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一種巧合，有關遠藤周作小說的評價，竟然都脫不開“感動”、“震撼”、“共鳴”之類尋常而又不尋常的字眼。日本作家安岡章太郎說，遠藤周作不是憑借文字取勝，他的作品整體擁有讓人感動的力量。讀完他的代表作《沉默》后，美國作家厄普代克表示，這部非同凡響的杰作，憂郁、冷峻、深沉、雅致，引起心靈深處的共鳴。

實際上，這些評價并不只是巧合，而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讀遠藤周作小說有可能會產生的共同感受。作家張生于日前在上海朵云書院舉行的“穿越人類的愛與悲傷——遠藤周作新書分享與對談”上的一番話，或許道出了個中奧秘。他說：“讀遠藤周作的小說，我們會被其中濃烈的情感所震懾，一下子進入到一個極端的境界。他的小說有一種東方文學或者日本文學普遍缺乏的超越性，其中大部分都涉及人應不應該有信仰，人的存在到底有沒有意義，人活著的價值是什么等形而上學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是非常在意，或者只有在生病或者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才會有所思考的。這些問題會一下子把我們從日常生活中‘切割’出來，讓我們投入到一個不得不應對的場景中。”

由此，我們大致能明白，遠藤周作的小說很可能會給我們的閱讀帶來挑戰，但當我們真正進入他的文學世界，卻會被其深深震撼。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與眾不同。不同于很多作家在尋常、普遍的意義上寫歷史、寫時代、寫日常，作為一個在日本也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有著天主教信仰的現代作家，遠藤周作主要是以寫小說、講故事的方式來傳達自己的神學思考。他卓越的寫作也使得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贊他是20世紀最優秀的作家之一。

他在不同時空下的書寫都貼近我們的情感與生活

格林給予如此高評，自然是基于遠藤周作整體的創作，而不只是他欣然稱之為“戰后日本文學代表作”的《沉默》。作為一位高產作家，收入日本出版的《遠藤周作文集》里的長篇小說就有27部之多。或許是因為他太過特殊，我們在相當長時間里都只是聽聞過，或只是讀過《沉默》。1966年，《沉默》出版當年便獲谷崎潤一郎獎，迄今被譯成13種語言，印行超過500萬冊。即便如此，部分讀者還是通過美國導演馬丁·斯科塞斯耗費近25年籌備、并為他贏得多個獎項的同名電影，才了解、走近這部經典作品。雖然僅只是讀《沉默》不足以讓我們了解遠藤周作創作的全貌，卻也能讓我們大致明白，對我們來說仿佛是披著神秘面紗的遠藤周作，究竟是一位什么樣的作家。

遠藤周作長達30余年的創作生涯，卻遠不是這本短短二百多頁的《沉默》可以涵蓋的。以日本文學研究專家周思的說法，要了解遠藤周作從早年的《沉默》到晚期的《深河》其間的思想歷程，就很有必要讀讀他的其他作品。日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的《死海之濱》《武士》《我·拋棄了的·女人》《丑聞》，以及五年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海與毒藥》，都是他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

小說《死海之濱》在雙重時空下展開，由“朝圣”和“群像中人”兩條敘事線索交替進行。在第一重時空里，遠藤周作重構了當年耶穌受難的故事。在現代的時空下，40多歲的“我”對自己的信仰一直有所懷疑，他之所以想到耶路撒冷，是因為在這里遇到了自己讀書時期的朋友戶田，他們同時回憶起曾經他們共同認識的一個外號叫“耗子”的人。這個人在日本教會學校里做輔導員，但他又分明沒有堅定的宗教信仰，甚至可以說非常軟弱，被關入納粹集中營后，為了能夠活著，他不惜使用一些欺騙手段讓自己在醫務室工作，當別人向他求助時，他絕少幫忙。但在被押走準備赴死之前，他把自己手里的面包送給了一個小孩。

