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

阿來的首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出版于1998年，這部在十幾家出版社輾轉了4年才得以出版的作品，于2000年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那一年，阿來41歲。《當代》雜志在轉載《塵埃落定》時，將其譽為“中國長篇小說中迄今為止寫少數民族題材的最佳作品”。《塵埃落定》以麥其土司家族為敘事背景，展現了康巴藏區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是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潰敗毀滅的獨特而又凄婉美麗的挽歌”。阿來在談到《塵埃落定》的整個創作過程時說，他對土司制度的歷史做了詳盡的考察，“我有七八年時間沒寫作，就到處走走。阿壩那個地方幾萬平方公里，鄉一級的建制，三四年時間我跑遍了。口傳的故事也好，地方性史料也好，都指向當地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到底是什么，要把所有材料弄懂”。顯然，無論是《當代》雜志的評價還是阿來自己的陳述，都讓我們隱約感覺到，《塵埃落定》是一部力求真實展現康巴藏區的史詩，是“藏族人寫藏族人的故事”，作品體現了民族的“宏大敘事”。

然而，《塵埃落定》卻并沒有帶給我們沉重的歷史感。文本沒有精確的時間點，只有模糊的時間段的敘述：白色漢人對紅色漢人的圍剿、紅色漢人把白色漢人打敗了、白色漢人的軍隊開走了，在開篇部分，我們甚至需要從麥其土司“到中華民國四川省軍政府去告狀”這樣的敘述中來獲知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在跳躍的時間鏈中，阿來借歷史來完成自足敘事的創作初衷躍然紙上，歷史敘事在他的筆下幻化為寓言式的詩性敘事。阿來說：“服飾、建筑、風俗、典章制度，我保證都很真實。但進入到故事領域，就是我的虛構。”這樣的詩性敘事不是要講述一段真實的歷史，而是要在一個土司家族的毀滅中揭示出面對歷史性的巨大變革，相對弱勢的藏地所表現出的蘊藏著集體無意識的詩性智慧。

顯然，傻子少爺是詩性智慧的承載符號。傻子的一生都在經受著“聰明”與“傻”的拷問。在他眼中，世界上只有兩種人：聰明人和傻子。如果僅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傻子似乎確是一個傻子，“土司的第一個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親是一個毛皮藥材商買來送給土司的。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當一個傻子了”。但這個傻子又往往能洞察聰明人無法洞察到的東西。他明白，“除了親生母親，幾乎所有人都喜歡我是現在這個樣子。要是我是個聰明的家伙，說不定早就命歸黃泉，不能坐在這里，就著一碗茶胡思亂想了”。在種罌粟還是種糧食的問題上，他力排眾議，居然和睿智的老土司不謀而合；他比“聰明”的哥哥更懂父親在邊塞建糧倉的深意；在有土司以來的歷史上，他第一個把御敵的堡壘變成市場，做出了聰明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就連老土司也產生了困惑，“聰明的兒子喜歡戰爭，喜歡女人，對權力有強烈興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沒有足夠的判斷力。而有時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兒子，卻又顯得比任何人都要聰明”。在一定意義上，傻子的形象本身已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文本反復追問：究竟誰更有智慧？阿來借傻子之口道出了文本中的幾個聰明人：“他們不太多，數起來連一只手上的指頭都用不完。他們是麥其土司，黃特派員，沒有舌頭的書記官，再就是這個叔叔了。看，才用了四根指頭，還剩下一根，無論如何都扳不下去了。”然而，這些聰明人并不是命運的征服者。老土司引進了鴉片，引發了饑荒，帶來了梅毒；聰明的黃特派員竟淪為傻子的師爺；翁波意希是新教的忠實信徒，藐視權貴，視死如歸，卻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及他視為生命的傳播思想的自由；而像“叔叔”那樣為民族大義而奔波的人，最終卻葬身大海，尸骨無存。盡管，阿來沒有在精神、道義上否定這些聰明人，但從“智慧”的角度，他卻更加肯定“傻子”的智慧。這是一種超越了世俗的詩性智慧，潛藏著藏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帶有文化原型的意味。

阿來曾說，傻子的原型就是藏族民間傳說中的智者阿古頓巴。“阿古頓巴是藏族口頭流傳下來的一個智者，像阿凡提。我是第一個通過寫書為他畫像的，但我喜歡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顯示其智慧的地方。阿古頓巴這個形象再一步變異，就成為《塵埃落定》的主角——土司的傻兒子。”早在1986年，阿來就在發表于《西藏文學》的短篇小說《阿古頓巴》中對其形象做了很大改變。首先是出身。在民間傳說中，阿古頓巴的身份并不確定，并往往因其挑戰的對手而發生變化。面對暴君，他就是機智的仆人；在愚蠢的領主面前，他則化身為聰慧的奴隸等等。但無論何種身份，阿古頓巴無一例外都是作為被壓迫者而存在的，是廣大貧苦大眾的代言，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理想和心愿，是藏族民間智慧的結晶。但在阿來筆下，阿古頓巴則化身為領主家的少爺，成為了統治者行列中的一員，同時，整個文本所凸顯的也不是其超人智慧，而是他背棄了自己的階級在流浪中完成的內心自省和精神超越。正如文中最后所寫，“黎明時分，阿古頓巴又踏上了浪游的征途。翻過一座長滿白樺的山岡，那個因他的智慧而建立起來的莊園就從眼里消失了。清涼的露水使他腳步敏捷起來了”。在阿來筆下，阿古頓巴從一個民間英雄轉身成為了一個孤獨的智者，他的智慧已超然世俗之外，表現為對人生真諦的洞察和對詩性自由精神的追尋。阿來筆下的阿古頓巴，不是民間故事里揚善懲惡、幫助民眾脫離苦難的精神“救世主”，而是放棄了以智慧救贖的責任，最終選擇了孤獨的遠行。遠離塵世浪游的阿古頓巴去追尋的是一種大智慧，詩性的智慧，也是能夠洞悉生命本真的智慧。阿來對阿古頓巴這個藏民族的民間英雄所做新的解讀，賦予了這個文化原型以新的內涵。阿古頓巴以原型的力量集聚著藏民族的最高智慧同時又超越了這一智慧，抵達了一個充滿智慧、哲理、人性和自由的境界，一個寓言般的詩意境界。這一點，在《塵埃落定》的傻子形象中得以承繼，傻子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無限感慨：“是的，上天叫我看見，叫我聽見，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讓我看起來像個傻子的。”

