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色彩學上有個通俗的說法，叫做“紅配紫，賽狗屎；黃配紫，不如死”。如果說青出于藍的話，而紫則生于紅。紅色與紫色相配會靠得太近，不但無法展示兩個顏色各自的特點，反而還有點相沖。所以西門大官人第一次看見宋惠蓮，就問丫環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怎的紅襖配著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著穿。”

對于日理萬機的西門慶來說，他能關注到最底層一個員工的穿著，不是因為什么愛心，而是看見惠蓮長得還有幾分姿色，見色起意罷了。所以對此繡像本作了如此眉批：“見怪不怪方妙，一見怪，則著鬼矣。”可謂入木三分。

宋惠蓮的確有她的過人之處，“生的白凈，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關鍵的問題是“比金蓮腳還小些兒”。張竹坡說她“后來居上”也是指她的三寸金蓮而言，這是西門慶的最愛。除了長得好，最要緊的是她還“性明敏，善機變，會妝飾”。所以能成為“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讓她與“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西門慶混做一處，豈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

宋惠蓮與西門慶的情事來得快，去得也急，簡直像一場眼花繚亂的煙火。開始也璀璨奪目，也蕩氣回腸，結果卻是一地灰土，狼藉不堪。他們第一次見面，依然是“撞個滿懷”，這是西門慶慣用伎倆，與李瓶兒也是如此勾連。乍看起來，西門慶游戲的成分大，“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著用。’”張竹坡據此認為，西門慶對宋惠蓮“純以財動之，便非金、瓶一類矣”，好像潘金蓮和李瓶兒比宋惠蓮道德更高尚些。而宋惠蓮也的確是見錢眼開，聽了西門慶的話“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直到西門慶讓玉簫送了一匹藍緞子給她，她才欣然同意。

且慢，如果用財色交易或者始亂終棄來形容這段感情，也未免不可，但是細細看了，卻也有點太武斷了。盡管宋惠蓮的死跟西門慶背后的運作有直接關系，但我個人覺得，在整部《金瓶梅》里，真正讓西門慶動情的只有兩個女人，一個是李瓶兒，一個就是宋惠蓮。宋惠蓮因為丈夫來旺兒遞解原籍徐州為民，又被孫月娥羞辱而自縊身亡。西門慶聽說后，只淡淡地說道：“他恁個拙婦，原來沒福。”繡像本的眉批認為，西門慶只淡淡一語作結便了，是因為西門慶根本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我覺得事情遠非那么簡單，一個“拙”字，蘊含了西門慶多少的惋惜和無奈！這和吳月娘說她“原來是個傻孩子”其實是一個意思。如果結合后文來看，則更能見其真意。在隨后的第二十八回里，潘金蓮丟鞋，命丫環秋菊去找。秋菊竟然在藏春塢西門慶的暖房書篋內發現和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放在一處的，竟然是宋惠蓮的一只大紅四季花緞子白綾平底繡花鞋。所以張竹坡認為：“一收鞋，則（西門慶對）惠蓮之遺想又不言而盡出矣！”

二

對宋惠蓮這樣的女人，明顯看出作者是飽含同情的，甚至可以說她是作者僅有的最尊敬的人。她很貪也很大方，很浮浪也很忠誠，很輕浮也很有才，很輕賤也很剛烈。她可以負人但絕不害人，她可以越軌但保有底線。對敢于擊穿她底線的人或者事兒，她會憤然而起，甚至以死相爭。在整部《金瓶梅》里，敢當面怒罵西門慶的也只有她一個卑賤的女人：“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

宋惠蓮也是個有情有義的女人。她原來是嫁與廚役蔣聰為妻，后來雖與來旺言來語去暗通款曲，但在蔣聰因和一個廚役廝打被人戳死在地事件中，宋惠蓮并沒有撒手不管，而是反復央求來旺兒去找西門慶說項，差人捉住殺人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的命。直到為蔣聰報仇雪恨，她才嫁給來旺。可見她對蔣聰還是有感情的。

