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當代作家燦若星辰，他們憑借各自的才華充滿熱情地創(chuàng)作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散文佳作，其中就有我敬重的作家彭荊風先生。彭荊風先生的創(chuàng)作自1946年開始，止于2018年去世之前，跨度有70年之久，其創(chuàng)作的作品涉及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電影劇本等，是中國第一個用文學方式描述哈尼族、佤族和景頗族等少數民族生活的作家。

彭荊風先生的創(chuàng)作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50年代，一是新時期之后，都以小說創(chuàng)作為主。他的散文作品在數量上雖然不如小說豐富，但也達到了相同的高度。《初進佤山》就是彭荊風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他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之路的重要顯現，是他取得的重要文學成就，以及達到的文學高度的又一次集中展現。此書收錄了《南行千里》《黑色的1951年5月》《兵發(fā)西蒙》《馬散街》等15篇散文精品，時間跨度從1952年5月到2018年4月，篇篇獨立成章又相互關聯，形成了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具有長鏡頭式的長篇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的散文佳作。

談到彭荊風先生的創(chuàng)作，我們就必須將他的創(chuàng)作放到中國十七年文學里進行考察。我們知道，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從五四時期的啟蒙文學開始的，然后經左翼文學、解放區(qū)文學，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學，整體來看，它們都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國家文學。這個時期的眾多作家，對新中國的新的氣象和光明前途，普遍懷有一種無限的希冀，因此，他們大多也是在面對平復戰(zhàn)爭的種種創(chuàng)傷，以及艱苦卻樂觀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開始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是與歷史的進步、國家的發(fā)展和民族心理的成熟、民族生存狀況的日益好轉緊密相連的，歷史的、國家的和民族的因素，給這些作家賦予了非常豐富的創(chuàng)作空間和深沉的創(chuàng)作底蘊，當然，彭荊風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創(chuàng)作同樣是整個十七年文學中一朵絢爛的浪花，散發(fā)著民族的光彩、歷史的光彩、國家的光彩、人民的光彩和人文的光彩，他散文中的諸如歷史的、民族的、人民的、人文的等要素，構成了其散文創(chuàng)作的現實主義風格，其中歷史的張力更是增加了其文章的力度。他熱情而真誠，舉起民族的火把，面對戰(zhàn)斗的殘酷，民族工作的艱難，美麗的祖國山河，真實記錄、細致描摹，在回憶中懷念，在懷念中升華了自己的情感，鑄就了一篇篇動人的華章，他是一位背著鋼槍的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拓荒者。

彭荊風先生的散文中躍動著的生命力，是與整個時代賦予作家的時代特質息息相關的，他文字里有一種新生的希望，有對人的尊重，有對進步的渴望，甚至有超過社會理性的關懷與激情，他寫出了那個時代個體與國家的默契，個體與時代的合唱，他用文章中的甜蜜與憂傷，書寫了一群走向幸福的人。比如《南行千里——1952年春、夏從昆明步行千里至瀾滄江大黑山的日記》中，就能自然地感受到一派新的氣象。新的時代帶來新的氣象，于是他在《佤山行》中這樣寫道：“當馬幫第一次馱著救濟糧、鹽巴、布匹、針線進入西盟山區(qū)時，阿瓦人是那么驚疑、喜悅、激動！”這些文字帶有無限的希望，對新中國的建設懷有無限的熱忱，對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驕傲。可以說，在《初進佤山》中，彭荊風先生用深情深沉的筆觸，寫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云南邊境匪患嚴重，解放軍進駐剿匪，民族兄弟從開始的躲避遠離到慢慢回家，與進駐村寨的戰(zhàn)士變成了親人等等，無不有著時代的深深印記，從這個角度來看，彭荊風先生的創(chuàng)作，是與中國革命的進程，以及由此呈現出的歷史空間息息相關的。

