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濤 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1月 ISBN：9787567551183

“村里有個叔叔叫雷鋒”

海子離開這個世界，已將近20年了。

在這個時候，一些有心的編者和出版者開始琢磨著要做點什么，我也先后接到幾個約稿的電話，都是與海子有關。坦白地說，面對這樣的稿約，我是有些躊躇的，雖然當年自己也是海子狂熱的信徒之一，也曾為他的寫作深深激勵，但時間畢竟久了，好像該說的與不該說的話，也都被別人說盡了，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下筆。在海子離開的這20年里，中國詩歌乃至中國社會的變化，相信是生前的他難以想象的，他的寫作與這個時代的“不可通約性”，也更明晰地顯現(xiàn)出來。他的“神話”還在不斷傳誦，但對于大多數(shù)成熟的詩歌作者而言，海子不再是寫作的一個前提了。或者說，他們不會像海子那樣考慮問題、感受世界，他們面對的情感和經(jīng)驗，要局促得多，也要復雜得多，需要不斷發(fā)明更多樣的語言方式，才能予以有限的說明。

作為一個寫詩的人，在這么多年里，我?guī)缀醪粫鲃酉氲胶Ｗ樱谝欢螘r間里甚至還激烈地抗拒他的影響，在內心里認為當代詩歌的展開，已經(jīng)不再與他有關。然而，作為大學里的一名教師，我又會常常面對一些神情憔悴的文學青年，依然造作但認真地傾吐他們對海子的熱愛。我知道這種熱愛，幾乎是廉價的，不可能幫助他們寫出更好的東西，也不意味著他們今后的生活，會一如既往地真摯、純真，但我又知道這種熱愛是需要尊重的，它或許構成了某種道路的起點，在多年之后回憶，還會抱有一份感恩的情懷。如今，在職業(yè)和寫作中都困惑重重的我，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文學青年？

我記得最初接觸海子的詩，大概是在1991年的春天，那時剛好有本《傾向》流到我手中，那一期是“海子、駱一禾專號”，登載了他們的詩、詩論，以及一批友人的回憶。隨后，詩人西川又到我所在學校做了一次演講，內容是關于海子的，我恰巧也去聽了。那時的西川，還很年輕，但已頗具大師風范，站在講臺上口若懸河，讓人覺得頭頂仿佛有來自高空的氣流吹過。他講了海子，講了駱一禾，也順便講了講自己，宛若三位一體，震撼了在場的所有人。具體內容，已模糊不清了，但他提到的海子的兩句詩，至今我還記憶猶新：一句出自《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獻詩》——“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填滿飛機場周圍的黑暗”；另一句忘了出處，大概是“高大女神的自行車”。當時西川連聲說好，說能見出海子語言的天才，自己聽著也覺得好，但究竟如何好，也說不出所以然，只覺得大氣、新鮮，能如此從容地組合詞語，所表達的一切如在目前，與此前所讀朦朧詩完全不同。

這種最初的印象，其實一直伴隨了我對海子的閱讀。一方面，我也和所有那個年齡的人一樣，為他詩中的激情所折服，也為他有關憂傷、幻想與挫敗的表達而動容，但另一方面，我始終偏愛海子在寫作中那種隨隨便便的從容感。海子的寫作有教條的、嚴苛一面，在他的詩論中似乎有這樣一句話：“詩歌是一場精神的大火，而不是修辭練習。”當時讀后，內心并不真的佩服，覺著話說的爽利，但還是有些空洞。后來也和一個朋友私下交換過看法，他明確地指出：“大火”與“修辭”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二元對立，這種更精致、更自由主義的看法，讓我一下子釋然。然而，在詩人的專斷之外，海子實際上也是個修辭的高手，你能在他的句子中感覺到他的快樂，感覺到他的亢奮，感覺到作為詩人，他在表達痛苦的時候也無時不在享受著自己的語言能力。記得一句詩在朋友們當中最流行：“瞧，這個詩人/他比我本人還要幸福。”（《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椒樹》）幸福在他那里，是很具體的，就是一個詩人在詩中感覺到的快樂與滿足，它比世間的一切還要珍貴。

