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逝世60周年。伏尼契的小說《牛虻》影響了中國幾代讀者。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牛虻成為無數中國青年的偶像。

肖斯塔科維奇為電影《牛虻》譜曲

1889年，伏尼契在英國開始創作《牛虻》。1897年，小說《牛虻》在紐約出版。同年9月，《牛虻》在倫敦出版。后來，《牛虻》在蘇聯和中國擁有了數以億計的讀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創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受到了《牛虻》的影響，中國的讀者最早是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知道了牛虻的名字。

1953年7月，《牛虻》的第一個中譯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譯者李俍民。李俍民譯本扉頁背后的《內容提要》如此闡述：“十九世紀的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曾產生了很多的愛國志士，這本小說就是拿那些志士的故事做題材的。作者通過小說的主角‘牛虻’這個形象，把當時那些志士的愛國精神和革命熱情深刻地表現了出來，使這部作品浸透著革命的英雄主義。其中描寫牛虻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難和英勇犧牲的部分，可說是這部小說最優秀也最動人的篇幅。” 1953年，《牛虻》中譯本印數超過50萬冊，至1959年，先后發行100多萬冊。

1955年，蘇聯列寧格勒電影制片廠將小說《牛虻》搬上銀幕。列寧格勒電影制片廠是蘇聯最重要的電影廠之一，曾經榮獲列寧勛章。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為電影《牛虻》創作《牛虻組曲》（The Gadfly Suite,Op.97a）。《牛虻組曲》中的《浪漫曲》（Romance）是最著名的樂章。《浪漫曲》在影片中出現了兩次。第一次出現是在影片的開頭，亞瑟坐在神學院的圖書館里。蒙太尼里神父目光中充滿了慈愛：

蒙太尼里：你聽我說，亞瑟。你還年輕，你的能力還薄弱。不過你的心倒很熱，很純潔。我禱告天主愿你永遠不要消失對不幸的人的那種關懷。這就是說對一顆破碎的悲痛的心不要拒絕。

亞瑟：神父，我跟你在一起總是覺得很快樂，我親愛的神父。你知道我在家里很孤獨，我不喜歡我的哥哥，尤其是嫂子。我的母親死了之后，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親人了。

蒙太尼里：你知道我在世界上除了你也沒有別的人了。我把你當作兒子一樣。你是我的光明，我心里快樂的源泉。

電影中的這個場景也是小說《牛虻》第一章的內容。亞瑟和蒙太尼里的情感線貫穿了全書。電影結尾，蒙太尼里到監獄勸說牛虻，表現親子之愛，肖斯塔科維奇的《浪漫曲》再次出現——電影的細節比小說更浪漫、更戲劇化。

“牛虻”是怎樣煉成的

1955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翻譯片組（上海電影制片廠翻譯片組是上海電影譯制廠的前身——作者注）完成電影《牛虻》的配音譯制。當時，在我國翻譯的外國故事片中，蘇聯電影所占比重最大。1955年，我國拍攝故事片23部，翻譯外國故事片46部，其中蘇聯影片就占了28部。精心譯制的《牛虻》在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影片中的經典臺詞成為了觀眾里的流行話語：“為了上帝和人民，始終不渝。”

“為了上帝和人民，始終不渝”，這是小說《牛虻》中“青年意大利黨”的口號，也是革命黨人的接頭暗號。亞瑟在卡爾狄神父前懺悔的時候，聽到卡爾狄說出這句口號，以為卡爾狄是同路人，就把黨內的秘密說了出來。亞瑟被捕后醒悟到卡爾狄利用神父的職權從事間諜活動，但為時已晚。走出監獄的亞瑟見到他所熱愛的瓊瑪。瓊瑪把亞瑟當作叛徒：

“瓊瑪，你不明白！”他突然迸出一句話，一面湊近她去，但她發出一聲尖叫急忙避開了。

“不要碰我！”

亞瑟猛的一下抓住了她的右手。

“聽我說，看上帝的面上！這不能怪我；我——”

“放開，放開我的手！放開！”

隨即，她的指頭從他手里掙脫了，而且就用她脫空了的手打了他一個耳光。

一陣霧也似的東西遮住了他的眼睛。一時他除了瓊瑪那張慘白而絕望的臉和她那雙在衣裙上狠命揩擦的右手之外，什么都感覺不到。后來，白天的光亮恢復了，他四面一看，發覺他一個人留在那兒。

《牛虻》全書貫穿著一條反教會的線。亞瑟制造自殺的假象離家出走，流亡海外13年后回到意大利參加推翻意大利專制政權的斗爭，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綽號“牛虻”。小說作者通過牛虻之口，說出除奧地利侵略者之外，天主教會就是他最大的敵人。在蘇聯，小說《牛虻》是對青年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但根據《牛虻》改編的同名影片則對小說結尾做了改動，讓蒙太尼里跪伏在牛虻的尸體上失聲痛哭，發狂地說：“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我的兒子，這就是對我罪孽的報應。我沒有兒子了！我一個人站在荒漠中，我從染著鮮血的大地上，抬起眼睛望著那空虛的天空，你在哪兒啊，天主？在哪兒？你是沒有的！”

