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總會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青睞，然而《抉擇》獲獎后卻沒有得到學術圈足夠多的重視。從《祭妻》《姐姐》到《法撼汾西》《天網》《抉擇》《國家干部》，張平幾乎每部作品都曾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和關注。2018年其攜新作《重新生活》亮相上海書展，也再次受到大批讀者的關注。然而，大部分的文學史敘述者似乎并不認為這是足以將其作品納入文學史研究視域的理由。

何也？1980年代以來，西風東漸，為人生、為社會的文學寫作越來越被作為過時的理念拋棄，原本只是文學創作之一種的“為自我”寫作成為主流。當然，對于個體創作者而言，這樣的創作選擇本身并沒有錯，問題在于，文學史的健康生態需要多樣的文學形態和多元的美學思想并存，盡量避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史”的局限。然而事實上，建立在西方闡釋學基礎上的各種理論流派競相登場，中國傳統文學一種重要的審美追求和小說技法被邊緣化。而張平作為“主流”中的逆行者，其作品的文學史意義正在于其對百姓立場、中國敘事、民本美學的堅守，在于其實現了文學大眾化的夢想。

宣稱“為老百姓寫作”的寫作立場并不鮮見，難的是幾十年如一日從不放棄，難的是被老百姓廣泛接受和閱讀。從早期所謂的“家庭苦情”系列到后來的現實政治題材，張平的小說幾乎囊括了中國社會從1950年代到新世紀所有的社會熱點，干群關系、法律公正、三農問題、下崗大潮、反腐敗斗爭等，作者無不站在百姓的立場，為民生疾苦代言發聲，提供了研究中國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的文學樣本。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充分考慮了大眾讀者的審美趣味和閱讀期待，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彌合了寫作者和讀者之間已有的裂縫。

從百年前梁啟超所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始，“新國民”和“新小說”的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就呈現交錯式的發展。例如啟蒙文學之目的在于啟蒙民眾，但“追求個性解放”卻擴大了個人和社會之間的裂縫，使“被啟蒙”的民眾并沒因文學而覺醒。魯迅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說，“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卻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風塵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這雖是對沉鐘社的評價，但也未嘗不是對這一時期文學啟蒙效應的寫照。因為“那時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卻更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王爾德，尼采，波特萊爾，安特萊夫們所安排的”。包括魯迅自己的創作也是如此，反抗絕望的悲壯也只是精英讀者的闡釋，原本要啟蒙的大眾并不買賬。也就是說，當啟蒙者不顧及被啟蒙者的審美習慣和閱讀期待時，那不過是自得其樂，至多引來圈子內部的惺惺相惜。在當代文學史上，文學和大眾的錯位曾因趙樹理等人有過一些改善，但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越來越多的作家追求個人性、私人性，以及對怎么寫的技巧的癡迷，文學逐漸變成了“高處不勝寒”的孤芳自賞。在“文攤”和“文壇”之間，前者成了下里巴人，太多的人已然忘卻了趙樹理當初立志做“文攤作家”的意義。幸好，還有張平在堅守這個樸素的立場。

所謂中國敘事，是指張平的小說借鑒了中國傳統說書藝人的敘事技巧。例如以懸念引發讀者閱讀興趣，以沖突推進故事情節發展，以強烈情感沖擊力引起讀者共鳴等。張平的大部分小說都始于懸念。《天網》開頭劉郁瑞寒夜偶遇李榮才；《抉擇》開頭中陽紡織廠群體上訪箭在弦上；《國家干部》開頭就劍拔弩張，干部選拔的關鍵時刻，當事人夏中民消失……讀者從開始閱讀就進入了作者設置的緊張氛圍中，被懸念吸引不由自主地探秘故事發展。而這種懸念的設置貫穿整個故事，高潮迭起、險象環生，雖然沒有明確的章回體小說的樣式，但卻深得其精髓，每一節的結尾都有“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藝術魅力。而沖突作為故事性的必備元素，也是張平小說好看的重要原因。《天網》中劉郁瑞深信李榮才的冤屈，但在一張盤根錯節的權力網絡中如何突圍？在一次次的較量中，主人公每每化險為夷，柳暗花明。尤其是最后陷入困境、“二十二條軍規”的荒誕就要在現實中上演時，當年的經手人劉玉杰因為良心譴責，終于在彌留之際揭開了被眾多擁有大大小小權力的人嚴守了20多年的隱秘。《抉擇》中，李高成之情與理、愛與恨的沖突就更為錯綜復雜。一面是當年排除各種反對聲音提拔自己的中陽集團的領導們，一面是他心心掛念的紡織工人們；一面是老領導嚴陣的提攜之恩，一面是驚天的集體腐敗；一面是對結發妻子的感情，一面是妻子在金錢面前迷失了自我被人利用……李高成從出場就處在抉擇的兩難之中。選擇人民、正義還是屈從于權力、親情，都是吸引讀者的閱讀驅動力。何況李高成以一人之力面對上萬工人，深夜探秘青蘋果娛樂城，孤身探險昌隆服裝廠，夏玉蓮舍命保護李高成……驚險刺激的畫面感使讀者獲得了良好的閱讀感受。

