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很多人的計劃，為了給大家宅家抗疫的日子增添色彩，許多版權資源免費開放給大眾，獲得社會好評。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圖書館外文采編部主任顧犇注意到這一現象，在兩會期間提出了《關于在著作權法中建立“突發事件法定許可”制度的提案》。

在著作權領域，有令人叫好的行動，也有引發爭議的事件。4月末5月初，某知名網絡文學網站格式合同被曝存在“霸王條款”，一些網文作者發起“五五斷更節”，此事也引發了顧犇的思考和關注，他由此提出了《關于加強對網絡文學網站的監管，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提案》。

為進一步了解顧犇提出提案的背景及提案重點，《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進行了采訪。

著作權“強制許可”制度國際上已有先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很多作者、表演者、出版社、報刊社、知識資源平臺、影視機構、劇院等通過網絡新媒體免費開放共享音樂、文學作品、短視頻、電子書、有聲書、影視劇等版權資源。

顧犇認為，這些作品為人民群眾防疫抗疫提供了精神食糧，為幫助全國抗疫取得決定性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顧犇也指出，網上各類免費開放共享的版權資源，既有權利人主動明示放棄版權（主要是財產權）的，也有主動明示為公益創作的，還有大量無法明確是否為權利人主動放棄版權的，甚至還有一些市場主體將他人版權作品共享或經過改編演繹后進行共享傳播的。

他認為，只有通過完善法律或國家政策，才能滿足突發事件發生時期公眾的精神文化需求，鼓勵著作權人積極創作。同時，在保障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免費共享版權資源，才符合依法治國的理念，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則，符合《著作權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規定。同時，當大家在享受免費版權資源的同時，也應當關注著作權人的知情權、署名權和獲酬權。

顧犇介紹，在海外，很多國家規定了著作權“強制許可”制度和圖書館“公共借閱權”補償金制度，而我國《著作權法》中并無這兩項制度，不過我國《專利法》中有關于“強制許可”的規定。

顧犇認為，在應對突發事件時，我國應該綜合借鑒“法定許可”和“強制許可”的做法，在《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關于“突發事件法定許可”的規定，即“為了應對突發事件，可以免費向公眾提供受本法保護的作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網文平臺和作者的合作應體現法治精神

“網文平臺和作者雙方是相互依存的關系，雙方的合作應該體現法治精神。”面對網文平臺強調其為培養作者投入大量資源，而網文作者強調平臺有“霸王條款”的現狀，顧犇說，從本質上來說，網文平臺擁有資金、技術和市場化運營等方面的優勢，這是任何一位網文作者個體所不具備的，而這也是中國網絡文學得以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平臺的優勢和其推動網文繁榮發展的作用是不能被抹殺的。

顧犇認為，平臺出于商業運營需要，通過合同約定，從網文作者處取得一定期限的一部分著作權本無可厚非，但當下網文作者反映強烈的合同問題暴露了網文行業普遍存在的問題。網文平臺作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如果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強迫網文作者轉讓《著作權法》明確規定不能轉讓的署名權、修改權等人身權利，強迫作者簽署沒有期限限制的著作權轉讓合同，屬于《反壟斷法》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至于如何解決網文平臺的著作權問題，顧犇認為應該匯聚起多方力量。

他首先希望網絡文學平臺與網文作者雙方能夠通過平等對話、友好協商，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顧犇提醒網文平臺：版權是私權，受《憲法》和法律保護，主要受《著作權法》《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調整，但訂立版權合同可不是“私事”，要符合《合同法》《民法通則》等法律規定。

平臺與作者的紛爭屬于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事情，但是，雙方的實際情況是不平等、不對等的。大部分網文作者缺少對法律專業知識的了解，而且比較分散。

面對這種情況，顧犇建議，一方面，國家反壟斷執法部門應該進行調查，規范網文平臺的經營行為；國家版權局也應該對平臺執行《著作權法》情況進行檢查，對平臺與作者的各類合同合規性進行審查。另一方面，作家們應該有自己的組織，比如國外就有“編劇公會”這樣的組織，可以反映群體訴求。

“目前我國只有個別省份成立了網絡作家協會，能否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網絡作家協會，要看民政部門和中國作家協會的意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推動著作權法律法規的完善、推廣會員作品、收取版權費、維護會員和其他權利人合法權益、開展國際版權交流與合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為我國著作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顧犇建議，中國作協、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關注網文作者這類群體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對網文作者進行法律培訓和教育，對其創作、版權運營和維權進行專業指導，維護作者合法權益，為網文平臺與作者和諧共生提供政策和法律指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

做好版權貿易，委員來支招

從事外文采編工作的經歷，讓顧犇積累了國際版權貿易方面的經驗。面對目前國內進行版權貿易的出版機構越來越多的情況，顧犇在采訪中提醒出版機構在進行版權貿易時要注意幾個問題。

“版權貿易是開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形式。”顧犇說，出版機構開展國際版權貿易，首先應該有傳播中華文化、開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使命感；其次，要培養一支熟悉政策法律、業務精湛的版權貿易人才隊伍；再次，要用好國內國外兩種市場資源，根據我國文博工作、出版工作、外交工作的具體情況，整體布局，有序開展版權貿易工作，版權引進和輸出并舉。出版機構應通過國際版權貿易，引進海外精品，輸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科技成就，加強海外營銷，打造中國品牌。

顧犇提醒，在進行版權貿易的過程中，如何用好語言工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出版機構首先要做到翻譯水平過關，特別是走出去的圖書，最好要由母語語言專家把關。其次是所用的表達方式也要調整成受眾能接受的語言。

回顧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去獲得成功的例子，不僅是因為翻譯家語言功底扎實，而且還在于翻譯文本根據受眾的特點進行了適當的改編，使其更能抓住讀者的眼球，吸引讀者深入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