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的中國公共藝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顯著的變化是非常普及，而普及的原因是因為社會的重視，而社會的重視是因為有了公眾的需要，所以，很多公眾場所都在利用公共藝術來裝點門面，為具體的場所增加藝術的氛圍，從而吸引公眾的眼球，擴大在公眾中的社會影響，同時獲得超于預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公共藝術遍地開花。尤其是在公眾聚集、流動量大的像商場這樣的大型公共場所，放置一些雕塑、裝置這樣的公共藝術作品，就成了一些公共場所的標配。由此來看，公共藝術應該在美育方面大有作為，但實際并非如此。從整體上看，公共藝術的質量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的良莠不齊的狀態；如果這些問題僅僅是藝術質量的高低、優劣，它對社會的影響可能只是在審美的范疇。然而，有許多公共藝術作品因為牽涉到道德、倫理和社會價值觀等等方面，則對社會和公眾有著巨大的傷害，并影響到整個社會肌體的健康。

前不久網上傳出沈陽一家商場的大廳中心展出了“武松殺嫂”的雕塑，其作品介紹稱“當武松面對如此曼妙的胴體時，除了對于其通奸殺兄的仇恨以外，也應該夾雜著人性的本能欲望。”這里無意就“武松殺嫂”這一雕塑的具體進行藝術上的評價或評論，可是，就作品的具體看是否合適在公共場所展出，則可以明確地說，在公共場所中展示這類作品是不合適的，是很不合適的。所以，它一經出現就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更多是指責雕塑家，卻有失偏頗。顯然，作為具體的雕塑作品，雕塑家在題材的選擇，尤其是對于像武松和潘金蓮這樣的古典名著中的歷史人物及其相關情節的表現，是基于眾所周知故事情節和關聯的人物。藝術家以個人的理解和當下的狀態對此做一些延伸，哪怕曲解，都是在個人化的屬于藝術的范圍之內，其具體可能會關系到藝術家的素養和興趣，也可能關系到藝術家的審美與格調等等，這些都是在藝術家的個人范圍之內。如果這是自我欣賞和藝術探索，或在專業人士的小范圍中的內部交流，都無可厚非。因為它不完全需要遵循公共性的原則。

實際上也是如此。這件雕塑作品在雕塑家的工作室內，像寫日記那樣，是一種私人話語，不會引起公眾的關注或批評，而現在引起輿論強烈反應的是它走出了雕塑家的工作室，進入到公眾的視野，那么，它就面對著公共性的基本原則，就有個向社會負責的問題，這是專業倫理。這一事件的發生不能完全責怪藝術家，應該譴責的是商場。商場作為公共場所的物業所有者，它有權決定放置什么樣的公共藝術作品，放置在什么位置或怎樣放置，卻不能突破公共性的基本原則。公共場所在放置什么樣的公共藝術作品的時候，應該有符合公共性原則的一些基本的選擇——基于教育的、審美的，還是娛樂大眾的等等，都應該有法律、道德、人倫的底線，這可以看出物業所有者或商場經營者的基本的社會價值觀以及對社會的責任和態度。“武松殺嫂”這一作品放在商場這樣的公共場所，因為作品自身的價值觀取向已經不是合適與不合適的問題，而是有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一作品離開了工作室之后，就與公共倫理，道德以及社會的價值觀相悖。顯然，公共藝術所處不同空間范圍所獲得的社會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盡管這件作品還是原來的作品，不管它是如何的造型，如何演繹歷史故事和人物關系，都沒有一些本質的變化，只是因為空間的轉化而有了公共性的問題。

毫無疑問，在公共空間中所出現的公共藝術作品不能違背專業倫理和公共藝術的一些基本的規則，應該符合基本的鄉規民俗，應該考慮到大眾接受的程度，尤其是在公共場所中有未成年人，也有各個不同社會層面上的公眾對于公共環境的基本訴求，無疑，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適合公共人群和公共空間。公共藝術所具有的公共性的普遍性原則，應該是公共性中的公眾的基本需求。商場中出現像“武松殺嫂”中的殺戮，潘金蓮半裸的上身，暴露的性器官，以及人們對于打虎英雄武松的理解和殺嫂的動因等等，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已經不是一個個人化的追求，而是公眾性的問題。因此，公眾性與個人化的藝術創造之間的矛盾，個人的藝術語言與公眾的審美需求，個人的藝術追求與公眾的關系所遵循的一些基本的倫理和道德的問題，都受到了顛覆性的挑戰。就來自《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這一故事而言，中國人對它的認知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范圍，基于性的表達以及殺手的根本動因之間的置換等等，都讓人們感到這種褻瀆是突破底線的一種挑戰，是對公眾道德認知的傷害，顯現了不良的藝術趣味以及在藝術表現上的低俗的傾向和追求。

顯然，這類作品在當代藝術中不是個案。它們離開了私人空間之后，暴露在公共空間之中就必然會在社會的檢驗和評判中成為社會輿論漩渦的中心，形成了藝術難以回避的當下問題。實際上這也暴露出當下藝術創作中博眼球的一種傾向，因為很多當代藝術作品都是在試探底線的努力中尋找突破底線的可能，從始初動因來看，這類作品從一開始就不是為自己創作的，而是在不斷的展覽和交流活動中與公眾見面，那么，當它們出現在美術館、博物館、畫廊、博覽會、展銷會之中，其與公眾之間發生的關聯，除了審美之外，還有倫理和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由此回頭來看像商場這樣的公共空間設置公共藝術品的問題，其關鍵是設立者的文化自覺，應該有基本的藝術水平的評估，應該有公眾接受程度的預判，包括如何提高大眾的審美趣味等等，都有一個社會責任感的問題。如此來看，在諸多環節中，主事者的審美水平和社會責任感就顯得很重要。

當然，社會和公眾對于公共藝術的檢視，應該以一種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各種藝術的形式和表現。可是，這種寬容也有一個基本的底線，但對待像“武松殺嫂”所表現出的方方面面，就不是寬容所能過得去的。因為公眾不能接受這種表現，社會也不能容忍這種低級趣味和不良的審美。所以，在公共場所中的公眾的審美判斷也應該是一種需要尊重的價值觀。如果公共藝術不能考慮到公眾的實際需求以及它的接受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社會矛盾。在社會的整體考量中，如何提升公共藝術的基本水平，以及完善處理好與公眾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當下中國公共藝術發展需要正視的基礎問題，實際上要處理好是相當不容易，尤其是在如今這樣一個娛樂至上的時代，在這樣一種極度消費藝術的時代，我們如何在消費的過程中維護藝術的基本尊嚴，維護大眾對于公共藝術的基本的審美要求，這都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

公共藝術范圍廣，影響大，卻疏于管理和應對，而本質是審美的基礎薄弱。像“武松殺嫂”這樣的雕塑在構建公共藝術環境的時候卻對公共文化環境造成了污染，應該引以為戒。而社會如何來監督與管理公共文化環境，讓文化的風清氣正和自然的綠水青山相適應，從而讓公眾能夠在健康的公共文化環境中生存和休閑，并讓下一代在健康的公共文化環境中成長，那么，藝術置入到公共環境之中應該以寧缺毋濫為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