于是，彭荊風先生的散文創(chuàng)作，給了我們一個回首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邊疆地區(qū)發(fā)生巨大變化的契機，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帶有那個時期的強烈氣息，讓我們突然穿越了時空，進入到了先生所寫的那個地域、那個時間里去了。比如《黑色的1951年5月》《告別刀耕火種》《兵發(fā)西蒙》《馬散街》等作品，都寫出了一種新時代的新變化。在彭荊風先生的這些散文中，雖然始終存在著新與舊、純潔與污穢、正義與邪惡、高尚與卑下、堅定與軟弱、智慧與愚昧、開拓與守舊的對立，然而，這些作品的目的始終是朝著一種新的氣象而去的。他寫出了那個時期西南邊陲的佤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等少數民族地區(qū)不斷走向發(fā)展和有序，人性不斷趨于優(yōu)化和淳化，世界不斷向著光明和崇高前進的過程；寫出了中國社會不斷地從黯弱走向強盛、從昏庸走向明智、從病損走向剛健、從沮喪走向奮發(fā)的事實和過程；寫出了一個國家進步的新生、鑄煉、發(fā)展、漸趨強壯的激動人心的壯麗歷程。這是彭荊風作為一名重要作家寫作的開始，也是他寫作的方向和目的地，為此他才能創(chuàng)造出如此優(yōu)秀的作品，才能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留下抹不掉的現實主義的光彩。

彭荊風先生的散文有著很大的藝術張力。這種張力的來源，首先在于先生的散文，在將中國的散文創(chuàng)作推向大眾化和民族化的時候，充滿的那種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歷史和現實的差距、個體使命意識與國家政治背景重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健康活潑樂觀向上的激揚格調與其縱向延伸所產生的張力，正是這樣的一種力度，使得彭荊風先生的創(chuàng)作指向了“文以載道”的中國優(yōu)秀文學傳統(tǒng)。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價值指向之一是“文以載道”，這是當下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石，也奠定了中國作家由國家立場進行取景和書寫的根深傳統(tǒng)，這點是深深印在先生心中的，但又與五四時期的作家不同，因為他生活的時代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整體工作重心的轉移，使得他同在50年代成長起來的其他作家一樣，也必然地會使自己的寫作隨之產生變化，這也是彭荊風先生文學創(chuàng)作的前提和底色。回想那個時期，反映工業(yè)生產、工人階級和軍事題材、民族題材的作品非常之少，民族加軍事的作品就更加稀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彭荊風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軍人，一名有著責任感的作家，他走進了西盟，走進了佤山，自然地將個人的寫作立場與國家的要求緊密結合在一起。于是，彭荊風先生也成為了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開墾者、拓荒者，對于新的時代，他愿意忠實地去描摹她、歌頌她。于是，在《握手 放棄械斗》中他這樣描寫到：在解放軍的調節(jié)下，“一場可能發(fā)生的寨與寨之間的血腥廝殺，終于被制止了”；在《桑蔭街》中描寫到：桑蔭街是拉祜族人聚會的場所，到了八月十五這天，雖然山高路遠，但是那些離得二三十里，甚至“遠的百余里”的人都趕來了，怕“耽誤了這喜慶節(jié)日”，“各自選擇了合適的草坪吹著蘆笙，敲響铓鑼跳開了舞。蘆笙悠揚地表達著吹奏者的歡樂情緒”，這些都是反映西南地區(qū)的少數民族風俗的真誠文字。這使得彭荊風先生與其他優(yōu)秀的少數民族作家和書寫少數民族題材的眾多作家一起，開啟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先河。可以說，彭荊風先生雖然是漢族，但他是第一個背著鋼槍走進少數民族地區(qū)，書寫少數民族同胞生活、變化的作家。彭荊風先生的作品成為一個民族歷史的真實記錄，他成了那些民族的代言者和書寫者，對于佤山的民族歷史，進行了整體性的構建和展示。

彭荊風先生的散文和小說寫作，不僅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西南邊境的民族風俗，更從一個作家的視角，把這個世界展現為人類內在生存所需要的情感、價值和信仰的實現與生長，他把自己的筆隨著自己身背的槍，探入到西南邊陲的內部去，把那個歷史階段中的普通個人生活境遇和情態(tài)進行了描繪，這既是一段革命經歷，也是一段文學經歷，這是作家中獨有的，這種述說屬于他所描寫的那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