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錦西衛》是首部集中反映抗戰初期東北民眾奮勇殺敵的抗戰長篇小說。小說重點思考戰時個體在善與惡、樂觀與消極、回擊與屈從之間的選擇徘徊，既贊美戰爭中人性光輝的一面，也暴露人性扭曲陰暗的一面。反思戰爭也是周建新詮釋抗戰的一種方式和審視抗戰的一個手段，本文主要從戰爭愛情、家仇書寫、日軍謀略三方面解讀小說的反思力度。

關鍵詞：周建新 《錦西衛》 敘事 人性反思

戰后50多年受“八年抗戰”提法影響①，導致東北淪陷前期長達六年的抗日并未進入作家視野，遮蔽的歷史記憶在新世紀迎來了關注的契機②。

2019年《當代》第5期刊登了遼寧籍滿族作家周建新的長篇小說《錦西衛》，這部以錦西保衛戰為背景的抗戰小說不同于以往全景式的寫作模式，而是從不抵抗與反抗的角度完成對遼西抗戰歷史記憶的另類訴說。

一、抗戰敘事的新路徑

抗戰14年分為局部抗戰和全面抗戰兩個階段，一直以來對局部抗戰的文學敘事都比較薄弱，《遍地鬼子》《咆哮的鴨綠江》等作品雖對這一時間段內東北民眾的被蹂躪與抵抗有精彩呈現，不過因敘事時間跨度較大，對日軍入侵東北初期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來自民眾自覺抵御的描寫并未得到充分反映，而周建新最新長篇《錦西衛》恰恰填補了抗戰初始階段敵我雙方的交鋒空缺。

首先“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說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對時間因素加以戲劇性地利用的”③，《錦西衛》的敘事時間專注于抗戰發生階段，故事始于1931年夏天張天一回家探親，止于1932年清明后收復葫蘆島軍港，中間線性穿插了“九·一八”事變經過、毓寶臺渡口爭奪戰、張天一抗日募捐、大凌河保衛戰、錢褡子嶺防線崩潰始末、圍剿古賀聯隊、光復錦西縣城、收復連山驛和葫蘆島軍港等抗敵事跡，緊湊的敘事時間延緩了故事展開的“速度”，更細膩地呈現了抗戰發生階段人們對侵略之敵的真實心態。小說也并未始終按照自然時間秩序來講述歷史，時有插敘打破自然時間流，使得小說故事時間得到不斷延伸。如第一章“借兵”就回顧了縣長孫國棟在錦西縣執政五年間引入日本技術，合資成立電報電話局、碼頭、醫院的過程，為后來的故事埋下了伏筆。

其次，周建新將故事敘事空間放在錦西，一方面與他一直以來把“遼西走廊作為他的創作的原鄉有關”，因為他的小說“幾乎每一篇都是以遼西地域為背景而展開”④。而主要原因是遼西走廊作為東北連接內地的交通要道，把錦西作為日軍侵占東北向南推進的前沿陣地，既暗含了日軍對華北乃至全中國的進犯之心，也謳歌了東北民眾阻擊日軍南進的決心。而且錦西民眾英勇不屈的抗敵信念讓錦西縣成為了“九·一八”之后東北第一個從日軍手中收復的縣城，它不僅僅是一座城，更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符號。

第三，周建新在敘事策略上也注重求新。據周建新透露，《錦西衛》從構思到完成前后用時近20年，在對地方史志和民間口述歷史的沉淀中，他不斷在思考如何從更高的層次去詮釋抗日戰爭，即如何勾勒出抗戰初期歷史應有的豐富性。

選取張學良警衛員作為故事核心人物與張笑天《抗日戰爭》的寫法頗為相似，巧妙地將張學良、北大營，以及錦西縣三個獨立的故事單元融為一體，并用張天一警衛、軍官、民眾的三重身份視角見證戰爭的醞釀、發生、防守與還擊。張學良作為抗戰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在小說中并未正面出場，不過他對戰爭的態度全部體現在張天一的人生際遇之中。例如張天一打下葫蘆島軍港之后并未盼來張學良的軍艦，勝利的喜悅瞬間化為荒誕的虛無，他意識到“少帥不敢和日軍碰硬，自動放棄對葫蘆島軍港的控制權，哪怕軍港連一艘日本的漁船都沒有，少帥也不敢派一兵一卒來”⑤。