應該說，“耗子”并非小說里的主要人物，但以張生的理解，恰恰是從他身上，比較能看出遠藤周作寫作人間性或世俗性的特點。“他很多時候都是寫介乎于有信仰與沒信仰，勇敢與懦弱，卑鄙與真誠，慷慨與吝嗇之間的人。他們有時可能會被感動，會產生一些信仰，但有時因為生活壓迫也會放棄一些信仰。”

張生表示，遠藤周作之所以是個偉大的作家，是因為他超越了具有宗教背景的多數作家對于信仰毫不猶豫的肯定，“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具有非宗教色彩的作家，他只不過采用了一些和宗教有關的題材和背景來講述自己對于人生，對于信仰，對于人活著的意義的理解。”

遠藤周作小說里體現出來的這些特點，與他的生平經歷多少有些關系。他1923年生于東京巢鴨，三歲時隨父親遷往中國大連居住。十歲時，因為父母離異，他與母親、兄長返回日本。1944年，遠藤周作考入日本慶應大學文學部預科，但因為父親命令他改讀醫學系，遠藤周作與之決裂。失去生活保障后，他不得不輾轉在朋友家借宿，邊做家教謀生。后經哲學家吉滿義彥的介紹，入住其兼任舍監的白鳩寮。在吉滿的影響下，他耽于閱讀法國思想家馬里旦的英文著作和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作品。后來，他又結識了作家堀辰雄，在其影響下，成為一名狂熱的文學青年。大學畢業前夕，他撰寫了關于堀辰雄的評論《諸神與神》，在角川書店的文學雜志《四季》發表，遂以評論家的身份登上文壇。1950年6月，遠藤周作作為戰后日本最初的留學生赴法留學，在從橫濱到馬賽35天的海上旅程中，他決定與其做法國文學的學徒，不如學寫小說。他于同年9月正式進入里昂大學學習，學習生活剛開始可謂順風順水，第二年，他還到他格外推崇的法國作家莫里亞克寫的小說《黛萊絲·臺斯蓋魯》中的背景地蘭德地區作徒步旅行，但不久后，他身體出了狀況，在病情惡化后，不得不于1953年1月底回國治病。在此期間，他屢次對自己的信仰產生猶疑和矛盾，這在他寫于1955年，獲第三十三屆芥川文學獎的小說《白種人》中已有體現，更是在他后來的寫作中反映出來。

可想而知，遠藤周作的留學生涯雖然短暫，卻也加深了他對東西方文化，尤其是對日本文化的理解。事實上，正如學者羅崗所說，遠藤周作深受現代西方文學影響，并且傾心書寫同時代日本作家少有涉及的形而上命題，但他無論寫什么類型的小說，都把它們深刻地鑲嵌到他對近世以來日本命運的思考上。遠藤周作的卓越之處還在于，像周思說的那樣，即便是對宗教信仰與日本文化不熟悉的讀者，讀他的小說也不會感到特別隔膜，因為他在不同時空下的書寫都貼近我們的情感與生活。“比如在他出版于1980年《武士》中，他如此描寫那位在他鄉思念故鄉的武士：‘武士想起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在雜樹林中和百姓們砍樹當薪柴的每一個日子。斧頭砍在樹干上的尖銳聲音在開始落葉的靜寂樹林中擴散。’隨后他寫武士對他的隨從說，再稍微忍耐些！遠藤周作用這樣一種讓讀者得以回味的方式，讓讀者自然感受到武士沉默的個性和隱忍的性格。作為一個文學家，他不是用理論或說教，而是用一些精到的細節描寫去感染讀者。”

而遠藤周作以主人公旅行拉開小說序幕，讓他們通過一場旅行或者一場行走發現自我的小說設計，因為契合全球化背景下人們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確如張生所說，易于引起當代讀者的共鳴。事實上，當遠藤周作在《武士》里寫德川幕府時代在小山村長大的武士長谷倉，為完成藩主交付的任務，從海港出發去墨西哥的旅程時，他多半會想到自己曾經歷的留法旅程。

而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這一主題始終在遠藤周作一貫書寫的宗教信仰的主題下潛藏著，這也是讓張生讀遠藤周作的小說會覺得代入感非常強的地方。因為中國和日本一樣，在與西方文化接觸的早期，也有過宗教和文化上的沖突。從這個角度，遠藤周作的寫作，也可以給我們提供一面鏡子。

