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燈者》，袁敏著，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2019年世界讀書日前夕，我接到一個陌生來電，對方邀請我參加在浙江圖書館舉辦的讀書公益活動。后來我告訴這位來電者，當我聽到她說出四個字之后，我就已經在心里答應她的邀約了。

那四個字就是：我是袁敏。

也許有些人并不知道袁敏是誰，但在一部分80后文學少年的心目中，這是一個非常有分量的名字：因為她推出了韓寒的《三重門》，因為她編輯出版了1-7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作品選》。可以說，圖書版權頁責任編輯后面的“袁敏”二字，承載了太多少年的文學夢。

初中畢業那年夏天，我被保送到了本校的高中部。那個悠長的暑假，學校給我們這些保送生開放了一些特權，比如可以去圖書館無限制借書，可以到電腦房玩電腦。那是二十年前的暑假，我們這些蘇北學生大多數都沒有摸過電腦，更別談上網了。我們慢慢學會了打字，學會了在BBS灌水，學會了發email。有一天，正當我們沉迷在網絡世界中時，有個高高的厚嘴唇的武老師走進來對我們說：“你們不要只顧著玩電腦，多看看書。最近有個叫韓寒的高中生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你們拿去看看嘛。”說著，他揮了揮手里的書，封面上是一個蜷縮著的嬰兒。

當然，那本書就是《三重門》。

我不記得自己是從武老師那里讀到的《三重門》還是后來從別的途徑拿到的書。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像大多數少年一樣喜歡《三重門》，為書中散發出的另類氣質而著迷。雖然我早已不記得書里到底講了什么故事，只記得主人公的名字叫林雨翔，以及一首整蠱的打油詩。

那天讀書公益活動結束之后，主辦方招待我們幾個作家用餐。席間，聽說我是讀著新概念作文長大的，袁老師也來了興致，講了一些編輯出版的軼事。興之所至，她談起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構思。我聽了很興奮，當即向袁老師約稿，希望以編輯的身份跟她合作一次。袁老師大概感受到了我的熱情，之后我們在中國茶博物館深談了一次，便很快簽訂了出版合同。

轉眼到了2019年的11月，正是各大出版社論證年度選題的時候，再加上離合同約定的交稿時間越來越近，我便給袁老師打了電話，問詢創作的進展。結果袁老師告訴我，原本的小說創作計劃因為《收獲》的專欄而擱置了。作家拖稿實在太常見了，我早已練就了風動、幡動，心不動，轉而問起《收獲》專欄的情況。

袁老師告訴我那是一個關于中國教育話題的非虛構專欄，第一篇寫的是陳立群。陳立群？好耳熟的名字。經過袁老師的介紹，我想起陳立群就是前不久被中宣部授予“時代楷模”稱號的杭州學軍中學原校長，因其在貴州黔東南支教的感人事跡，在朋友圈刷了一次屏。刷屏的證據就是，我雖然沒有點進去細看文章，但還是知道了有這么一位優秀的支教校長，而且就是杭州出去的。因為陳立群校長是浙師大數學系畢業的，而我的朋友圈里又有很多浙師大的校友，我能從他們轉發的只言片語中感受到發自肺腑的感動和自豪，所以我對“陳立群”這個名字多留意了幾分。

而袁老師把陳立群作為專欄的第一個采訪和書寫對象，必然有她的道理和考量。我的職業敏感告訴我，這個選題我必須去爭取。本來我是向袁老師催稿的，結果催稿不成反而又多了一個約稿，袁老師沒有像之前那次爽快地答應我。她有些遲疑地問我：“這個題材不適合你們吧？”我說等您把稿子寫完一定要第一時間給我拜讀，我先判斷一下，如果真的不適合，我就不強求了。

為什么那么篤定地想要跟袁敏合作呢？我想首先是因為我信任其眼光。且不說她當年預見性地看到了新概念作文的價值，并且一眼相中了韓寒的《三重門》，光是她對作品題材的把握就足以讓我刮目相看。其實我向袁老師約的第一本書稿講的是由九個孩子組成的少年營乘游輪去南極旅行的故事，少年營中有各種性格的孩子和各種狀況的家庭，在旅途中他們碰撞出了不一樣的火花，最終在南極找到了各自的答案。光是聽她講故事梗概，就足以激動人心。難怪袁老師收到我責編的獲獎圖書之后說，這些書寫得是不錯，但不接地氣，沒有觸及當下孩子的生活。比起袁老師講述的故事，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于是我第一時間讀到了袁敏采訪陳立群的非虛構作品《燃燈者》，我決定簽下這部書稿。

從我第一次讀到初稿到最后一次看折樣，少說也看了七八遍，但我每次都會淚目。淚目不是淚流滿面，更不是號啕大哭，而是鼻頭一酸，淚水靜靜地在眼眶里打轉卻不掉下來。

淚目也許是因為文質彬彬的陳校長面對開發商的強硬態度。為了不讓在建的商品房擋住學校的視線，讓學生們看得見綠水，望得到青山，在陳校長的要求下，當地政府硬是拆掉了翁里河南岸已經建造完大半的商品房。