面對日軍對東北的公然侵略，來自官方的“不抵抗”政策與來自民間的頑強抵抗態度構成了抗敵陣營內部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現象在以往的抗戰小說中雖有涉及，但多數是從14年抗戰的宏觀角度去敘述反思的，抗戰陣營內部矛盾在抗戰初始階段是如何展開的并未得到全面書寫。例如《抗日戰爭》（張笑天）只寫了官方的不抵抗態度，《音樂會》《咆哮的鴨綠江》僅專注于抗聯反抗。基于此，周建新將不抵抗與抵抗的民族內部矛盾集中放在抗戰初期的歷史中來寫，《錦西衛》前半部分集中寫“不抵抗”大撤退造成的屈辱與傷亡，后半部分側重寫“抵抗”給日軍造成的重創與教訓，兩極化的鮮明對比展現出東北最終徹底淪陷為日軍殖民地的根源所在。

“不抵抗”政策是從兩個層面揭示的：一方面從張學良發布不抵抗命令入手。作為左右東北戰局的關鍵人物，張學良在《錦西衛》中隱藏于風譎云詭的時局背后，他是以不抵抗撤退命令的發布者角色存在的，而北大營被輕松攻破以及沈陽快速淪陷就是指令被東北軍嚴格執行的最好例證。小說從歷史細微處再現命令在基層軍官執行中的嚴苛甚至教條，如北大營旅部趙參謀長已知日軍開始進攻北大營，在聯系旅長、張學良無果后，并未下達作戰命令，而是堅定執行“原地待命，不得反擊”的指令；北大營第一軍械庫中校軍械官堅決執行“勿發一槍一彈”的旅部命令，且毫不猶豫地射殺強行搶槍的士兵，以儆效尤，然而軍械庫防守被日軍輕松攻破，“七旅最重要的槍械庫，弟兄們用鮮血都沒有換來，卻被輕而易舉地拱手相讓了”⑥。

另一方面從張天一參戰視角切入，用親歷見證不抵抗指令給士兵與民眾造成的無端傷亡和流離失所。北大營9月18日晚日軍的屠殺場面讓張天一觸目驚心，621團一營的部分士兵要將命令執行到底，被日軍活活燒死在營房內；620團營房內外一片血腥，嗜血的刺刀伸向了最忠于職守的且躺在床上的東北軍士兵。沈陽淪陷后成了“人間的地獄，漢奸的天堂”⑦，逃亡的民眾被日軍擋在毓寶臺渡口，落魄的人群已難分出窮人和富人，連填飽肚子都成問題，一頓免費飯就讓饑餓的人群感激涕零。

“抵抗”的決心是通過錦西保衛戰呈現的。此戰特殊之處就在于作戰主體是錦西的一群“烏合之眾”，包括民團、土匪、綠林、義勇軍、東北軍散兵、錦西縣警察、采礦工人等，不管是武器裝備、作戰能力與后勤保障，還是紀律性、意志力與凝聚力，都與正規軍無法媲美，但就是這樣一支松散的抗日聯合體，懷揣著打敗敵人保衛家園的意志，成功收復錦西縣城并遏制了日軍瘋狂南進的囂張氣焰。錦西縣西五會會長張恩遠早在日軍進犯錦西之前就扯起了抗日大旗“震東洋”和“錦西抗日救國軍——西五會”，接著縣長孫國棟也召開全縣抗敵誓師大會，激發民眾抗日斗志，此后根據戰斗需要又成立了“錦西抗日救國血盟軍”和“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第34路軍”。錦西保衛戰的成功是對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有聲控訴，也是對日軍燒殺搶掠的無情反擊，錦西民眾用實際行動向日軍發出了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吶喊。

二、撕裂戰時人性

死亡危險與利益權衡撕裂著戰時普通大眾脆弱的內心，反抗與屈從成了人們最為艱難的選擇，也成了人們必須要做出的選擇。周建新說“我想用文學的方式，準確翔實地還原歷史，謳歌英勇不屈以死抗爭的家鄉人民”⑧。不過他并未拘泥于英雄的贊美稱頌中，人性丑陋陰暗面的暴露也是他濃墨重彩的一筆。

錦西抗日聯合體從其誕生起就是一個松散的抗敵陣營，戰火的持續蔓延不斷考驗著每一支參戰力量，積極與消極的二元抗敵態度貫穿戰斗始末。張恩遠的主動出擊與高榮軒的保守觀望代表了錦西縣兩大民團的抗敵意志，面對來犯之敵張恩遠發出了“一腔熱血給誰？給天，給地，給爹，給媽，給國，給家！”⑨的心聲，為支援抗日他幾乎傾盡家私，最后被日軍施以剝皮的酷刑。東五會會長高榮軒雖為民團主力卻始終把選擇中立和保存力量作為抗敵的準則，如防守大凌河時只因東北軍兩個旅臨時撤走，就把自己隊伍的主力也撤到后方；讓兒子高冠雄帶兵阻擊松尾輜重隊，打出的子彈都是被水煮過的啞彈；合圍錦西縣城日軍時，讓所有日軍從他的防區安全轉移到連山驛，使得全殲日軍計劃功虧一簣。

