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一個只需關心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的“小時代”，時代在呼喚更多具有時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出現。因此可以說，能不能寫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文學新人，既是當前乃至未來文學的重要使命，也是對處于民族偉大復興和全球危機共存的中國作家的重要考驗。 

一

縱觀中國當代文學史，不難發現，青年形象的塑造總是最能折射時代變化的脈動，同時也總是最能表現變換著的時代精神。青年形象與其所處時代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互文關系。這種狀況的出現，與青年形象的現代性內涵息息相關。青年最能感應時代的變化，也總是能開風氣之先。比如說1949年以后，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總是與革命青年聯系在一起。1956年前后的“百花時代”，青年總是率先舉起反官僚主義的大旗，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同樣，青年也總是容易沖動從而犯下或大或小的過失，因此在1978年前后，青年曾一度作為被懷疑和被審判的對象，浮出地表。像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中難以馴服的青工杜兵和《赤橙黃綠青藍紫》中的玩世不恭的劉思佳，都是作為現代化意識形態“詢喚”和“規訓”的對象出現，成為現代化的建設者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他們未來命運的最好注解。

從對“文革”意識形態的懷疑，到人生道路的迷惘，到最后被“詢喚”到現代化的建設中來，這是當時青年新人形象塑造的演變軌跡。在這當中，懷疑和迷惘針對的是“文革”意識形態，朝向的是現代化意識形態。這一狀況在80年代中期出現明顯變化。難以被現代化意識形態“規訓”的叛逆青年形象，曾一度占據文學特別是小說創作的突出位置，叛逆青年的出現，表明的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裂縫與危機。這一叛逆形象，經由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洗禮逐漸出現分化，其中一部分被納入到市場經濟的秩序中來，成為市場經濟的弄潮兒形象，王朔的小說顯示出來的正是這一時代趨勢。另一脈絡，則是“邊緣青年”的形象譜系。其帶來的是一種失敗者的精神氣息，但因其反叛的姿態，故而常常顯示出某種悲壯色彩。寧肯的《沉默之門》《蒙面之城》是其重要代表。

這種情況，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有明顯的變化，那就是邊緣青年的形象逐漸被“失敗青年”所取代。雖然說邊緣青年和失敗青年，他們的人生都帶有失敗者的氣息，但“失敗青年”關涉或指涉的更多的是個體性，他們的人生大多只是關涉一己的命運，而不再或很少具有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寓言色彩。他們的失敗處境，更多是全球化的語境所造成的，這使得他們的人生多少帶有個人命運悲劇的特點，悲慘、悲劇、悲催和凄惻，但不悲壯。這是此一時期“失敗青年”形象的總體特征，比如蘇小枚（文珍《衣柜里來的人》）和溫小暖（馬小淘《毛坯夫妻》）等。他們的失敗是個人的失敗，或者說更多關乎個人的選擇；另一種選擇下，他們的人生可能就別有洞天。這種“失敗青年”形象，一度成為“80后”作家的代際特征。關于“80后”文學寫作，一直以來多在“失敗青年”這一形象上被認知，所謂成長的創痛、自閉傾向、自我逃避和沉迷內心等等，是這類形象的主要精神特質。與這類形象特質聯系在一起的作家，有文珍、孫頻、蔣峰、顏歌、張躍然、馬小淘、蘇瓷瓷、七堇年等。

二

近幾年，青年形象的塑造有了明顯的變化。這一變化，當然首先是指“80后”作家們的轉型以及更年輕一代作家的崛起。較之“80后”作家的創傷書寫情結，“90后”作家的寫作更多溫和、更多理解和更多內斂，他們的寫作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不同于“80后”的整體氣質。這種新的氣質表現在“90后”作家筆下的青年形象身上，稱他們為“文學新人”似乎并不過分。