這種能力有時表現(xiàn)得非常頑皮、孩子氣，洋溢著天真的氣息，有時則是神經(jīng)質的，完全脫離了意識的掌控。比如《春天，十個海子》大概是海子最后的作品，詩的下面還特意標出了寫作時間：1989年3月14日凌晨3點—4點。詩的前三節(jié)，圍繞十個野蠻而悲傷的海子展開，句法謹嚴，抒情滿滿。但到了最后一節(jié)，海子顯然寫累了，完全沒了章法，東跳西跳，從谷物寫到大風，最后突然收束在“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這完全是沒頭沒腦的一句，他在質問誰呢？其實，也不難理解，在凌晨4點，北方的夜應該還是漆黑一團，但精疲力竭的詩人在恍惚中感到了“曙光”，在傾心于死亡的幻象中“曙光”當然是難以理喻的。海子的確是在亂寫，但又真的準確、精警，天機峻利，又歪打正著。在這樣的段落中，你總能讀到寫作中的詩人，他沉浸在語言中，詞語也呼嘯著擦過臉頰，引起更多詞語的嘩變。在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中，對于寫作特殊狀態(tài)的夸張，往往到了喪失分寸的地步，因而產生了種種神秘主義的寫作哲學。出于一種反撥，當代詩人更多將寫作理解成一種工作，一種可以由意識控制的“工作”。但被詩歌折磨過的人都知道，寫作在不準確的意義上的確類似于競技體育，需要身心的全面投入，需要某種亢奮，海子的詩就是這樣，所謂“死亡的加速度”，可以理解為這種致命的寫作強度。在很多時候，他完全是寫“飛”了。在長詩《彌賽亞》的一段，他寫到了“青春”，它以火的形式，從“天堂掛到大地和海水”，詩人高喊：“青春！蒙古！青春！”讀到這里，我覺得很怪異，為什么在兩個“青春”之間夾了一個“蒙古”，二者之間有什么關聯(lián)？蒙古雖然是海子熱烈向往的遠方之一種，但“蒙古”這個詞本身所能產生的空漠聯(lián)想，連同它的渾厚聲音，在兩個“青春”之間恰好也能完美激蕩。

有意思的是，這種亂寫的態(tài)度，并沒有導致文體的粗鄙，文字的雜沓帶來的恰恰是精巧、準確的風格。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可以說是當代詩歌中傳布最廣的一首，但它的魅力究竟怎樣產生，一直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幾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嘗試解釋，他所使用的實際上是一整套最俗濫的日常語言，比如“從明天起，要怎樣、怎樣”，“有情人終成眷屬”等等，這些習語一般被用來表示美好的生活意愿，常見于小女生的日記本和滿大街的賀年卡片上，它們所代表的一個幸福平庸的“塵世”，恰好與一個詩人世俗生活的不可能構成反差。尤其是最后一段的“我只愿”三個字，類似于一個扭轉身的動作，一下子讓“我”從這個世界中分離出去了，一首詩在這里斷開了，形成了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的懸崖。這種解釋或許有點書生氣，因為海子并不是按照現(xiàn)代主義的“陌生化”手法來寫的，但它還是有一點道理的。這首沉痛的抒情詩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亂寫”的，沒有遵從一般的抒情體式，拉雜寫起，全是日常瑣事，但筆筆驚人，實際上在語言風格和傳達情緒之間有一種張力，表面上自然，但海子無意中調動了許多語言方式，也調動了我們潛在的情感。記得西川好像說過，海子有一種驚人的“文化的轉化力”，他能夠將諸多不相干的文化資源、語言資源都包容到自己的詩中，像個巨人一樣吞噬一切。