杜清和、劉存起和李樹楨本是錦西縣與官府對抗的三股土匪，錦西危機促成他們與政府一致對外，不過三股力量在戰事推進中出現了分化，其中劉存起和李樹楨成長為保衛錦西的主要力量，而杜清和披著抗日名頭卻做著出賣革命的事情。劉存起身上存留著俠義之氣，防守大凌河與錢褡子嶺，圍剿古賀聯隊，收復錦西縣城，他都一馬當先，六個親人犧牲也未動搖他堅定的革命意志。李樹楨是“血盟軍”中最為可靠的一股力量和一把利器，善于陣地防守與執行秘密任務，其中出色完成了全殲松尾輜重隊的進攻，保證了圍剿戰斗的順利推進。相比而言，杜清和始終蠶食動搖著革命隊伍的團結，讓本就松散的聯合體雪上加霜，他不做賠本的買賣，他的抗日是在利益驅動下做的。例如經不住日軍“一兩骨頭一兩黃金”的誘惑，向日軍出賣了“血盟軍”核心人物張恩遠。

錦西縣的危機、淪陷與收復，讓全縣的非戰斗人員內心猶如坐過山車一樣，經歷了恐懼、絕望與喜悅的心情。對于普通老百姓，活著和守著家產是他們最大的訴求，古賀傳太郎的炮彈把錦西縣城的民眾嚇破了膽，他們央求孫縣長出城迎接日軍進城，同時積極地用白布畫日本國旗；圍剿古賀騎兵聯隊余部時，為徹底消滅日軍，火攻成了最終選擇，不過士紳們的家人堅決反對，“戰場上出現極其別扭的一幕，一百多人奮不顧身到跑到兩軍之間，阻擋著各路人馬攻打教育局和縣政府”⑩。人質中，其他士紳都驚恐萬狀求生心切，唯有縣中學校長曹鳳儀表露出慷慨赴死的坦然，說到“老朽活夠了，高僧說我修煉出了舍利，那就讓我涅槃吧，讓我在火中永生，你們能撿到奇世的寶貝”11。這些都是錦西縣城淪陷與收復過程中出現的細節，如果反觀戰爭初期就會發現錦西民眾也曾擁有一顆抗敵愛國之心，參加過抗日誓師大會，喊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是戰爭的敵強我弱，是內心的忍辱求全，讓他們失去了斗爭勇氣，選擇茍延殘喘。“戰爭是生與死的搏斗，血與火的考驗，愛與恨的交織。人性的善與惡、美與丑，瞬息畢現。”12

非戰斗人員中，孫國棟與伊蘭父女二人最具代表性，一個是錦西縣當政多年的縣長，一個是縣中學優秀的熱血青年，瞬息萬變的戰局，又給他們帶來了怎樣的人生選擇呢？面對日軍將戰火燒到家門口，孫國棟選擇積極抗日，一邊召開全縣誓師大會，一邊命令袁鳳臺抓緊練兵。不過當大凌河戰斗真正打響，袁鳳臺從前線打電話“要錢要糧要彈藥要民夫要藥品”時卻令孫國棟手足無措，因為錦西縣已花掉了十幾年后的稅款，向曹鳳儀索計無果后，不再管前線戰士殺敵流血，而是去縣醫院老情人劉芷芳那里從肉體上尋找短暫的安慰。為錢褡子嶺駐守士兵募捐糧食時，因有人去張羅，無所事事的孫國棟沒去考慮戰爭發展的可能性，而是又一次躺在情人劉芷芳的床上。這一次他被多田“捉奸在床”，直到此時才明白劉芷芳是日本間諜，一切都是給他設的圈套，多田的勸誘、威脅與恐嚇幾乎徹底摧毀了孫國棟的心理防線，特別是張學良讓省公安隊立馬撤出錦西的情報和兒子孫春城被日軍抓為人質的事實。兒子的安全和民眾的夙愿最終壓垮了孫國棟的理智，他選擇了投降，寒風中“手舉一面膏藥旗，帶著縣城里的士紳、商戶、官吏，哆哆嗦嗦地守候著，迎候古賀傳太郎入城”13。從此他徹底從抗日縣長淪為日軍傀儡，茍活于日軍控制之下，在連山驛出任日軍縣長偽職時一個勁地夸治所南遷的好處，以向日軍表明忠心。

