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解讀《潛行者》的“區”的概念，英國作家杰夫·戴爾指出庇護所和自由存在于“區”的鐵絲網之后，這是西方人很容易想到的點。無論是現實的怯懦，還是對精神家園的極度渴望，塔可夫斯基超越了個人道德的范疇，他表達的是現代文明的危機。“最尋常的說法，就是關于人性尊嚴的主題，關于尊嚴的真諦，以及一位關于缺乏自尊的人如何承受苦難。”老塔自己的回答給我們指出了一個問題，三個男人都到達了目的地，但他們的價值都在思索中體現了。《潛行者》作為又一部塔可夫斯基的杰作，他用貝多芬的《歡樂頌》作為鋪墊，最后拍攝了潛行者小女兒的特異功能，這是老塔悲觀，或者說悲憫的希望。

《鄉愁》和《犧牲》都是塔可夫斯基在西方拍攝的，他都安排了一個試圖拯救文明衰敗的“瘋子”，塔可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有趴在地上的鏡頭特寫，《鄉愁》是在一個下雪天。塔可夫斯基是一個終生的精神漂泊者，伯格曼給出了最高的評價：“他創造了嶄新的電影語言，真正走進了電影的本質，把生命像倒影、像夢境一樣捕捉下來。”伯格曼的御用演員厄蘭·約瑟夫森出演了這兩部電影里的“瘋子”，或者先知者的角色。這時，塔可夫斯基的御用演員安納托利·索洛尼岑已離世，我個人以為，約瑟夫森并不很貼切塔可夫斯基的角色。

“我們必須回歸生命的真諦”，瘋子在廣場的演說是塔可夫斯基難得一見的有力的對抗，盡管《鄉愁》往往被人聯想一個背井離鄉的俄羅斯人的鄉愁。塔可夫斯基與人合作過一部在意大利拍攝的紀錄片《在時間中航行》，記錄了他考察萊切古城的經歷，他試圖把意大利的城市鏡頭融化在俄羅斯人的血脈中，這是《鄉愁》的另一個維度。

塔可夫斯基在病得很重的時候拍攝了《犧牲》，電影的名字也寄托了他的某種渴望。拍攝是在瑞典的哥特蘭島上進行的，我去過這個大島，了解海風與參天大樹的意味。塔可夫斯基在這里將他的精神家園畫上了句號。當巴赫的《馬太受難曲》響起，男主人公亞歷山大一把火燒掉了象征著文明崩塌的建筑。他穿著日本浴衣，喜歡日本尺八音樂，這也是塔可夫斯基電影里的東方元素，他將禪意用在了他的精神探索的漫漫長路中，他還對日本俳句深有研究。

塔可夫斯基沒有看到他在蘇聯被抬上神壇的一幕，他小時候患有肺結核，最后是因肺癌去世，這好像又是一種宿命。厄蘭·約瑟夫森說：“塔可夫斯基對人與人之間的真正交流和相互理解持悲觀態度。”

“只有文明才是這個地球上最重要的精華，”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都在強調這一點。老塔葬在巴黎郊外的俄羅斯人墓地——諾沃迪維希公墓，中國人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墓地。

愛他，就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