在我的理解這種“轉化力”所涉及的“文化”，在根本上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還有點不同。在詩歌中，夾雜穿插一些古往今來的文化片段，其實并不是什么高明的作風，對于海子詩中的一些所謂“文化”因素，我自己并不是太喜歡。比如經(jīng)典之作《亞洲銅》，我就覺得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有點太“文化”了，把兩只白鴿子，比喻成“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就多少顯得做作。在我看來，海子的轉化力，不只是表現(xiàn)在他對從東方到西方多種文明資源的援引上，更多的表現(xiàn)在他對不同質地、風格語言的自如組織上。如果仔細考察他的語言類型的話，你會發(fā)覺其實非常駁雜，在一般熟知的土、水、陽光等元素性語詞之外，在他詩中還會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日常的、鄉(xiāng)土的、哲學的、宗教的等多種語言。還有一個潛在的語言資源可能往往被忽略，那就是屬于20世紀中國的特定革命話語、意識形態(tài)話語，也常常出現(xiàn)在海子的詩中，只不過海子將其“轉化”成了自身的詩藝。《祖國（或以夢為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首豪情萬丈的詩歌，從標題到展開，都是嫁接在以往的政治抒情詩模式之上的，“烈士”、“祖國”、“永恒的事業(yè)”等詞匯無疑顯示了這種聯(lián)系，“我也愿將牢底坐穿”一句，則直接出自革命烈士詩鈔，霎時間擦亮了幾代人的集體經(jīng)驗。當然，海子不是在重申以往的革命話語，而是剝下了激情的形式，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將其與古老歷史（周天子的雪山），民間演義（亂石投筑的梁山城寨）等因素雜糅在了一起。

又比如《五月的麥地》一詩的開頭：“全世界的兄弟們/要在麥地里擁抱/東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麥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麥地”當然是海子創(chuàng)造的核心意象，梵高式的深度想象、農業(yè)社會有關饑餓、糧食的記憶，乃至革命傳統(tǒng)中與土地相關的階級情感，被結結實實地整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全世界的兄弟們”相互擁抱的場景，對于生于紅旗下的中國讀者來說也不會陌生，“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團結起來”的想象，其實早已深深刻入我們的腦海。比起他長詩中依賴的宏大史詩模式，這樣一些的細枝末節(jié)，顯然沒有經(jīng)過深思熟慮，卻往往更有一種貼切又乖戾的揭示力。當然，在當代詩歌中對革命傳統(tǒng)話語的使用并不鮮見，不過是方式有別罷了：有的是完全沿用，抒情言志大抵還在套路中；有的是以戲謔的態(tài)度，故意制造反諷張力；有的則是告別式的，致敬式的。這些詩歌有好有壞，但總的感覺是用力寫出的，法度森嚴，緊張得就如同剛剛經(jīng)驗過的歷史。但海子是凌亂的、天真的，幾乎是本能地抓住了要害。這種天真最了不得，因為還沒有出發(fā)，他就已經(jīng)到達。

文章的開頭說到了感恩，可能有點矯情，其實想到海子，更多的還是某種艷羨和慚愧，他在語言方面展開的創(chuàng)造力，可能出于天分，但也和那個年代普遍的文化雄心有關。在這個意義上，我對“詩歌是一場精神的大火，而不是修辭練習”這句話的感受，如今又有點變化。“大火”與“修辭”雖然不構成對立，但海子不是在文學理論的層面上說這句話的，我更愿意理解為對詩人創(chuàng)造力的一種強調。而這種創(chuàng)造力不僅顯現(xiàn)在那些宏大、空洞的詩歌抱負上，而且也滲透在微觀的語言肌質中。在一個文化喪失自信的時代，這句話咂摸起來，其實仍然有樸素的教化意義。

為了寫這篇文章，又拿出翻舊的《海子詩選》，其中的圈圈點點，都記錄了當年的趣味。看到有一首，幾乎被自己忘了，名字叫《秋日想起春天也想起雷鋒》。詩并不很好，但又能見出海子痛心疾首中的頑皮詩意，干脆引用一段，以此結束吧：