當戰火在沈陽燃起時，錦西縣學校里的青少年們也是熱血沸騰，或登臺演講，或上街游行，或要去北京請愿，伊蘭就是學校里胳膊揮舞最高、口號喊得最響的積極分子。她利用其父縣長名義幫助張天一向士紳陳應南等人籌集抗日物資；而當其父拿不出陣亡將士撫恤金時，她慷慨捐出嫁妝，說道“這是我的嫁妝，我第一個捐出來，各位嬸嬸，各位姐妹，他們都是英雄的父母，我們就是他們的兒女，盡我們一生，孝順他們”14。伊蘭的抗日激情在成為古賀聯隊人質之后蕩然無存，猶如羔羊一般無助，除了驚恐還是驚恐。被日軍帶到連山驛后，在其父孫國棟安排下，嫁給了偽政府參事官多田，讓孫家成為了“日滿親善的楷模”15。

戰爭的殺伐、血腥與死亡，在短短四個月內就讓錦西抗日團體與民眾的御敵態度發生迅速更迭，個體都在樂觀與消極，回擊與屈從的選擇之間徘徊，品讀這些人物，“我們會感到這些人身上具有一些多半會把他們帶到某種不可避免的命運、某種不可避免的結局的東西”16。

三 、反思戰爭的三個維度

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引發人們持續思考的新世紀抗戰小說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思戰爭，如《抵抗者》《往生》《吾血吾土》等都用審視的眼光重回抗戰現場。周建新的抗戰反思包含在小說漫長的創作中，更體現在小說故事的方方面面，這一節從戰爭愛情、家仇書寫、日軍謀略等三方面解讀《錦西衛》的反思力度。

一直以來書寫戰爭愛情也成為了控訴戰爭的一種方式，甜美中的苦澀總會給戰爭賦予不一樣的內涵。《錦西衛》的愛情敘事基調是傷感的，不管人們對愛情如何忠誠，對愛情又如何火熱，都擋不住一場猝不及防的戰爭所帶來的悲劇結局。如果日軍沒有進攻錦西，伊蘭一定會嫁給曹覺知，但戰爭打碎了他們走向婚姻的步伐，肩負保護文物使命的曹覺知放下甜美愛情在明性寺出家，曹覺知沒有告訴伊蘭出家的實情，伊蘭哭泣與傾訴所引起的憐愛也被他用不絕于耳的木魚聲所掩蓋，有聲的挽回與無聲的回應結束了兩人的愛情。伊蘭與張天一的愛情有兩次轉折點，一次是曹覺知出家為僧，在這之前伊蘭對張天一僅停留在對英雄崇拜的層面，面對張天一的瘋狂追求她始終保持著一份理智與矜持，曹覺知的離去讓兩人情感得到迅速升溫，但不久伊蘭就成了日軍人質，火熱的激情被化成無盡的擔憂與思念；另一次是伊蘭嫁給日本人多田為妾，這徹底終結了張天一對兩人的愛情幻想，曾經的疼愛全都化作疑惑、化作仇恨、化作憤怒，而伊蘭的愛情憧憬也走進了人生低谷。當婚姻成為赤裸裸的交易，結局也是悲哀的，張月娥的愛情因為戰爭成了錦西參戰勢力較量的砝碼。高榮軒兒子高冠雄以迎娶張月娥為條件出兵防守錢褡子嶺，張恩遠被逼無奈，只能棄張月娥與劉天柱的婚約不顧。當然聯姻也沒有換來高家積極抗日的態度，對日軍一味地曖昧與中立得到的是新縣長劉存起的瘋狂報復，這也給張月娥的婚姻蒙上了凄涼之感。

