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超：我的閱讀感受是，您早期的作品比較追求唯美和整飭，散文《你的身體是個仙境》是一個突破，從此突破了禁忌，進入一種比較自由也更有力量的寫作中。2018年的《離歌》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這部作品幾乎擯棄了您善用的繁復、華麗的修辭，反而是回歸質樸，感情也是很深沉的。您怎么看自己在不同階段的寫作變化？

周曉楓：你的概括準確，我在早期有文字潔癖，唯美而少雜質——其實還是運載力不足，小溪清澈，做不到江河洶涌。

《你的身體是個仙境》是我一次重要的改變。最初發表的時候，我很難克服那種隱痛和恥感帶來的不適。但寫作就是這樣，需要一次次逼迫自己走到極限，才能把原來的直徑變成半徑，才能從新的圓點出發畫出更大的弧。不挑戰自己，就是不斷地向今天甚至昨天的自己妥協和投降。寫作自身存在二元對立的內容，它既美好，又殘酷；是孤軍奮戰，也是不斷與自己為敵；因此它隨時都是絕境，因此它永無止境。我不知道變化是否一定帶來好的結果，但我想畏懼變化就是壞的結果——重要的是，是不喪失勇氣。

《離歌》的風格轉折，令我自己也感到陌生。在強烈情緒的席卷之下，我的初稿顧不得斟酌修辭，泥沙俱下，僅用了40天的樣子，電腦中字數就有6萬多。修改時，我自己大約刪去了1.5萬字，使它更有向力心和凝聚力。我認為，文字風格要根據內容而變化，可以把一條蜥蜴描寫得珠光寶氣，換到一只麻雀身上就不合適——我們運用的每個詞語，最好像魚鱗那樣緊緊貼覆，難以剝除。《離歌》適合用質樸的方式來展現，是劍就要直指人心，如果在上面像刀鞘那樣進行工藝復雜的雕花，反而影響它的殺傷力。

每個作家都希望自己擁有個人風格。風格這個東西，相當于節肢動物的甲殼，在很長時間里提供保護；然而，假設你要持續成長，鎧甲終有一天會成為束縛，成為皮膚上如影隨形的桎梏。掙脫它是痛苦的、艱難的、危險的……那又怎么樣呢？因為這是必要的。所以無論有多少個形容詞構成的威脅，寫作者都不能猶豫；因為不會破繭的蛹，擁有的是不值得羨慕的安詳。

行 超：從2018年的《小翅膀》開始，您又接連創作了三部童話，包括2019年初的《星魚》和最新推出的《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我知道您曾經做過多年的兒童文學編輯，怎么看待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現狀？為什么會選擇寫兒童文學？

周曉楓：我是1992年大學畢業主動分配到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做過雜志編輯，也做過圖書編輯。我當時對兒童文學毫無興趣，去那里工作純粹是聽說那里收入高——有的事情是外在的職業，有的事情是內心的事業，我設想用前者保障后者。真去了，我不久就產生悔意，整天看什么大老虎、小兔子的，讓我覺得磨損智商。其實那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沒什么不好，不過我潛在地覺得自己犧牲了夢想，結果是感覺自己既沒有掙到多少錢，也沒有寫多少東西，就心懷幽怨。我耐著性子做了8年兒童文學編輯，覺得浪費時間和心力。當我所在的文學編輯室，前輩和老師跟我談話，希望和建議我在競爭上崗的過程中去應聘主任。這雖然是出于信任，可把我嚇壞了。我工作認真是怕挨批評，怕承擔責任，對管理毫無能力和興趣。情急之下，我落荒而逃，用盡辦法，迅速調動，混進心儀已久的《十月》雜志社。

時隔這么多年，我有遲來的省悟：我由衷地感恩在少兒社工作的8年時光。重溫孩子的視角，學習保持童心——我才意識到，它對我的創作乃至一生具有重大的意義。成年人很難保持孩子般的好奇與天真，就像我們長大以后可以學習許多復雜的技能，要想做到最簡單的事——媽媽告訴我們要“說實話，不撒謊”，倒成了最難的事。沒有做兒童文學編輯的經歷，可能我就不會突發奇想地開始創作。寫童話，雖然是出于雜志和朋友的約稿，但也讓我開發了自己小小的潛能。

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現狀，我算不上多么了解。僅就有限的閱讀視野而言，感覺產量巨大，有出色的，也有不入流的。我當然希望自己的童話，能離好作品的距離近一點，離壞作品的距離遠一點。