《塵埃落定》創作于1990年代初中期，阿來說：“我是1994年春天開始寫的，當時我家窗外有一片白樺林，我情緒的起落也與它一致。寫的時候它開始抽芽，然后繁盛，我的故事豐滿起來；到了秋天輝煌的時候，故事也到了最高潮；當樹葉殘缺斑駁時，故事終于塵埃落定了。我寫得很投入，當人物命運激蕩時，我心潮澎湃。所以說，《塵埃落定》也是我當時情緒狀態的一種描述。”而傻子的智慧正是阿來這種寫作情緒的鏡像呈現。阿來沉浸在“天人合一”的寫作狀態中直抵生命的真諦，建構了一種關于詩性智慧的寓言，超越了歷史，也超越了民族。不難看出，阿來此時的創作已擺脫了像《舊年的血跡》這些早期小說中所流露的民族身份認同問題，打開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新視域，他反復提到，“特別的題材，特別的視角，特別的手法，都不是為特別而特別”，“我借用異域、異族題材所要追求和表現的，無非就是一種歷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認同”。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塵埃落定》是阿來試圖擺脫民族身份桎梏的嘗試。其實早在1980年代，阿來就開始大量涉獵拉美文學，如聶魯達、馬爾克斯、卡彭鐵爾、阿斯圖里亞斯等作家的作品。阿來認為，這些作家“在本大陸印第安人編年史家這個位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為本大陸的現在和過去而工作，同時展示與全世界的關系。他們大多不是印第安人，但認同拉丁美洲的歷史是歐洲文化之外的另一個源頭”。由此看來，探究藏地文化與全世界的關系，才是阿來創作《塵埃落定》的初衷。傻子的“傻”源自藏民族的民間智慧，但這種智慧卻具有普遍意義，折射出了關于人類終極思考的寓言。

在一定意義上，“傻子”在阿來的文學創作中帶有“原型”意味。文學批評家張學昕曾以《樸拙的詩意》為題來研究阿來的小說創作。他指出，“阿來小說的人物形態是‘拙’的，結構形式是‘拙’的，敘述方式是‘拙’的，即使那些掩藏不住的詩性的語言也蕩漾著‘拙’意”。“拙”儼然成為阿來的創作中一個流動的內核。當然，流動中的“拙”并非一成不變。《塵埃落定》中，傻子智慧的詩意蘊藏著一種無奈的悵惘，或許正是因為能夠“預知未來”，傻子才時常表現出一種“知不可為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態度。他安于妻子的背叛，安于哥哥對他的算計，安于仇人的復仇……“安之若命”的傻子是憂傷的，因為他知道結局無可改變，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局限。畢竟，洞悉生命的真諦并不意味著放棄與命運的抗爭，或許這種抗爭本身并不明智并不智慧，但卻會帶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崇高感和精神力量。我想，阿來一定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為《云中記》中的祭師阿巴便呈現出了另一種詩性的智慧。文本中的阿巴也是“傻”而“拙”的，但是他的“傻”不同于傻子的“通靈”，他無法預知未來，作為一個祭師他甚至無法與亡靈溝通。然而，當人們被告知云中村不久后將隨著地質滑坡在整個地球上消失的時候，他卻做出了一個在一般人眼里最“傻”的決定：堅守在云中村為亡靈招魂。明知這是一條不歸路，他還是毅然決然地去了。阿巴讓我想到了《神異經》中的“西南大荒之人”，擁有一般凡人無法企及的四個名字：“圣”“哲”“先通”“無不達”。“先通”是天之靈賦，“圣”“哲”則關乎人倫。這就意味著，神性的“先通”與人性之“哲”相融通便可抵達人的最高境界——“圣”。而一旦為“圣”便可“無不達”。這也就是古人所推崇的“圣智”。“圣智”之人懷有宇宙中最高的自然智慧，兼有最為健全的人性和最高尚的品質，總是表現出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和崇高美德，是人中之圣。盤古、黃帝、炎帝、神農、大禹便是“圣智”的代表。他們打通了神與人、自然與社會的界限，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在這個意義上，傻子的詩性智慧呈現的是一種“自覺”，而阿巴營造的詩意則是“覺他”。《塵埃落定》在對“傻”的形而上的建構中，將藏地的民族圖譜繪制到世界圖譜中，而《云中記》讓我們看到的則是一種博大的悲憫情懷。從《塵埃落定》到《云中記》，作為作家的阿來，實際上已從民族走向世界，再從世界回到了自我，以充滿自信的主體意識去承擔了一個優秀作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