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春是用來奮斗的。站在新起點，面向新時代，如何堅定文化自信，擺脫寫作慣性，突破審美瓶頸，建構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學敘事之維，是擺在當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種種跡象表明，青年作家目前正在經歷著自我意識與世界意識的雙重覺醒。與“青春文學”分道揚鑣，完成“自發寫作”向“自覺寫作”轉型的成人禮，基本構成了現階段青年作家的共同心聲。與前輩作家相比，他們更加渴望通過文字呈現出一個最接近真實的自我。于是，“自我”成為當代青年作家寫作中的一個核心關鍵詞，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從自身的生存經驗和生命體驗出發，嘗試去觸摸和理解世界、歷史和人生，嘗試去思考和闡釋個體與他者、存在與虛無、理智與情感之間的藝術辯證法。而“自我”之于青年作家，最顯著特征就是“小”，換句話講，“小我”幾乎成為青年作家“自我”展現的集體無意識。如果說“我”構成了青年作家的文學世界觀的話，那么“小”儼然就是他們的創作方法論——無論他們從事的是純文學還是類型文學，屬于“技術流”還是“內容派”，是篤信“存在即合理”的實用主義擁躉，還是秉持“寫給永遠的少數派”理念的先鋒主義信徒，抑或是踐行“文學源于生活”的現實主義接班人，都力圖在作品中凸顯自身與眾不同的風格化特征和個性化氣質。

理論上講，青年作家對于“自我”的反復找尋與確認，以及對個性化寫作的極端推崇與強調，應當催生出一個更為斑斕、多元的文學生態。然而，整個當代文學格局并未因他們的介入，而出現本質性的裂變，反而在表面的豐富多樣中隱隱顯露出一種更為同質化、單向度的創作趨勢。個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寫作經驗不足，生活閱歷有限，藝術技巧有待打磨，思考深度需要加強，等等。然而，在我看來，當代青年作家要想突破寫作困局，確立真正意義上的個性風格，前提條件是需要對自身所處的既定文學場域與審美范式有一個清醒的審視與反思。

皮埃爾·布迪厄在《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提醒我們，任何一種文化活動都是在一定場域中多方活躍的資本力量相互角力競爭的結果。當下青年作家所面臨的文化語境是一個“三足鼎立”的格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三種價值力量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此消彼長，配置重組后，基本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固的“和平期”。在主流文化熏陶下，青年作家樹立起契合時代精神的人生觀、價值觀；“后先鋒時代”的文化語境建構了他們“后精英化”的思維認知模式；而“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大眾文化和網絡文學則直接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擱置主流文化和大眾文化不談，僅就精英文化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稍加留意，便會發現多數青年作家均接受過系統化的大學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有海外留學的經歷和背景。而當前大學里最紅最火的教授、學者無不參與或見證過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期”，有些甚至就是憑借“重寫文學史”，組織策劃“人文精神大討論”，譯介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著作，闡釋、解讀“先鋒派”作家作品而在學術、理論、批評界揚名立萬。在這種思想氛圍的教化、熏染下，青年作家不可避免地會對所謂“文學性”“審美性”“純粹性”“藝術性”濃郁的現代派、先鋒派作家，以及那些被“重寫文學史”打撈上來的作家情有獨鐘。

為了更好解釋這一現象，我們不妨從去年《中華文學選刊》策劃的關于35歲以下“青年作家問卷調查”中的一個問題談起。當問到“哪三位作家曾對你的寫作產生過深刻影響”時，在這些青年作家列舉的名單中，外國作家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17名受訪者平均每人列舉三名作家，其中提到的外國作家名字就有246名，占比高達70%以上，這意味著平均每位受訪者名單中會出現2個及以上的外國作家名字。有人說，要想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學生態和審美范式，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讓作家列書單。一些當代青年作家和讀者往往更熱衷于閱讀外國書，魯迅先生在其雜文《青年必讀書》中提到的這種現象，經過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推波助瀾，逐漸由“時尚閱讀”演變成為當下的一種“生活日常”。對于青年作家而言，“看外國書”似乎就像朋友交談時口中無意間冒出的英文單詞一樣自然，毫無違和感。

當然，對此我并不抱有太多成見。作為青年作家中的一員，我十分清楚這意味著什么——開闊的世界視野、多元的創作技法、前沿的文學理念、豐富的知識儲備以及平等的對話交流方式，等等。思想文化的開放、資本市場的繁榮、網絡科技的發達讓青年作家可以更直接地接觸、感知世界文學的生態樣貌，可以更充分地吸收、借鑒西方文學的創作經驗。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性。特別需要警惕的是，對于“先鋒”敘事神話的頂禮膜拜，以及對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理念的盲目推崇，勢必會為當代青年寫作帶來一系列集體性的認知誤區，諸如知識大于經驗、形式大于內容、概念大于形象、虛構大于真實、前衛大于傳統、自我大于一切，等等。而這些價值偏見恰恰正在假以“純文學”之名建構起新的“楚門的世界”。

有鑒于此，我們更應期待和呼喚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異質性”寫作。這里的“異質性”既非單向度地指向一種破壞性、對抗性的意識形態美學觀，也并非無條件地等同于“前衛”取代“守成”的文藝進化論，而是在承認差異性的前提下，去勘探寫作的開放性、建設性以及作家自我風格的成熟度。更確切地講，“異質性”應當被拆分成“異”與“質”兩部分：“異”是溢出，是特性，是辨識度，是公共經驗的個性化表達；“質”是聚攏，是共識，是詮釋力，是個人經驗喚起的群體共鳴。誠如李敬澤所言：“個人與自我的關系，本質上講就是個人與他者之間的辯證關系。”青年寫作的“異質性”同樣如此，它本質上就是個性與共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如今，我們正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全球化、互聯網、自媒體、人工智能等新興文化形態，正在不斷刷新和改變著我們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模式，這其中必然也孕育著文學范式轉型的諸多“異質性”因子。作為新時代的劇中人，我愿與同代人一道，以真正意義上的“異質性”寫作來建構一個更具生命力、可能性、多元化的青年文學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