將家仇置于民族危機之上，是《錦西衛》的精彩一筆，塑造出了為一己之私把錦西安危置于日軍屠刀之下的崔黑子，錦西縣淪陷與日軍全身而退都是他的“杰作”。日軍加速進攻錦西縣，讓崔黑子為父報仇的計劃也變得更為迫切，蟄居高榮軒家20年，殺掉仇人土匪杜清和已無可能。特別是杜清和殺了六個日軍俘虜成為抗日英雄之后，崔黑子感到更為棘手，于是“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腳”17，決定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杜清和。他攛掇高鳳軒從錢褡子嶺撤兵，搞得“血盟軍”內部一團糟，致使錢褡子嶺隘口只剩杜清和指揮防守，這是崔黑子最愿意看到的，但他沒想到的是日軍幾炮就嚇得杜清和撤回香爐山。他借刀殺人的心愿沒達到，反而在實施過程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同時讓錦西縣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他與劉芷芳建立私情后，出賣“血盟軍”司令袁鳳臺的行蹤，給劉芷芳實施毒殺計劃創造了機會，讓古賀聯隊長驅直入順利地占領了錦西縣城。事情敗露后和劉芷芳一起逃走并到多田手下辦事，成了多田的得力助手，錦西縣城日軍成功突圍就是他的“功勞”。小說結尾處理得較為戲劇性，杜清和也投靠了日本人多田，崔黑子的復仇計劃又會如何上演已不得而知，不過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物，一點微不足道的私念，一種打破常理的復仇，讓崔黑子成為了反思錦西保衛戰的一個切入點，戰爭的傷害來自敵軍的強大，也來自抗敵陣營內部人員叛變造成的流血，每一個犧牲的錦西民眾，叛變者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處理日軍形象周建新顯得比較從容、客觀與冷靜，如若沒有精準地展現敵人的戰略戰術與戰斗能力，又怎能揭露出東北民眾抗敵艱難以及抗戰持續長達14年之久的深層原因。日本全民皆兵，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對東北的滲透已織起了一張大網，錦西縣的經濟命脈已被日本人牢牢控制，幾乎所有重要機構（如電廠、礦場）都有日資投入，還在縣長孫國棟身邊秘密安排了日本間諜，而隱藏更深的當屬軍官古賀傳太郎，曾潛伏在錦州大信利陳列館當伙計，推銷日用百貨時曾隨多田去過錦西縣，進攻錦西的作戰路線他早已了然于胸。多田用兵非常謹慎，在“血盟軍”合圍縣城的過程中他說服戶波隊長接受了撤退計劃，因為他發現耗下去或者反擊都沒有勝算，就算援兵再多也難解危機。在他的主張下，以錦西縣城治所南遷連山驛的名義撤退，通過拉攏高榮軒，抓走孫國棟，破解了張天一的合圍計劃。日軍戰斗素質在小說中也得到了真實描述，攻打毓寶臺渡口時，幾十人伏擊六個落單的日軍士兵，僅消滅四人，而渡口日軍在反擊之后有序撤離并未造成任何傷亡。圍剿古賀聯隊的“龍王廟之戰”，“血盟軍”打得異常艱苦，久攻不下西山上30余人的石野小隊，還被石野派出士兵與古賀聯系，最終被古賀帶兵成功解救。連山驛被收復之后，攻堅戰最終在連山火車站打響，平間率領的30余人小隊，盡管不是打仗的精兵，卻能抵擋義勇軍幾千人進攻一天一夜，后被趕來的援兵全部救走。把敵人寫好作為反思抗戰的一種方法，可以深度地剖析日軍為占領東北長期所做的精心準備，也深入闡明了民間抗日團體的局限性。

每一層面的反思，都是對歷史真實的無限逼近，它既觀照歷史的表面，也關心歷史的深層，或許只有把反思作為一種審視抗戰的手段，才能對抗戰歷史產生有效的、深遠的、透徹的思考。

注釋：

①蘇光文曾提出：“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后，抗日救亡、抗日民主才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內容。所以,‘九·一八’事變以后到‘七·七’事變以前的文學就其本質與整體講,仍不是抗戰文學。同時,這個時期,決定中國新

文學的發展方向、性質與內容的文學力量仍處于左翼文學階段。所以,把抗戰文學的上限劃在‘九·一八’或‘一二·九’是值得研究的。”參看蘇光文《抗戰文學簡論》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

②房福賢1999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小說史論》一書把抗戰小說的上限設為1931年，提出了“抗時14年”的說法。新世紀初一批作家也將“九·一八”事變作為抗戰起點，代表作有張笑天的《抗日戰爭》（2002）、朱秀海的《音樂會》（2002）、石鐘山的《遍地鬼子》（2004）等。

③16[英]伊利莎白·鮑溫：《小說家的技巧》，傅惟慈譯，《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

④吳玉杰、曹帥：《歷史撞擊與人生困境中的人性掙扎——周建新小說論》，《滿族研究》2016年第2期。

⑤⑥⑦⑨⑩1113141517周建新：《錦西衛》，《當代》2019年第5期。

⑧周建新2019年10月31日在由遼寧作家協會、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社共同主辦的“金蘆葦”重點作品《錦西衛》研討會上的發言。

12顧驤、石一寧：《關于抗日戰爭文學創作問題》，《南方文壇》2005年第5期。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