當然，這一“新人”氣質并非“90后”作家的專屬，而毋寧說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出現的新的特征的表征。文學上的經典形象雖多被失敗者形象所占據，經典作家們也一直在努力塑造文學新人，比如說魯濱孫（笛福《魯濱孫漂流記》）、天真漢（伏爾泰《天真漢》）、維特（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覺慧（巴金《家》）和梁生寶（柳青《創業史》）等。一般情況下，文學新人形象多出現于某一社會形態的轉型期和上升期，在之后的穩定期或衰退期，失敗者或“多余人”的形象會日漸增多。這似乎已為中外文學史所證實。此一情況，在“晚期現代性”的今天，似有不同。全球化的高歌猛進，曾一度讓中國的青年們迷惘、挫折和無所適從，同時也帶給他們無數新的機會、機遇和挑戰。全球化的復雜性，某種程度上形塑了今天青年形象的整體形貌及其精神氣質。近年來，青年形象的精神內涵朝著豐富多樣和復雜立體的方向發展，他們不僅意識到鐫刻在自己身上的精神危機，還嘗試展開精神上自我救贖的努力。比如路內的《十七歲的輕騎兵》《霧行者》，其中的青年形象雖大多表現出叛逆、游離和自由自在的狀態，但其實處于隨時被接納入全球化的社會分工中去的命運。這些主人公們確實多不成功，但卻又不能僅僅用失敗來形容。他們有執著且有韌性和追求，也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們的人生更多涉及選擇背后的精神堅守。如果說“失敗青年”更多指向社會批判的話，救贖者的出現則是更高意義上的文化批判。

須一瓜的《致新年快樂》中的民間組織“偽幣們”陶醉于非正式警察形象，并不是出于理性的反思，也不是出于經濟的考慮，而更多關乎某種精神上的自救或救贖。這些形象很難再用“失敗青年”加以概括了。經過了個人奮斗后的人生并不總是失敗，但卻仍舊擺脫不了挫折感和深深的厭倦情緒，這使得他們更多表現出懺悔、救贖和文化批判的傾向。類似主題還有北村的《安慰書》、魯敏的《奔月》、石一楓的《心靈外史》、田耳的《洞中人》、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等等。從成長的創痛到精神危機，再到自我救贖，某種程度上構成了90年代以來的文學寫作中青年形象變遷的整體軌跡圖。

今天的文學寫作要想塑造出區別“失敗青年”的形象，就必須思考如何重構或重建個人和社會之間的有效聯系。返回內心當然是文學寫作的必要之環，但返回內心并不是目的，而應是為更好地重回社會作準備。返回內心，是為了更好地重回社會。所以，青年們的懺悔、精神危機以及救贖，都是為了有朝一日以新的和更好的面目迎接社會。

三

就時下青年形象的塑造而言，科幻小說和新生代軍旅小說特別值得關注。在劉慈欣的《三體》和王晉康的《逃出母宇宙》中，拯救世界的英雄主人公多是青年形象。這一現象表明，青年形象常常是作為人類的希望和未來而被認識和定位的，青年形象的現代性內涵若隱若現于文學史中“文學新人”形象塑造的始終。新生代軍旅作家西元的創作也經歷了從失敗青年到文學新人形象塑造的演變過程。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軍人形象的塑造一度遭到嚴峻的挑戰，失敗感逐漸成為彌漫軍營的情緒氛圍，也帶來了個人精神危機和國家安全危機的雙重表征，西元的小說較為深刻地表現了這一心路歷程及其轉變過程。新時代的軍旅新人形象當有新時代的特征，他們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比如《枯葉的海》中的王大心等人，日復一日的搬運水泥，鍛造了他們的粗糲而堅韌的內心。在西元那里，他并沒有一味從宏大敘事重建的角度展開新時代軍人形象的塑造，而首先是從日常生活入手，這使得他的小說走出了一條文學新人塑造的嶄新之路。

對于今天的文學寫作來說，文學新人的塑造似乎已成為一個難題和悖論，我們一方面批評越來越多的青年形象淪落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方面卻又在持續不斷地擁抱文學寫作中的微小敘事，這一難題的出現當然與宏大敘事的瓦解密不可分，但如果僅僅歸咎于此，則又是對問題癥結的回避。聚焦日常生活的微小敘事同樣也可以塑造具有時代精神的文學新人形象，西元的創作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點。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一個只需關心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的“小時代”，社會階層的日益分化和全球性議題的不斷凸顯，越發使得能有效凝聚廣泛共識的宏大敘事的提出與重建這一命題顯得重要而重大：時代在呼喚更多具有時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出現。因此可以說，能不能寫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文學新人，既是當前乃至未來文學的重要使命，也是對處于民族偉大復興和全球危機共存的中國作家的重要考驗。從近些年的文學創作來看，我們有理由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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