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東北一家林業企業做宣傳工作。為了活躍林區職工文化生活，企業決定舉辦一場大型“我愛大森林”音樂會，需要從北京、天津請幾位著名歌唱家來林區參加演出活動。就這樣，請人的任務落在了我的頭上。

1984年仲夏的一天，我從北京出發，懷揣著國家林業部宣傳司介紹信，通過作曲家呂遠老師的溝通聯系，怯生生叩響了天津市遼寧路沈陽道木偶劇院內3號樓的一戶房門。開門的是歌唱家于淑珍老師，我站在門外，自我介紹完身份后，于老師熱情地把我讓進屋里，旋即遞上一杯冷飲。我因忙著趕路，又熱又渴，也沒客氣，接過水杯，咕咚咚一口氣喝個凈光。打量一眼屋子，長方形房間，不足40平方米，中間拉一道布簾，顯然是為了家人起居方便，將有限的面積做成了兩個隔間。室內沒有高檔家具，亦沒有多余擺設，整個屋子顯得潔凈簡樸。最搶眼的是一臺鋼琴，靜靜地靠在屋角，默然詮釋著主人的職業。我頓感驚訝，一位享譽全國的歌唱家，居住條件竟然如此簡陋？要知道，其時，由呂遠老師作曲、于淑珍老師首唱的《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一歌，正流行紅遍全國，大街小巷到處蕩漾著這首充滿時代氣息的新歌。可誰會料到，就是這樣一位名聲赫赫的歌唱家，生活條件與普通百姓卻并無兩樣。面對眼前這位和藹可敬的人民藝術家，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還沒待我開口，于老師說，呂遠同志打來了電話，并跟天津歌舞劇院打了招呼，院領導同意她赴東北林區參加演出活動。真是喜出望外，想不到任務完成得如此順利。我高興地連聲道謝，于老師邊說不客氣，邊又動手切開一個西瓜，挑一塊最大的遞給我。我也來了東北人的實在勁兒，沒推沒讓，接過來三口兩口吞進肚里。臨了，從衣兜里掏出手帕擦擦嘴，與于老師辭別，匆匆趕回北京。

那段時間我駐在京城，整天東奔西跑，四處忙于拜訪邀請歌唱家。

數日后，按約定時間，我再次邁入津門，接于淑珍老師去東北。

這次來天津，心情與上一次大不一樣。上次重任在肩，心里沒底，下了火車，直奔目的地，生怕完不成任務。這次心里有了譜，心情自然變得輕松。

我叫了一輛的士，來到于老師家，接她上車，裝上行李，直奔火車站。途中，我坐在副駕駛位置，于老師坐在后面。不知啥時，她把一個洗得干干凈凈、疊得板板正正的手帕，透過我的肩頭悄無聲息地遞了過來。我稍一愣怔，瞬間憶起，這手帕是那天在她家吃完西瓜擦嘴后忘那兒的。我接過手帕，心中驟然涌起一股曖流。區區小事，一位堂堂歌唱家竟如此細心在意，眼窩倏地有些濕潤。

連續乘坐26個小時綠皮硬板車，來到東北長白山林區。于老師不顧旅途勞頓，馬不停蹄，合樂、走臺，第二天晚上按時參加了音樂會演出。在林區一周時間，她和應邀一同前來參加演出活動的幾位歌唱家，不辭辛苦，深入到最偏遠林場，為一線工人、家屬即興演唱，受到大人、孩子們熱烈歡迎。淳樸憨厚的林業工人感慨地說：這輩子做夢也沒敢想，在深山老林的家門口親眼看見了歌唱家，親耳聽到了在收音機里聽過的歌聲。實在太高興啦！

那時，無論多么有名氣的演員，參加這樣的活動都屬公益的，沒有任何報酬。最后，以企業黨委名義，每人發個“榮譽營林工”證書作為紀念了之。大家誰也沒有怨言，覺得很正常。她們在意和享受的不是金錢和物品，而是人民群眾對她們那份發自內心的喜愛。

送于老師返程那天，在火車上，臨分手時，我真誠地對她說：我有一個愿望，下次再到天津看您時，希望您住的不再是那間房子——于老師聞之淺笑不語。

90年代中期，我離開了林業企業，應聘到一家電視媒體。

2000年，為拍攝一部電視文藝專題片，我再次來到天津，專訪久未相見的于淑珍老師。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天津的變化太大。城區擴容，立交縱橫，到處呈現著開拓發展的氣勢。

隨行司機頭一次來天津，路不熟，剛一進城，就被交警攔住，警告違章行駛！我下車一頓解釋，當得知我們是從東北專程來天津采訪歌唱家于淑珍老師的，那位看上去近50歲的老交警，一掃臉上嚴肅神情，跟司機詳詳細細交代了一番進城后該怎么走（那時車上還沒配導航），接著一個敬禮，目送我們駛入城區。

得知我們到來，于老師顯得格外高興，早早擺好水果，如接待貴賓一樣。那時她已年逾六旬，從崗位上退了下來，可演出活動從未間斷，依然活躍在舞臺和屏幕上。

采訪在不知不覺的親切交談中進行。于老師說，我是從河北農村走出來的，就像田埂上一朵叫不出名的小花，因為樸實純美，而得到了人們的普遍喜愛。這種喜愛激勵滋養了我，使我成為了一名歌唱家。我要用有生余年，繼續歌唱人民，贊美生活。

采訪結束時，于老師深情地對我說：“當年你說的那句話我一直記得，再來天津做客時，希望我住的不是原來那處房子。”她隨手指一下寬敞明亮的客廳說，“看看，你希望的，這不全都有了嗎！”

于老師臉上流露出由衷的愜意和滿足。

我倍感欣慰。

日子真就像她歌唱的那樣——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這些年，沒再跟于老師有更多聯系。可每當在屏幕上看見她時，都會感到格外親切，從心底產生一種由衷的仰慕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