他剖析丑惡，但依舊演奏愛與信念的低音

遠藤周作自創作之初，就于罪與罰的主題有自己的反思與洞見。在他出版于1957的長篇小說《海與毒藥》中，他意識到，沒有信仰，個體只是在自己的內部尋找罪感，罪的意識只會變得模糊并最終消失，從而無法得到最終的救贖。小說以二戰期間日本九州大學醫學院用美軍戰俘做活體解剖這一事件為素材寫成，故事分為“海與毒藥”、“受裁判的眾人”、“到天亮之后”三個章節和若干小節，以不同角色為第一人稱，深入剖析了事件中的主人公，并將他們置于集體與社會之中，展現其心理。小說里研究生勝呂，作為醫院集體性的行為中的一分子，雖然對這般不人道的實驗感到無法理解與認同，但還是順從了集體行為。在遠藤周作看來，受日本實用理性文化的影響，勝呂顯然缺乏主體對道德的自省。他就是要深入剖析這種埋藏于人性深處隱秘的罪惡。他的“大眾小說”系列代表作之一《丑聞》里的主人公也叫勝呂，是一位暢銷書作家，他在某日意外目擊與自己有著同樣面孔的人出現于眼前。那人面目可憎、丑陋下流。與此同時，有關勝呂出入風流場所的流言四起，為揪出幕后之手，他開始追尋真相。某日，他應神秘夫人之邀前往賓館，將雙眼貼上房間的門洞，只見一個貪婪的男人正攀附在熟睡的少女身上。當男人轉過臉龐，勝呂驚覺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

小說最初命名為《老人的祈禱》，書名本身即傳達了本書意圖表達的思想內核。勝呂在必須與自身丑陋的軀體共存時，又同時被潛意識所壓抑的欲望所折磨。在雙層的重壓之下，他的“惡”從身上剝離，形成另一個制造“丑聞”的自我。如有論者所言，遠藤周作在本書中最大的目標仍是要探討人，對于他而言，“人有善惡兩面，既可選擇善行，亦可選擇惡行，人類就是這樣一種不安定的存在”。

盡管如此，遠藤周作還是會讓人物在絕境中演奏“愛”與“信念”的低音。在《我·拋棄了的·女人》中，遠藤周作創造了森田蜜這個現代的“理想女性”——一個被自私的男人拋棄卻用愛照亮麻風病人世界的“圣女”。遠藤周作顯然偏愛這個女性人物，他大部分作品的中文譯者林永福說，其多部小說中均出現與主人公森田蜜同名的角色，而且當他問遠藤周作最喜歡自己哪部作品時，得到的答案里便有被視為大眾小說的這一本。或許就因為如林永福說的那樣，“森田蜜的生命正是愛的形態，看她的人生，或許我們也會察覺到人性的低落，發現利己主義的丑惡，從而反省、思索應如何度過今后的人生。”

遠藤周作于他離世前三年，即1993年出版的晚期作品《深河》，就是這樣一部深沉的反思之作。小說里，一群有著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年齡各異的人們，懷著各自的苦惱和疑惑踏上了印度之旅。磯邊老人受妻子臨死前的囑托前往印度尋找她的來世；成瀨美津子為找尋自己曾經拋棄卻又一直默默追隨著的教徒大津；童話作家沼田打算深入感受印度的大自然并在恒河圣域放生鷯哥；老兵木口想在印度佛教寺廟為戰友和印度敵兵做法事；三條夫婦則選擇在印度度蜜月。他們各自獨特的“物語”隨著旅途的行程而平緩地展開。

最后，這些人物都被“深河”強烈震撼，尤其是當見到背負年邁力弱的異教徒“賤民”前往恒河的天主教神甫時，他們仿佛在剎那間尋找到了生命的真諦。美津子在小說結尾說的一番話，道出作家的心聲：“能夠相信的是，各色各樣的人背負著不同的辛酸，在這條深河里祈禱的光景。河流包容他們，依舊流淌。人間之河，人間之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