張平作品的另一特色是作者在小說中強烈的介入感。小說中主人公的心理糾結、內心獨白以及對社會事件的評議幾乎占據了作品五分之一的篇幅，就像傳統說書人對故事、人物和事件的旁白解說一樣，敘述者和主人公、作者合為一體，成了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某種程度上來說，劉郁瑞、李高成、夏中民等也可以看作是張平的精神化身，由這些主人公代替作者抒發胸臆，帶領大眾讀者在洋洋灑灑、令人拍案叫絕的鋪排中，走進人物的內心深處，在共鳴和共情中實現了作者的精神引領。“我們同社會的關系好像一直就是這樣：領導干部管理社會全靠個人的素質和魅力，及其本身的自我制約能力。所以就常常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現象，一個好的領導干部，可以讓他管轄的區域艷陽高照、鶯啼燕語；而一個壞的領導干部，則可以讓他下屬的地方天愁地慘、瘡痍滿目……”誰都知道清官情結是制度產物，但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老百姓不寄希望于清官又能如何？政企分開，權力下放沒有錯，但隨之產生的腐敗不就因為“這些領導干部都是上邊指派下來的，并不是廠里公司里的工人們真正認可的。只要上邊的人不管，下邊的人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嗎？官員體制之弊不同樣如此嗎？在重讀張平作品的過程中，常會為作者直言不諱的大膽言論所震驚，小說中酣暢淋漓的直抒胸臆滿眼皆是，更有深刻精辟的政治見解。作者把深思熟慮的思考通過人物的獨白巧妙地傳給讀者，對普通讀者而言，這并非可有可無的點綴。

民本美學是指符合普通大眾的審美情趣和美學追求。在張平的小說中，無論是劉郁瑞、李高成還是夏中民、魏宏枝，甚至在其早期的作品《姐姐》《祭妻》中，都刻畫了具有完美健全的道德人格、一身正氣、不慕錢財、不畏強權、潔身自好的人物，而這也恰是其作品被廣為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等，曾紅極一時、影響了幾代人青春的英雄形象皆在文學史的重述中遭遇批評，而李云龍（《亮劍》）、朱懷鏡（《國畫》）們則被認為具有更豐富的審美價值。其實后者和崇高美、英雄主義基調的文學原本只是受眾群體的審美情趣不同，并沒有高下之別，但在1980年代以來，缺陷美、悲劇美幾乎被獨尊，美學追求日趨單一。我們忘記了，和西方文學起源于悲劇不同，中國傳統文學歷來以喜劇為其底色。同為神話故事，阿喀琉斯的腳后跟就象征了西方神話中，神具有致命的人性缺陷的文學母題；而中國神話中的人物卻是具有神性品格的人，近乎完美無缺。在后來的文學史中，這一審美意趣綿延流長，民間的心理積淀成為普遍的特征，民間傳統喜歡“大團圓”，喜歡大英雄，喜歡救世主，喜歡白日夢，因為文學原本就是撫慰他們勞苦心靈的一劑良藥。但自五四時期啟蒙文學開始，文學史敘述中更多的聲音就被精英讀者的好惡所占據了，逐漸成為精英者的文學史，而民間的聲音則越來越弱。在處理文學與現實關系時，把人對現實的無奈、妥協、沉淪、同化作為文學新的空間。

把《滄浪之水》與《抉擇》作個比較，就能清晰地看到這兩類文學觀的區別。前者被認為是一部思想哲理小說，寫出了一個心懷大志的醫學院研究生池大為如何遭遇現實物質與人格的擠壓，被迫放棄神圣理想的堅守，投入自己原來反叛厭惡的陣營，成為其中的一員，功成名就。作品將一個知識分子的沉浮與靈魂的斗爭寫得的確很有力度，發人深省，但最終的結果是池大為以靈魂的迷失、自尊的放棄為代價，終于變成了一個他曾經最嘲弄、最看不起的人。誠然，這是真實的殘酷現實，這樣的成長敘事符合生活的真實，即個體在面對龐大的社會法則時，大多數會被社會所改變。但是，讓讀者深味這殘忍的人生之后又如何呢？而在《抉擇》中，家國天下的抱負才是李高成始終不渝的追求。盡管他經歷了種種抉擇的艱難，但最后還是實現了人格的重塑。當池大為被迫告別理想人格的時候，李高成卻一次次從現實起飛，擊敗了所有的羈絆，實踐了自己家國天下的理想。在張平筆下，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除了入木三分地揭示與批判外，還兼有了想象與飛揚，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這種想象和飛揚也許有助于他們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吧。其實，具有神性品格、積極樂觀的態度，以完美的道德倫理來介入現實的作品并不是《抉擇》《天網》等的獨創，而是中國文學固有的美學傳統，張平努力修補著這個“曾經滄海”的美學世界，努力使其不變成專業讀者的閱讀專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