行 超：其實在《月亮上的環形山》等一些散文篇章中，您曾經寫到過自己的童年，但幾乎都是有些傷痕的，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那種快樂的、無憂無慮的童年。這是不是也影響了您的兒童文學觀？

周曉楓：童年啊，青春啊，這些詞語看起來色彩明亮。假設我們回憶自己真實的青春期，是不是那么光芒照耀，毫無陰影？那是從孩子向成人的轉換時期，看待世界的焦距都變了。在被歌頌的活力之下，青春期的敏感、憂傷、焦慮和痛苦同樣存在。當我們不再擁有年輕時的容貌和力量，“青春”這個詞里，凝聚了我們的遺憾和惋惜……以及由此而來的美化。經過一段時間，苦澀的海水結晶為閃光的鹽粒——但我們不能說，海水本身就是潔白晶瑩的。

我也是這樣看待童年。孩子有無拘無束的快樂，也有他的困惑和艱難。如果，我們在回憶中假想一個無憂童年并強行嫁接，那是對孩子的不尊重，也有悖于我們自己的歷史。這就像不能簡單概括老年是慈祥的還是傷感的，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它的悲喜。

我的童年經歷過受傷和受挫，但整體談不上糟糕和不幸，應該說比較平淡。我只是沒有忘記那些流淚的或無聲吞咽的往事而已。一個健康的生命，是既會笑又會哭的——這決定了我的兒童文學觀，我不想贊美只出太陽不下雨的天氣，我不想讓孩子們在毫無瑕疵的世界患上雪盲癥。

行 超：《小翅膀》看似寫噩夢和恐懼，但指向的卻是成長與自我超越。其實這個隱喻也很適合形容您的創作——雖然常常出現沉重的、殘酷的細節，但卻并不黑暗。在《血童話》一文中您說，“童話從來不是真空無菌的文體”，您怎么平衡童話中的善與惡、美與丑、溫情與殘酷？

周曉楓：謝謝你的評價，確實，《小翅膀》寫送噩夢的小精靈，但故事調性是溫暖而明亮的。很多孩子都怕黑——我想把這個童話，獻給所有怕黑和曾經怕黑的童年，希望孩子們能從中獲得力量和勇氣。因為孩子怕黑，我們就告訴他世界上沒有夜晚——這并不能保護孩子，因為他們不能生活在無菌箱里。我們與其進行所謂善意的欺騙，還不如讓他們主動接受疫苗，從而獲得身體的抵抗力。

其實，孩子具有理解豐富甚至復雜事物的能力。我希望能和他們一起分享自己的經驗和理解。比如，影子并非只代表黑暗，它也是強光照耀下才能形成的事物。比如，狼并非一無是處，如果沒有狼，肆意繁殖的羊群反而會影響生態，并使草原荒蕪；比如，不會彈鋼琴的才一個指頭、一個指頭地按動白鍵，要想成為鋼琴演奏家，就要同時流暢地處理黑白鍵。這個世界就是有善惡美丑，這是事實——我們既需要有自己的立場，也需要有對立場的懷疑與反思，以及對他人的寬容。這是每個人需要終生學習把握與平衡的技巧。

如果我達到了某種平衡，我會在作品里傳遞我的理解；如果沒有達到平衡，我會在作品里傳達我的疑惑。有時作品不提供作者的答案，它提供給讀者的問題。

行 超：《小翅膀》《星魚》《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三部童話風格各異，《小翅膀》是有點甜蜜的，《星魚》比較深沉甚至傷感，《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整體上是一種活潑的、調皮的調子。您是主動追求這樣的差異嗎？在寫作時有沒有預先設定作品的底色與風格？對于不同的作品，有沒有設定不同的讀者年齡層？

周曉楓：恰如你的總結，三部童話的風格迥異。編輯說不像一個人寫的，我自己也覺得，這大概體現出我的人格分裂。當初《人民文學》雜志要發“兒童文學專刊”，缺個童話稿，臨時通知我補臺，所以《小翅膀》是急就章。很幸運這本書獲得了中國好書、桂冠童書等獎項，讓我得到虛榮心的滿足，所以接著又寫了兩本。

《星魚》和《你的好心是個壞主意》都是在動物園體驗生活得到的靈感，差異性是我主動追求的。《星魚》有難度，但完成之后很愉快，給我更長的準備時間，我也未必能寫得比現在的成品更好——我的能力也就到這兒了。

