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

“家長不是老師，家長要做自己的工作，家庭教育主要在孩子的修養、品格、道德以及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等方面，而不是具體教孩子怎么做作業。”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作協主席范小青將目光投注到了教育方面，她在《關于給小學生家長減負的提案》中呼吁學校給小學生減負，適度、合理地安排給家長的“陪作業”任務，力避看起來時髦實則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教學。

教師減負的結果是家長增負

近幾年，教育減負的話題被推到風口浪尖，各種“減負令”層出不窮。社會各界也紛紛熱議，減負的結果會不會是把教育的壓力轉嫁到家長身上？有調查顯示，80.3％的受訪者認為學校教育對學生家庭的依賴嚴重，75.6％的受訪者認為“陪作業”等已經給家庭造成了較重負擔，64.7％的受訪者認為“全能家長”不是“全能寶寶”的必要條件。

范小青也關注到這種現象，她在生活中看到“小學生家長的‘陪作業’現象已經到了極致”。她在采訪時說，“更多家長做不好老師該做的工作，結果反而壞事，家長著急，難免打罵，孩子更加學不進，適得其反。有的干脆就由家長代做，學生根本沒有用心學習，沒有收獲。如果一些本應該學校完成的工作，要由家長完成，那有可能就是設計不合理，教育大綱或者教學過程中出了問題。”這促使范小青在今年兩會上提交了“給小學生家長減負”的提案，她的另一個提案則與“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有關。

心系底層，為基層群眾發聲

作為文藝界的委員代表，范小青在歷年兩會上的提案都與民生話題相關，農民工、鄉村教師、赤腳醫生、社區工作者等基層群體經常出現在她的提案中。去年兩會上，范小青提交了《關于失地農民的日常生活問題》的提案，指出以土地為生的“城市新市民”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境。同時，她也關注到失能老人的生活護理問題。

談到自己關注基層群體和民生話題的原因，范小青說，自己在生活和寫作中，目光始終投注在基層。“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更多的是基層的人群感動你、打動你，并不一定是我主動將目光投向他們。”

1970年初，范小青隨全家一同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很快與農村的孩子成為好朋友，自己也慢慢變成一個標準的農村孩子。十三、四歲的豆蔻年華，正是一個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杠桿形成的時期。范小青從城市封閉的石庫門被一下子“拋到”廣闊荒野的天地中，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原來還有這么多、這么大的土地，還有這么多與她不一樣的人。這種差別啟發了她思考，讓她萌生了寫作的念頭。

她回憶起自己有段時間創作關于農民工的小說，說那種感覺就像“生活急切而全面地撲上來了，它轟轟烈烈地撲上來了，想躲也躲不過，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都無法跟他們分開了”。“只要不是有意閉上眼睛，你的目光就無法離開他們了。”

提案與寫作相輔相成

兩會提案的關注點經常反映在范小青的寫作中。2007年，范小青書寫鄉下人進城、展現城鄉矛盾的短篇小說《城鄉簡史》獲得了魯迅文學獎；2008年，范小青將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寫入了兩會提案。2016年，范小青推出以繁雜瑣碎的居委會工作為主線的長篇小說《桂香街》；那年兩會上，范小青提交了《全社會共同重視社區居委會工作》的提案。

對范小青來說，政協委員和作家的身份并不矛盾，兩者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具有相同的出發點，那就是為基層群眾發聲。“兩會提案、議案是直接表達，文學作品則是藝術地通過人物、故事來反映。”她認為，文藝界代表委員應該在兩會上起到自己的作用。“與文藝創作相關的話題，一直以來最關心的都是怎樣既全面又藝術地反映生活。文藝界的代表委員應該是關注社會各界最多的，因為文藝創作離不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兩會上，文藝界的代表委員能夠把社會各界的聲音帶來。”

今年是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今年以來，世界范圍內又暴發了新冠肺炎疫情。對于社會的變化，作家比普通民眾有著更加敏銳的嗅覺，范小青也不例外。范小青說，“今年是一個特殊的年頭，疫情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也改變了我們許多。”

“我們都經歷并且還在繼續經歷挑戰，誰也不能置身事外。”她談到，“我們過去在閑聊中經常會說到人類未來的一些話題，比如機器，比如瘟疫，但都會覺得，即便真的成為現實，那也離我們很遠、很遠。但是沒有想到，它說來就來了，在我們還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就忽然而至。所以這幾個月可以說是情況最復雜、感受最深、聲音最多、心情最亂的時候。”談到疫情對寫作的影響，范小青認為，疫情“讓我們重新審視許多東西，讓我們成長進步，也讓我們的寫作發生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