小說《牛虻》中的蒙太尼里和亞瑟互相熱愛，但是這種愛是有限度的。在亞瑟和上帝之間，只能二者選其一的時候，蒙太尼里選擇了上帝，遞交了通知同意舉行軍事審判槍決他的兒子。電影《牛虻》卻讓蒙太尼里喊出了“天主？在哪兒？你是沒有的！”1958年，蘇聯文學界人士到美國紐約伏尼契的寓所拜訪作者，并架設放映機，為伏尼契放映電影《牛虻》。伏尼契如何評價這部影片，我們不得而知。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國內外嚴峻復雜的形勢，或許也受到小說《牛虻》的影響，我國拍攝的國產反特故事片，只要里面出現教會，那些教士幾乎都是披著宗教外衣的間諜和特務。1954年的《斬斷魔爪》、1958年的《古剎鐘聲》和1978年的《斗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作為一部膾炙人口的名著，《牛虻》在藝術上的成功，不僅僅表現在描寫牛虻忍受苦難、英勇犧牲的部分，也表現在描寫牛虻和蒙太尼里的父子之情以及牛虻和瓊瑪的男女之愛。牛虻和瓊瑪的愛情悲劇是全書最打動人的篇幅：

瓊瑪手里拿著信，默默地站了一會兒，然后在敞開的窗子旁邊坐下來讀信。信是用鉛筆寫的，寫得很擠，有些地方而且還難以辨認。但是，信的抬頭兒幾個字非常清晰，是用英語寫的：

“親愛的瓊，”

信中的字跡忽然變得模糊不清，像一片迷霧。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他啊！

這是小說的結尾部分。瓊瑪泣不成聲地讀著牛虻臨刑前寫給她的信。信的末尾寫著他們小時候坐在一起念過的一首小詩：“無論我活著，或者是死亡，我永遠都是，快樂的牛虻。”

1981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牛虻在流亡中》，譯者張礽蓀、顧治洲。《牛虻在流亡中》是伏尼契創作的第二部關于牛虻的小說，首版于倫敦，時間是1910年。這部作品英文原名為《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中斷了的友誼》）。小說《牛虻》第一卷結束時寫到亞瑟離家出走，時間是1833年5月。第二卷開始的時間是1846年7月，副標題是《十三年之后》。《牛虻在流亡中》講述了亞瑟離家出走后流亡十三年的生活，講述了多愁善感的亞瑟怎樣變成了堅強無畏的牛虻。

與伏尼契的孫輩做鄰居

伏尼契晚年在紐約定居。195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輾轉寄給伏尼契一筆五千美元的稿費，伏尼契回信表達了由衷感謝。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紐約去世，享年九十六歲。伏尼契本人無緣踏上中國的土地，但是她的孫輩韓丁、寒春在1940年代就先后來到中國，將他們的一生獻給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66年，寒春和丈夫陽早從西安草灘農場回北京。寒春到對外文委工作，陽早到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做翻譯。從1966年到1972年，寒春、陽早和他們的三個孩子住在朝陽區三里屯東區三號樓一單元201和202，和我們做起了鄰居。筆者當時住五號樓，經常能見到寒春和陽早。筆者的三個小學同班同學陳欣、孟承光、李朝暉和寒春陽早夫婦住在同一棟樓同一個單元。據陳欣回憶：我家住501。有一次，我從五層樓梯上摔下來，摔得很重。寒春和陽早用他們的車把我送到醫院。每次去醫院治療都是坐他們的車。寒春和陽早品德高尚，和街坊四鄰相處得非常好。我的姥姥是湖北人，經常在家自己做米酒，把做好的米酒送給鄰居，也送給寒春和陽早。

寒春和陽早是外國專家，他們本來可以住九層大樓（九層大樓指坐落在東三里屯的外交公寓——作者注），但他們愿意和中國老百姓住在一起。現在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的孟承光當年住在寒春家的樓上。孟承光回憶說：“寒春和陽早家的衛生間是鋪花磚的，有陶瓷洗手盆。經常去他家玩兒、吃糖果。每年9月30日，樓下停著外交部接他們去參加國慶招待會的上海牌小轎車。他們是好人，中國話說得非常好。”

1972年，寒春和陽早離開了三里屯，到北京紅星公社從事他們熱愛的畜牧業。陽早和寒春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在中國逝世，他們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的奶牛事業，我們至今懷念著這兩位兒時的鄰居。

今年是艾捷爾·麗蓮·伏尼契逝世60周年，我想起了《牛虻》，想起了牛虻臨刑前寫給瓊瑪的那封信，還有信的末尾的那首小詩：“無論我活著，或者是死亡，我永遠都是，快樂的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