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普通百姓對精神文化生活及社會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正在與日俱增。”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曲協副主席吳文科告訴記者，作為一名多年來在文化戰線從事藝術研究工作并常年與基層文化工作者打交道的文藝界委員，在2020脫貧攻堅決勝之年，他不僅十分關注貧困地區的物質脫貧問題，也更關心在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將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未來，文化工作者將如何進一步滿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以促進全社會的“文化小康”建設。“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與提高大眾文化產品的生產質量就是其中兩個重要方面。”因此，今年吳文科的提案就將目光投向了地方基層文化館站的人才建設問題。

吳文科在提案中呼吁加強對地方各級文化館站人員崗位編制及事業經費投入問題的關注。在他看來，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既是因為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主渠道、主陣地便是地方各級文化館站，另一方面也與他常年參與地方文化建設、與各地文化館站工作人員在共同組織各種文藝創作輔導、惠民文化講座等工作中的感受分不開。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并于次年3月1日開始施行，幾年來，法律的力量是否已為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應有的推動力？在全國各地的走訪中吳文科發現，“作為地方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主要承擔機構，各地文化館站理應依法在基礎設施建設、崗位編制設置、專業人才配給及服務經費預算上獲得地方更大的政策支持，然而由于種種歷史和現實原因，人員崗位編制不夠、專業人才匱乏、事業經費嚴重不足，館站正常運轉難以為繼”等現象仍普遍存在，特別是在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及偏遠貧困地區，相關問題就更加突出，同時“即使在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基層文化館站‘有了陣地沒戰士，有了戰士沒彈藥，有了彈藥沒手段’的問題也同樣屢見不鮮。”究其原因，吳文科認為，對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公共文化服務事業本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認識還不夠充分，是導致地方工作重心下沉不夠，支持建設力度不夠的原因之一。與非遺保護相似，“想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務也需要‘六力并舉’。”吳文科說，“六力”即指法律法規的保障力，政府主導的行政力，此外還有社會在人力、財力、物力及智力方面的重視與支持。然而在實際調研中他發現，“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一塊牌子兩種職能，一班人馬幾個機構”的組織架構問題在基層文化館站首先就非常普遍。“在人員編制已經奇缺的情況下，一個普通的基層文化館站往往還要同時肩負著多種職責與多類任務。”一方面，這迫使許多基層文化工作者不得不“吹拉彈唱、十八般武藝俱全”，同時因缺少專業指導和業余學習時間，他們在工作中往往又存在著“樣樣都懂”卻“樣樣不精”的現象，基層文化館站“出人才難，留住人才更難”的尷尬局面難以破解。而另一方面，在服務工作繁重、人手不夠的常態下，受到演出、展覽、講座等各類文化活動常在節假日或百姓休息時間開展的客觀現實制約，致使許多基層文化工作者常年處于無償加班、任勞任怨、甘于奉獻的狀態。

對此他建議，有關方面應組織開展面向全國各級文化館站尤其是基層和老少邊窮地區人員崗位編制及事業經費投入情況的進一步摸底調查，在此基礎上，按照所在區域的基礎條件及社區人口的服務需求，配備補足或調整擴充相應的專業人員及崗位編制數量，同時根據所在地區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所需經費的實際情況，科學核算并適當增加相應的事業經費，以保障工作的有效開展并依法發放加班補貼，在確保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正常運轉的同時，也徹底扭轉并消除普遍存在著的長期侵犯文化館站員工權益等現象。同時他還提出，在如何解決“人”的問題方面，地方館站僅僅等靠體制的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還應主動“出擊”，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激活社區群眾中的人才力量。“對于地方的文化專業工作而言，‘六力’中的智力資源尤為稀缺。”因此他建議，未來高校、專業藝術機構等也應增強公共文化服務意識，利用人才優勢加強對文化志愿服務工作的引導，比如像“大學生村官”這樣的精準扶貧戰略也可以引入到地方文化戰線的工作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