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阿爾巴尼亞漢學家伊利亞茲·斯巴修是在地拉那的阿爾巴尼亞—中國文化協會，老先生謙和善談、儒雅大方。早在上世紀70年代，斯巴修先生就與中國結緣。近50年來，他始終與中國保持著密切聯系，是中國時代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翻譯的《蛙》《紅高粱家族》《中國歷史十五講》《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等中國圖書在阿爾巴尼亞獲得高度評價。2017年，他榮獲第十一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中國人敞開了熱情的懷抱，我就像回家一樣”

1974年，斯巴修作為“友好使者”到中國學習漢語。他回憶道：“初到北京，我很年輕。北京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一個字，大！中國人敞開了熱情的懷抱，我就像回家一樣。不單學習，老師們同樣非常關心我們的生活。令人驚訝的是，當時很多阿爾巴尼亞的歌曲和電影在中國廣為流傳。”斯巴修記憶猶新。

那段時期，斯巴修的漢語水平突飛猛進，短短半年時間，便實現了從零基礎到與中國朋友無障礙交流的飛躍。1975至1978年，斯巴修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繼續攻讀漢語專業。

1980年，斯巴修返回阿爾巴尼亞，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并著手進行大量翻譯工作。利用語言優勢，斯巴修通過各種渠道關注中國，翻譯有關中國的歷史、政治及經濟類資料，并曾陪同阿爾巴尼亞總統來華訪問。2002年，斯巴修作為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再次來到北京，這讓他又有了更加近距離觀察、了解中國的機會。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再次來到中國時，北京完全變了，中國呈現出了另一幅景象。不光是國家面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變了，穿的衣服、說話的方式、吃的東西都在變，留學那會兒最愛吃的是包子、餃子、宮保雞丁；如今，處處都是餐館，真的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斯巴修談道。

從留學生到翻譯家，從記者到外交官……身份有了變化，但斯巴修與中國的關聯始終未斷。豐富的經歷讓他以多重視角了解并見證了中國的發展，談起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以及北京這個城市的變化，他如數家珍，不時提及“中國夢”“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代中國應該受到更多關注”

“中國作家莫言的作品引起了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2013年，收到出版社請我翻譯莫言作品《蛙》的邀約，我當時猶豫不決，擔心無法翻譯出原著的格調與神韻。但讀完《蛙》之后，我頓時有了熱情，也有了信心。”斯巴修談道：“《蛙》的故事在阿爾巴尼亞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字里行間充滿了中國的氣息和溫度，令人陶醉其中。”

只用了不到6個月，老先生一氣呵成完成了《蛙》的譯本。在此之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均是通過其他語種轉譯為阿爾巴尼亞語，《蛙》是第一部由中文直接翻譯為阿爾巴尼亞語的中國當代作品。譯本出版后，在阿爾巴尼亞各電視臺和報紙反響熱烈，得到讀者的高度評價，成為當地最暢銷的書籍。

“莫言的作品在描寫方面非常突出，用阿爾巴尼亞語表現出來并非易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經濟、政治類作品不同，并不是簡單的‘詞對詞’，要盡可能貼近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在尊重作家、保持原意的基礎上，向讀者傳遞更多中國的社會文化生活信息。”此后，斯巴修本著精益求精的翻譯理念翻譯了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同樣好評如潮。

第一次見到莫言本人時，斯巴修很激動。“他對我的翻譯作品表示了肯定和感謝，并鼓勵我把更多的中國文學和文化帶給阿爾巴尼亞讀者。”對莫言作品的成功翻譯進一步增加了斯巴修的信心，之后他陸續翻譯了《中華思想文化術語》《中國歷史十五講》《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等書籍。

“翻譯應當涉及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了解與講述當代中國故事很有意義。時下，阿爾巴尼亞依然需要更多有關中國、中國發展道路和中國文學等方面的好作品，當代中國應該受到更多關注。”斯巴修談道。

“我希望將阿中友誼的種子播撒在更多青年人的心田”

2016年，斯巴修協助中國駐阿使館翻譯“一帶一路”阿文畫冊，首次實現“一帶一路”圖書在阿落地。2017年，斯巴修榮獲第十一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斯巴修表示：“能獲得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這份殊榮既是鼓勵又是鞭策，我會繼續發揮優勢，努力推動兩國文化、學術、媒體、新聞出版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增進兩國人民的彼此了解與友好感情，促進阿中傳統友誼在新時期不斷煥發新活力。”

為發揚阿中之間的友好傳統，通過文化交流活動促進兩國關系，2015年，斯巴修與朋友共同創建了阿中文化協會。協會成立以來，翻譯中國圖書、傳播中國文化、推動青年交流，成為培養阿爾巴尼亞青年漢學家的重要基地。

老先生在阿爾巴尼亞孔子學院常年作講座，講述中國故事，還代表孔子學院參加中東歐國家漢學研究和漢語教學研討會。他說：“我希望將阿中友誼的種子播撒在更多青年人的心田。如今，阿爾巴尼亞青年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大大加強，學中文的年輕人非常多，他們畢業后能夠有機會到駐阿中國企業工作。”

老先生回憶去過中國的次數，直言已經數不清了。如今，他每年還是會到中國兩三次，感受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在斯巴修的影響下，他的夫人也成了中國文化愛好者，還撰寫了《我在北京和地拉那之間的生活》一書。在許多場合，都能看到二老樂此不疲地講述著關于中國的點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