老公來旺兒被潘金蓮慫恿、西門慶設計關進提刑所后，宋惠蓮幾次三番在西門慶面前替他求情。但西門慶架不住潘金蓮攛掇，也多次改變主意，最后導致來旺兒被押解發送回原籍徐州為民。面對這樣的結果，宋惠蓮毫不遲疑，只有以死抗爭。對于宋惠蓮的死，如果僅從文本上理解，確實會有很多歧義。有人說是死于西門慶對她的欺瞞，有人說是死于孫月娥對她的羞辱。其實，哀莫大于心死，她是可憐來旺兒，覺得不應該這樣暗算他：“我的人啊！你在他家干壞了甚么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里。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所以自從來旺兒走了之后，她“每日只是哭泣，粥飯也不吃”。以至于連潘金蓮都感嘆道：“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卻拿甚么拴的住他心？”

宋惠蓮的悲慘結局，當然也與自己的性格有關，她有其淺薄的一面，也有遏制不住的表現欲。對于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來說，她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與西門慶幾個既無衣食之憂，又無柴米之累的妻妾相比，她的所謂過分，又算得了什么呢？從沒有可以合適搭配的衣服穿，到頭上戴滿“黃烘烘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似乎是鯉魚跳龍門了，其實也不過是“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里進去，分與各房丫鬟并眾人吃”而已。而李瓶兒的一個拔步床就值百多兩銀子！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秩序，是講究尊卑有序，莫非出自底層的人稍有僭越就是大逆不道？

宋惠蓮有自己的追求，也有相當的能力，既上得了廳堂，也下得了廚房。你看她燒豬頭的手藝，真如庖丁解牛，一氣呵成，簡直是一門藝術。“只用得一根長柴禾安在灶內，用一大碗油醬，并茴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里。”

宋惠蓮短暫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也是出彩的一生。看她蕩秋千那一段，再想到很快跌落成塵，確實令人扼腕可惜。“這惠蓮手挽彩繩，身子站的直屢屢的，腳跐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秋千飛在半天云里，然后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卻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

不管是誰討論金瓶梅，最繞不開的人除了潘金蓮和西門慶，就是宋惠蓮了。因此有論者說，宋惠蓮永遠活在了文學史里。

三

明朝正德皇帝武宗是個頗有爭議的人，關于他在“豹房”恣意淫亂，嬉游荒政的傳說更是不絕于耳。更有史書說他“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即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民間苦之”，以致于“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

不過，從真正的歷史來看，武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不管是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都頗有建樹。

其實，明朝所謂世風的“敗壞”與皇帝本人的行為關系不大，而與當時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有關。武宗朝的經濟政策比較開放，特別是對商業貿易的鼓勵態度，使得商業持續發展，尤其是京杭大運河兩岸，百業興旺，商埠星羅棋布。明朝的經濟繁榮，商業臻于極盛，也和武宗開放的經濟政策帶來的刺激有關。這從《金瓶梅》的文本里也能看得出來，雖然當時的中國還深陷在農耕文明里，但從頭到尾，在這本書里幾乎沒見一個農民。來旺兒被發回原籍做一個農民，竟讓宋惠蓮羞憤致死。可見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已經在商業經濟的沖擊下發生了嚴重的傾覆。

商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帶來觀念的更新和個人自由的擴張，人們爭取個人權利的意識抬頭。所以只有在這個大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誕生《金瓶梅》這樣偉大的作品和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宋惠蓮這樣敢于追求性自由和個人感受的人物。這些人物不管處在上下尊卑哪個位置上，即使活得塵土滿面，也都很賣力，有著自己堅定的目標和結結實實的人生。其實從本質而言，社會發展的目的，就是人性的不斷解放。《金瓶梅》追求自我個性的張揚，敢于對傳統封建道德的束縛提出挑戰，是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

也有人說，在整部作品里，除了看見性，就是看見錢。的確，宋惠蓮委身西門慶主要也是為了錢。似乎作者對金錢也是持一種否定態度，所謂“世上錢財，乃是眾生腦髓，最能動人”。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夠抵抗超越社會、超越經濟的封建權力的，唯有金錢。對于老百姓而言，金錢也是他們的救贖。導致社會沉淪的，是金錢的操持者而非金錢本身。而給人體面、尊嚴和自由的，依然是金錢。

所以，如果完全用傳統的道德觀念評價《金瓶梅》和宋惠蓮等一干人物，別說我們的思想跟不上時代，可能與五百多年前的明朝的人相比都是落后的。所謂“人心不古”，也能從這個角度來作反向理解呢！

邵麗，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現任河南省文聯主席，河南省作協主席。著有中篇小說《明惠的圣誕》、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等。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