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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性研究:從比較文學到跨語境詩學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麥永雄  2020年05月12日08:58

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數字化加速發展,生成當代世界萬花筒式的社會文化關聯域,比較文學進入了多元混雜與動態生成的時代。同時,近年來數本英文間性研究專輯面世,一系列以“間性論”(Interology)為主旨的國際會議召開,豐富了學界關于文本間性、主體間性、文化間性的文藝美學內涵。這促使我們反思比較文學現狀與局限,加強跨界理論與間性論研究,由此嘗試建構跨語境詩學。

比較文學進入多媒體表達的混雜與生成的時代

國際比較文學動態和美學的前沿發展,美國比較文學學會近年來的學科狀況報告提示了跨語境間性研究的發展趨向與重要性。國際比較文學學會項目成果、M.科尼斯-蒲伯主編的《多媒體表達時代的新文學混雜:跨界、跨文類》(2014),從文化混雜與媒介轉向著眼,關注文本性向視覺與虛擬現實的全球性轉向,因而強調多媒體表達時代的文化混雜與文學間性,形成蘊涵豐富的“間性論”。美國比較文學學會的章程規定每十年報告一次該學科的狀況。迄今已經發布五份學會報告:《列文報告》(1965)、《格林報告》(1975)、《伯恩海默報告》(1993)、《蘇源熙報告》(2003)和《海瑟報告》(2017)。

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報告是進行跨語境理論反思的重要參照系。美國學者海瑟主編的《比較文學的未來: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學科狀況報告》(2017),是美國比較文學學會的第五次報告,其《阿米巴為王:關于比較文學未來的進一步思考》指出,美國比較文學的教學可以用四種主要的結構或模式來描述:輪軸、雙人單車、傘狀和摸彩袋。在美國大學,最常見的可能是第一種輪軸模型。在這個輪軸結構中,比較文學是輪轂,民族文學傳統是輪輻。第二種雙人單車的結構,是比較文學與另一種全國性的語言文學傳統——通常是英語——相結合,形成了一個英語與比較文學系,雙力驅動。第三種傘狀模式通常被用于那些不提供國別文學傳統(如德語、俄語或法語的)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學校。前三種模式側重文學性,而第四種“摸彩袋”則是跨學科的模式,如比較文學與電影研究的結合。這是作者所推重的“阿米巴為王”模式。該文指出,事實上,過去十年的比較文學工作的特點是摧毀壁壘或邊界:歷史時期之間、國別傳統之間、媒體之間和學科之間的邊界。這種對其他學科和傳統兼收并蓄的過程,正如阿米巴變形蟲巧妙地通過吸收其他微小的有機體一樣,大大地滋養和豐富了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未來,將繼續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和嬗變。同阿米巴變形蟲一樣,比較文學學科也將持續進化,避免停滯不前。阿米巴為王,意味著“摧毀壁壘或邊界”,隨語境滑動與交疊而持續生成新的跨界空間及意義。

當代萬花筒式的跨語境交往關系呼喚“間性論”理論建構

作為當代世界一種哲學和美學思潮,“間性論”具有豐富的哲理蘊涵和思想資源,滲透和影響了人類的哲學、美學、傳媒理論、生態思維、文化人類學等眾多領域。近年來,域外“間性論”擁有很多新進展。美國、日本、法國等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重新審視和激活東西方文化、哲學和美學的思想資源,進一步探討“微細間性”“移動間性”和“間托邦”等新范疇,研究“間”與“閑”“通”“生成”和“共贏”等當代重要學術和理論創新問題,豐富和推進了間性論研究。

從國際美學視野看,荷蘭著名美學家穆爾(Jos de Mul,2007—2010年任國際美學學會主席)教授提出“間性文化闡釋學”(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他依據闡釋學原理認為:前現代獨白型文化,現代對話型多元文化與后現代播撒型萬花筒式(Kaleidoscopic)交互文化,既是歷時性的階段論,又是共時性的交疊互滲關系。而“視界播撒”闡釋學以“文化間性和混雜性”為特征,在當代世界生成了跨語境的間性文化闡釋學的重要基礎,催生了“居間”思維的文藝美學新取向。通過采借、改造和豐富穆爾教授的文化間性闡釋學的美學圖式,酌情添加比較文學嬗變的三段論圖式:一是前現代階段單一文化與獨白型交往形態——對應于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二是現代社會多元文化與對話型交往形態——對應于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三是后現代間性文化與萬花筒式交往形態——對應于當代世界跨語境詩學的間性研究。

跨語境詩學以互動生成、富于增值性的間性論為核心,其社會文化基礎呈現出一種縱橫交錯的復雜形態。在歷時性維度: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次第演進,構成了萬花筒式的當今世界間性文化關系。在共時性維度:不同語境空前交疊互滲,促使多重間性的動態共生。

從比較文學到跨語境詩學

跨語境詩學是間性論轉向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以及文藝美學理論領域的反映。面對當今“萬花筒式的視界播撒”時代和“多媒體表達時代的新文學混雜”情境,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傳統的“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表達式是否仍然適用,是否已經磨耗了自身,漸漸淪為老生常談?目前學界較為熟悉和采用比較文化、比較詩學與比較文學理論方法,強調跨文化、跨語言、跨民族等屬性,而同一文化、同一語言、同一民族之間的比較研究不被認可,因此顯得頗為生硬促狹。而實際上,文藝理論與批評形態極為豐富,文學、詩學與美學的意蘊往往根據語境的不同變化多端,于今尤盛。因此,需要更為注重“間性”或“居間”(in-between)的交互與生成巨大可能性,從比較文學經由比較詩學邁向跨語境詩學。

就學理性而言,跨語境詩學比傳統比較文學、比較詩學更為開放,它不再拘泥于是否“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等畫地為牢的“比較”規則,而是以間性論和生成論相結合的交互視界和滑動語境探求意義的變異。因而它更為切合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的關聯域,更為細致豐贍——尤其是面對散居族裔文學批評、種族混血文化和少數族裔文學,也更為符合當代學術思維的多元流變、開放互動的特征。

跨語境詩學的內核間性論匯聚了不同文化、國別和地區的間性論思想資源。譬如,西方哲人弗盧瑟、德勒茲、加塔利、海德格爾以及弗朗索瓦·于連等的間性論思想。東方詩學智慧領域的老莊等哲人及佛禪、吠陀、奧義書、《薄伽梵歌》《易經》《鬼谷子》的居間思想,以及日本審美文化。如當代日本學者黑川雅之《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認為,“間”是日本審美意識的一個特別重要元素,堪稱“日本審美意識的根基”。

總體上,跨語境詩學以間性論為核心,以生成論為取向,以共贏論為旨歸,踐行文化交往合理化原則。當代萬花筒式交互文化視界,生成了繁復多姿的交往語境。主體間性、思想間性、文學間性、文化間性、微細間性和移動間性日趨復雜多元,文藝美學思想資源加速匯聚、變異、生成,由此促使跨語境詩學走向了理論前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方美學的當代化與國際化會通研究”(18XWW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