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自白派詩人特德·休斯《寫給你的詩：孩子》這本詩集中，詩人的想象因為夸張、荒誕和變形而賦予了語言玩具的色彩。事實上，對童詩而言，語言從來都是游戲之夢，具有童話般的夢幻。比如愛麗絲穿過鏡子在語言中冒險，彼得·潘將詞語撒遍永無島的樂園等。當特德·休斯說“貓笑得裂開了/不得不縫合”時，童詩的語言便開始“失控”。不知這種詩句在中國的兒童詩人看來作何感想？我們或許可以接受希爾弗斯坦，但對于特德·休斯會嗤之以鼻。原因之一是，我們的童詩體系太頑固了，以至于你不得不站立在它的對立面來重新審視中國童詩的癥候。

這里，我想談一下近期讀到的邱易東先生的一篇評論——《中國當代兒童詩的七個病癥》。邱先生對中國童詩提出的問題我是認同的，但仔細想來總覺得這篇文章的論述過于沉迷于“幻影”的意義。暫且不論他在文中列舉的一些詩人名錄（李白、杜甫、艾青、柯巖、圣野、金近、泰戈爾、辛波斯卡、龐德等），單論其舉的很多例子，就讓人覺得十分混亂，比如唐詩與現代詩的糅合，童詩與西方詩的交融等。況且，我覺得中國的童詩單靠這些詩人是無法拯救的，相信很多孩子都讀過以上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事實上，你很難看出這些詩人對當下的童詩具有什么重要的影響。即使有一些詩人將古詩通過童詩的方式演繹，似乎也只是在制造一個新的語言的籠子而已。至于老一輩作家，且不論他們的語言對現代童詩是否還具有先知的指導意義，如果我們還浸染于那種語言的涵養下，恐怕只能說明中國童詩真的病了。需要聲明的是，并非我對他們詩歌的藝術不尊重，相反，正因我尊重他們，我才希望孩子能擺脫這種語言的影響，走向多元的閱讀和寫作的可能。真實的情形往往是，孩子一旦身處這種語言的經驗中，就會陷入模式化的游樂場，這也是邱先生所指出的中國童詩癥結的源頭之一。

遺憾的是，邱先生一方面指出中國童詩的病癥，比如題材、構思、表達的陳舊等，另一方面他又在例子中將具有這些病癥的童詩奉為兒童精神的給養，實在令人費解。中國童詩最大的癥結不在于邱先生提出的那七種病癥，而在于我們太過沉迷于舊有的經驗秩序，不敢打碎束縛我們的語言之鏡。

邱先生列舉了博爾赫斯、龐德等詩人，卻對西方和日本的童詩只字未提也讓我深感意外。史蒂文森、羅大里、米爾恩、漢斯·雅尼什、金子美鈴、窗滿雄等，他們童詩的語言藝術對治療中國童詩的“病癥”具有重要的啟迪，因為他們弱化了語言的說教和意識形態，從而開啟了一種陌生化的可能。童詩的魔法提醒我們，好的童詩不光是兒童的，也是成人的，當我們寫作童詩時，童詩即宇宙，就像童話并非兒童的專屬一樣。

前面我已經言明，我贊同邱易東先生對當下童詩存在問題的闡釋，但我并不認同他將心中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甚至更古老的童詩作為語言的“點金棒”來施展魔法的技藝。或許，那些詩才是中國童詩（尤其孩子）需要擺脫的語言模式的噩夢。我們知道，中國童詩近百年，而我們童詩的語言風格數十年來都在這種漩渦中盤旋，為何如此？我想除了主流雜志和出版社的審美懶惰外、對國外兒童詩集的譯介太少（相較于成人詩，童詩的翻譯基本是一片空白）、童詩與成人詩的斷裂和敵意等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我們學校教育的詩教體系出了問題，對此我就不再贅述。

大家都知道科羅迪故事中的小木偶匹諾曹，他騎著說話的毛驢進入童話的世界，我希望中國的童詩能變成它的鼻子，具有測謊的功效，進而引領童詩走向純粹、真誠、個性、多元的語言疆域中。

誠然，我希望邱易東先生的總結能真正喚醒寫作者的警惕。因為，作為一門獨特的語言藝術，童詩，它必須隨著時代一起生長才能獲得語言的芬芳。然而，如果邱易東先生的目光不聚焦時代的前行而一直沉湎于老一輩童詩的語言譜系中，那么他所提出的這些童詩的“病癥”就只能成為“病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舊有的語言經驗已經無法滿足現在兒童的認知和需求。正如阿甘本所說：“起源于幼年的事物必須趨向并通過幼年繼續旅行”，童詩的語言如果不具有時代性的特質，它就永遠無法真正指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