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人類學的視野下考察新中國建立70年（1949-2019）來的多民族文學交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歷史實踐，并思考其與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關聯，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面對疆域內多民族共存的歷史與現實，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就注意吸納多個民族的代表參加，會議通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 中就寫道要“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藝術運動”“各民族間互相交換經驗，以促進中國文學藝術的多方面發展”，表明當時由共產黨組織起來的參會者們就有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促進多民族文藝交往的考慮。 “十七年”期間，在各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創作批評、族別文學史編寫實踐中，眾多口頭、書面“文本”和文學實踐間的相互聯系、影響的事實讓研究者們注意到歷史上多民族間的文學交往及其與中華民族構建的關聯。

改革開放后，以民族間的文學關系為話題的“多民族文學”研究越來越成為熱點話題，直接以“多民族文學”這一符號標示的研究成果有鄧敏文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等。世紀之交及以后，在“多民族文學論壇”等學術活動中，梁庭望、楊義、朝戈金、關紀新、湯曉青、曹順慶、葉舒憲、徐新建、彭兆榮、歐陽可惺、陳平原、陳思和、姚新勇、李曉峰、羅慶春、劉俐俐、劉大先、龔舉善、杜國景、潘年英等學人積極參與并提供了深刻的洞見，“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研究”“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等多個課題獲國家立項并有《多民族文學史觀與中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和徐新建、姚新勇分別主編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叢書”“多元一體視域下的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叢書”等優秀成果出版。概而觀之，四十多年來的多民族文學研究顯現出從政治視角向文化、審美向度的推進，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理念相呼應，如徐新建所述，正在跨越族別文學和國別文學視野向世界性的多民族文學或說“世界文學”擴展。

20世紀末以來，經由文學與人類學的理論的互動中，中國文學的多民族存在樣態被揭示，“文學人類學學派”在突破傳統文本文學觀的基礎上創新性地構建起文學人類學的“整體文學觀”，并產生了大小文化傳統、四重證據法、表述與被表述、文學與儀式、多民族文學史觀等理論和方法。其中，《民歌與國學——民國時期歌謠運動的興起與演變》《儀式譜系：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酒神及其祭祀儀式的發生學原理》《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乃文學人類學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不過，運用文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本研究提出的問題的研究基本上還未得以開展。

在“新時代”背景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一個有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出現了王正宇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和汪榮的《多民族文學中的文化交往與文化對話——以新時期以來的“蒙古歷史敘事”為例》以及竇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文化認同的互動關系》等成果給本研究的產生以諸多啟發，進而使筆者思考國家領導人提出的各民族“如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這一話題。

在國外的相關研究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杜贊奇和斐迪南·滕尼斯的著作亦給本研究的發端以很多啟發。

綜觀國內外的研究，筆者注意到似乎當前的人類學或民族學及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都亟待回答幾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新中國70年來的多民族文學交往實踐，在促進當初規劃者們所設想的各民族共同繁榮、團結共進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多民族的文學交往如何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更新與持續構建？這其中的歷史經驗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題有何啟發？

本研究的重點有三： 一是分析探討多民族文學交往中各主體間的互動關系及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關聯問題；二是分析探討在多民族文學交往中，“中華”這一符號如何被構建為共同的認同符號并豐富其內涵；三是運用文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多民族文學交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建進行有效的分析。主要目標是總結多民族文學交往的經驗并助推國家文學發展規劃的創新，為“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時代課題提供與單一的民族學、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路徑有所區別但同樣重要的“文學的”解決方案。

對上述重大課題的研究，需要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研究方法，而文學人類學的跨學科性質正好適合研究之需。除文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主要視角外，本研究仍要采用以往行之有效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理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歸納和演繹的方法等。為達成創新目的，筆者認為需要有以下核心觀點：一是文學人類學的“整體文學觀”，即將“文學”從傳統的形式多樣的 “文本文學”擴展至 “口頭文本”“文化文本”并將之與延伸至生活世界的可稱為文學展演、文學過程、文學景觀、身體敘事、文學生產、文學的影圖化和空間化轉換等圍繞“文學”而展開的人們的實踐活動相聯系，對于當前民族學和人類學、文學研究等學科的研究深入均具有重要意義；二是秉持徐新建總結的文學可看作是“人類通過多種符碼建立的表述系統，兼容著教育、藝術、政治乃至治療等實踐功能”的觀點，把文學看作是國家、民族、個體互動的“中介物”，由之可以認識和理解新中國的多民族文學實踐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及關聯；三是從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進程看，多民族的文學交往促進了各族人民相互認知、包容和文化互補，有助于各族人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持久生成與長期維系。

本研究屬于跨學科的基礎研究，其學術價值在于希望有助于深化對新中國多民族文學交往實踐的理解和推進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研究和有助于民族學人類學、少數民族文學的學科建設和拓展文學人類學理論的應用視野，以及希望有助于鑄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的推進；其應用價值在于希望總結多民族文學交往的經驗并助推國家文學發展規劃的創新，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 “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時代課題提供與其他學科路徑不同但同樣重要的以“文學”為抓手的解決方案。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