著英雄爺爺身份標簽和“堂名”班主藝術基因的懵懂少年此后的生命發展與精神成長。這在小說中，主要是通過阿興拜師學藝、苦練拉琴的一系列情節實現的。

通觀整個故事，阿興和“我”學拉胡琴，固然有孩子本能的好奇感、好勝心因素，有源自祖輩的親情感召與琴師的藝術引領，但最根本的，其實還是兩個孩子內心深處想通過琴藝而發現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的渴望。這是他們行動最根本的內動力。

也正是基于這樣熾烈的內在渴望，加之李天港老師、趙老師的鼓勵、引導，阿興、立秋才能夠完成從自發在“劃燈”盛會上亂敲亂彈，到自覺尋師拜師、苦練琴藝的根本性轉變。顯然，這一轉變，對孤兒阿興來說，其實就是一種內在的覺醒。而這種覺醒既是對自我實現的渴望，更是對家族藝術傳統的自覺承擔。至此，阿興已經由一個懵懂少年，逐漸成為有勇氣、有信念、有擔當的小男子漢。

其次，童年成長還是社會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文化傳承、信念接續和精神塑型。

現代童年社會學研究認為，兒童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社會的存在；既是現實的存在，也是未來的存在。歸根結底，兒童和童年一樣都是一種文化存在。這種童年的文化屬性決定了兒童與現實生活的互哺、互證關系。一方面，兒童是包括生育、養育、教育文化在內社會文化的產物。現實生活是兒童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壤；另一方面，兒童作為家庭、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在社會現實、社會文化面前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能動的實踐者、參與者、建構者、創造者。兒童的存在也反證著社會文化的價值，營構著社會生活的豐富，推動著社會文化的發展。不僅如此，兒童基于社會文化的實踐和創造恰恰是童年生活的核心部分，是童年生命形態及其精神內核的本質體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童年之于社會生活的潛在意義是多重的——既有社會意義上的生命代謝、種族延續，還有文化層面的代際傳承、信念傳遞，更有精神層面的心靈熏染、人格塑型。而所有這一切，都是通過童年生活的特定內容形態實現的。

這一點在男孩阿興身上體現得也很充分。

故事里，無論阿興，還是立秋，他們都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是作為自然人的孩子，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作為社會人的“堂名”藝人的后代。前者的他們有著屬于孩子的自我身份認同、自我心理期許、自我精神渴望，因此，他們對會吹拉彈唱的“堂名”藝術技能有著本能的渴望和膜拜；而后者之于他們，則是一種基于民間傳統文化認同的愿望激活、親情寄托與使命承擔。

于是，故事最后，當阿興在抗戰紀念演出大會上表演成功后，他收獲的就不只是琴藝的提升、身份的獲得，更有心靈的蛻變、品格的升華。當此時，民間藝術的傳承、祖輩精神的延續，都在他的身上實現了。

無疑，這是童年成長的價值體現，是童年精神的熠熠閃光。

由此可見，兒童、童年與社會生活、傳統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互哺關系。一方面，童年固然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有什么樣的社會文化，就會什么樣的童年形態。另一方面，兒童、童年也是社會文化鏈條當中不必或缺的一環，它的存在、成長，也賦予社會文化以活力、自由、激情、創意。因為兒童是未定型的、可能的存在。他的生命發展有著無限的可能性。這其中，傳承、建構社會文化，并接受社會文化的塑型也是童年成長的基本內涵與價值取向。這其中就包括對民間文化、民間藝術的承繼與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草屋里的琴聲》通過阿興、立秋、菊生等孩子拉琴、學藝過程呈現的童年成長形態所體示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生命定律、社會現象，而是童年文化的精神走向與現實法則，其浸潤童心、塑型童年的濡化價值與內化功能從根本上彰顯著童年之于社會文化發展的另一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