淚目也許是因為袁敏不找到真相決不罷休的那股執拗勁兒。陳立群為什么放棄高薪聘請，退休以后再次出征，前往黔東南苗鄉支教？自己去采訪！成績優秀的苗鄉女孩為什么突然中斷學業嫁做人婦？自己去追尋！當年的宏志生后來怎么樣了？即使陳校長不愿意提供名單，袁敏也要自己去查！查！查！

當我讀到六個宏志生的故事時，更是觸動心緒。他們原本因為家庭貧困處于輟學的邊緣，是陳校長創立的宏志班把他們拉回了生活的正軌，于是他們能夠順利地從一株又一株小樹苗長成一棵又一棵自立自強的大樹。

宏志班是陳立群在杭州長河高中創立的，原本我以為只是巧合，直到我看到陳校長創立第一個宏志班的年份，我的腦海中才劃過一道閃電。

那是2001年，也是我被保送到我們學校高中部的那一年。其實我們縣還有另一所更好的高中，之所以選擇留在本校，是因為那年學校突然出了一個政策，說是高中部創辦了一個宏志班，凡是被保送到宏志班的學生，只要中考成績進入全縣前多少名，就能獲得數額不等的獎學金，最高獎勵1萬元。同時，學校還安排了暑期通識教育課程和去南京的游學活動。這些對于二十年前的蘇北學生來說，無疑是充滿誘惑力的。

《燃燈者》出版之后，我第一時間把樣書寄給了當年看著宏志班創立起來的武老師。我忍不住問他，我們當年的宏志班跟《燃燈者》中寫到的宏志班有無關聯。武老師只是給我發來了百度百科上的一段資料。事實上，有無關聯已經無從查證，也不太重要了。

我們那個宏志班不像陳校長創立的那個宏志班，只招收貧困家庭的孩子。我們那個班其實只要成績好就可以上，但實際上大多數成績好的都去了另外一所更好的高中，愿意上宏志班的基本上都是家庭不那么富裕的學生，其中就包括我。事實上，我們那一屆宏志班從高考成績來看并不是很成功，最好的一個最后雖然成了當年我們學校的文科狀元，但最后也只是考進了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而很多宏志生甚至最后沒有考上本科。

因此，當看到陳立群校長創立的第一屆宏志班百分百考上大學，重點大學錄取率達84.3%的時候，我特別感慨，不管怎么說，中國鄉村教育改革總算有成功的實踐了！

在編輯《燃燈者》的過程中，我覺得最難把握的是我和袁老師的角色關系。無論是在作家出版社時期，還是在《江南》任主編時期，袁老師都是一個出色的策劃者和出版人。跟她合作，多數時候是我在向她學習。比如她信手拈來地提出，可以在書里附贈明信片，小讀者讀了書之后可以寫下自己的夢想，我覺得這個建議非常好，稍加優化之后果斷執行了。但意見出現分歧的時候，我該聽誰的呢？最后我選擇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在封面設計上，袁老師傾向于用采訪照片作為元素來構思，然而設計了幾款之后總是達不到滿意的效果。這時候我覺得可能方向出現了問題，照片固然能突出非虛構作品的新聞色彩和現場感，但我們的讀者群主要是少年兒童，而紀實風格的封面無疑會增加這本書與孩子的距離。所以我及時調整了思路，轉向用老少咸宜的插畫來彌合成人和孩子在審美趣味上的差異，并且有理有據、有禮有節地說服了袁老師。當最后成書的封面得到袁老師的首肯并受到多方好評后，我舒了一口氣。

袁老師如此包容我，我也會多站在她的角度去想一想。

實際上這是我第一次責編非虛構作品，它的一個最大特點是要真實、講求時效性，而且在表述上要得到受訪者的認可，比如六個宏志生的故事就要分別發給他們審讀。因為趕時間，所以我們是一邊走校次一邊等他們的反饋，甚至到了三校階段，還有受訪者要求替換另一個版本的文字的情況。這些都還好。

直到有一天，三校快結束了，袁老師說她又補充采訪了一個宏志生，增加了一個故事，我有點為難了。因為我覺得五個宏志生的故事已經充分反映出陳校長的工作作風和人格魅力了，少加一個也無妨，所以我幾乎第一時間決定婉拒袁老師提出的請求。

可是當我讀完袁老師新發來的第六個宏志生故事時，我改變了注意。首先這是一個太特別的故事，故事中受資助的女孩主動提出給資助人打借條，并且在大學畢業之后不久就還清了資助的錢款。最近她在創業，主要業務是廣告運營和視頻創意制作。就在她成功拿下杭州武林廣場的黃金廣告位的投資經營權之后，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爆發了。本是春節人流最旺的時候，結果廣場上不見人影。于是女孩開始在廣告屏上做一些抗疫公益宣傳，她樂觀地說，別人捐款、捐口罩、捐物資，我們捐信心！所以這本書里就這樣出現了一張跟新冠疫情有關的照片，照片的注釋是：疫情無情人有情，共克時艱渡難關。

二十年前，少年的我愛讀《三重門》；二十年后，我更愛《燃燈者》。因為無論怎么看，《燃燈者》都是凝聚了時間的機緣巧合，注入了我個人的生命體驗，值得我加倍去愛護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