快把我逼瘋的是《你的好心是個壞主意》，事先預設為喜劇，但在創作過程中，我都被折磨得抑郁了。我寫過童話，也寫過喜感的文字，然而把兩者結合對我來說太難了——葡萄和牙，結合在一起變不成葡萄牙。我的寫作經驗完全用不上，煩躁、痛苦、自卑，豪飲咖啡后的徹底失眠……那段日子，感覺每天都是寫作的瓶頸。發表之后，我簡直有種劫后余生的后怕。我由此懷疑，許多相聲演員回家是沉默的，許多小丑演員獨處時是悲傷的。

我對讀者沒有設定年齡層，當然希望老少咸宜。這些童話最先是發表在《人民文學》和《十月》等成人雜志，然后才出版的圖書。和一只長壽龜相比，我們成人了也是孩子——我現在最喜歡看的還是動畫片呢。當然來自孩子的反饋最重要，他們喜歡，才讓我深感安慰、深受鼓勵。我的童話，對于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的孩子來說，需要家長和老師講解；等到了小學中年級階段的小讀者，就可以獨立閱讀了。

行 超：您的散文經常關注動物，《弄蛇人的笛聲》寫蛇，《巨鯨歌唱》寫鯨魚，《野貓記》寫貓，《男左女右》寫土撥鼠……童話《星魚》和《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也是以動物為主人公來構思的。您善于發現、賦予動物以某種人的品格，筆下的動物更像是人性的某一部分。為什么選擇這樣的寫作角度？

周曉楓：我喜歡動物，無論是去動物園當志愿者，還是去野外看動物遷徙，我都樂此不疲。動物身上的美與非凡，它們的優雅與神秘，它們的淘氣與狡猾，很吸引我。看科普書或紀錄片，我偏愛動物題材的。我養過寵物，雖然我因溺愛傾向而并非一個好主人。許多動物的情感質樸而純真，令人動容。

人類是哺乳動物，人性的復雜很大程度上包含著動物性的成分。在我看來，就像“人性”包含著“動物性”一樣，“動物性”也包含著“人性”。人類與動物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交集，是可以分享經驗和情感的。只要不唯我獨尊，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人類其實很容易找到跟動物溝通的途徑。

我們吃動物的，穿動物的，掠奪它們的身體和土地……許多時候，動物是我們的恩人，而我們成了動物的仇人。作為人類，我懷有無能為力的歉意；作為寫作者，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讓更多的人感受到——動物和我們一樣，同樣是生命的奇跡。

行 超：新作《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里，動物園的猩猩、貓、烏鴉等性格各異，獸醫小安原本是它們眼中的“大魔王”，后來經歷種種事件，終于贏得了小動物們的信任。通過這次寫作，關于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這一古老的話題，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周曉楓：《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題目偏長，但它概括了我的故事和主題。其實，不僅是人與動物之間，在父母與孩子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愛人之間，朋友之間，等等，不都充滿了類似的矛盾嗎？有時我們為了對方好，好心卻被當成驢肝肺；有時別人為了我們好，卻讓我們被動、難堪乃至憤怒，恰如泰戈爾說的：“鳥以為把魚舉在空中是一種善行。”

這是一個關于誤解、理解與和解的故事，也是關于體諒、尊重與寬容的故事。我選擇喜劇的方式，希望小讀者能開心而愉快地去思考問題。為了寫這個童話，我數周在長隆動物園體驗生活，非常感謝那里的工作人員給予我的幫助和啟發。沒有他們，我難以完成這樣一個連自己都覺得陌生的作品。

行 超：寫作兒童文學的過程，對您的散文創作有什么影響和啟發？今后的寫作重心會轉移嗎？

周曉楓：感恩命運，讓我年過半百，竟然在三年時間里完成三本童話。除了散文作家，我也勉強可以稱作兒童文學作家啦。散文和童話對我來說，幾乎是兩種思維和表達方式。或許有潛在的影響，但我現在體會不深。寫散文是我手寫我心，寫童話我需要經過某種略感吃力的“翻譯”。這么說吧，我從小習慣用右手寫字，童話讓我突然變成“左撇子”——都是寫字，可右手熟練，左手照樣費勁；練好左手，也幫不上右手的忙。

我努力使自己在三本童話中不暴露破綻。好在，我貌似體面地沖過終點……然后，我才連滾帶爬，感覺自己摔得滿身滿臉的泥。有些少兒出版社的編輯朋友約我繼續再寫本童話——不行，我得先學養生。除了偶爾寫點繪本故事，我可能需要暫停一下兒童文學創作，我得回散文領域里喘一會兒、歇一段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