春天春天春天的一生痛苦

我的村莊中有一個好人叫雷鋒叔叔

春天的一生痛苦

他一生幸福

如今我長得比雷鋒還大

村莊中痛苦女神安然入睡

春天的一生痛苦

他一生幸福

2008年3月12日午后

后記

這本小集子中的文章，涉及現(xiàn)代詩與當代詩兩個部分。從百年新詩的角度看，原本不必有這樣的分別，“現(xiàn)代”與“當代”本是同根生，同在一條延伸又糾纏的藤蔓之上，但背后依托的歷史勢能，以及相應的針對性，畢竟還是有所不同。

中國現(xiàn)代詩（新詩）自生成之日起，追求“傳統(tǒng)”之外心性和語言的解放，其本身就是“五四”前后激進文化政治的一部分，白話自由的書寫中，蘊含了新人、新社會的結構性想象。因而，無論抒情、動員，還是疏離、反諷，其主題和想象力的深度和廣度，按了聞一多當年的講法，都來自于20世紀“時代精神”的緊張對峙或呼應。當代先鋒詩，則興起于革命世紀頓挫、轉軌過程中“我不相信”一類精神氣場，如何甩脫歷史的沉疴，利用“詞與物”的分裂來瓦解總體性、真實性的規(guī)約，倒成了新的動力之源。當然，基本的人文立場和生存實感，依然在語言內部形成牽扯，只不過，歷史“顛倒”的慣性太強，當代寫者普遍傾向于以“去結構”、“反結構”為結構，總是惦記了要以風格來消解歷史，以想象來釋放差異，所謂“歷史的個人化”、“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等說法，由是成為當代風尚較為恰切的指認。

實際上，在總體性認知“解紐”的年代，歷史的“個人化”抑或“稗史化”，之所以能成為詩壇上持久的風尚乃至一種原則，仍不過是“時代精神”一種癥候式的顯現(xiàn)，也配和了當代文化消費的多樣性需求。詩人在歷史面前，扮演一種“異端”角色，這沒什么不好。問題是，時間久了，“異端”的位置安全又自洽，“人性的，太人性”差不多也就成了“任性的，太任性”，免不了會造成心智的偏枯與文化整合力的縮減。一種可能的表現(xiàn)是，抽離了個我、他者與社會關系的艱苦辨認，缺失了內在的結構性感受，飄飄灑灑的“個人”，反倒容易被成規(guī)吸附，落入各種倫理、情感、風格的套路中。這情形，正如鐘鳴解讀張棗時提到的：要破籠而出的鳥兒，最后被一只只隱蔽的籠子又裝了進去。這樣看來，能否在社會情感的內部、在與人文思潮、公共領域的聯(lián)動中，重新安排、強有力地想象“個人”，甚或決定了當代詩的前途可否長遠。

回過頭來看，自己近十年來拉雜寫下的批評文字，大致圍繞了這一問題主脈展開。尤其是前幾年的若干文章，對焦當代詩在“歷史想象力”方面的拓展，觀察不同路徑上的努力、用心，體知其中的艱難，對于突破限度的點滴嘗試，也試圖有所褒獎、說明。如今，隨了寫作與閱讀媒介的轉變，各路資本的介入，以年輕世代的崛起，當代詩似乎迎來了一次小小的“復興”。在一片嘉年華的氣氛中，總是糾結于這樣的話題，并不怎么貼合詩歌的美學正確性，也很有中年油膩落伍之感；另一方面，雖然采取內向辨識的策略，但觸及核心問題，又不如有的朋友用思深廣，敢于正面死磕，勉強提出的一二主張，也僅渙散停留于一般性的吁求層面。結果不免左支右絀，文字纏繞，小集子起名為“從催眠的世界中不斷醒來”，就意在凸顯過程之中亢奮與倦怠的反復交替。

最后，要感謝詩人古岡兄，有了他的邀約，才有機會將這些文字收攏成集，加入“六點”系列。其實“六點”本是老東家，十幾年前，我的第一本詩集就在這里出品。現(xiàn)在，繞了一大圈又回來，像是和舊日的師友重逢，欣喜之中，多少還有幾分忐忑。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