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忠實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ISBN：9787229146351

我的秦腔記憶

在我最久遠的童年記憶里頂快活的事，當數跟著父親到原上原下的村莊去看戲。父親是個戲迷，自年輕時就和村子里幾個戲迷搭幫結伙去看戲，直到年過七旬仍然樂此不疲。我童年跟著父親所看的戲，都是鄉村那些具有演唱天賦的農民演出的戲。開闊平坦的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只有那些物力雄厚而且人才濟濟的大村莊，不僅能湊足演戲的不小開銷，還能湊齊生、旦、凈、末、丑的各種角色。我們這個不足40戶人家的村子，演戲是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和父親就只有到原上和原下的那些大村莊去看戲了。

不單在白鹿原，整個關中和渭北高原，鄉村演戲集中在一年里的兩個時段，是農歷的正月二月和伏天的六月七月。正月初五過后直到清明，慶祝新年佳節和籌備農事為主題的各種廟會，隔三岔五都有演出，二月二是傳統習慣里的龍抬頭日，形成演出高潮，原上某個村子演戲的樂聲剛剛偃息，原下灞河邊一個村子演戲的鑼鼓梆子又敲響了，常常發生這個村和那個村同時演出的對臺戲。再，是每年夏收夏播結束之后相對空閑的一個多月里，原上原下的大村小寨都要過一個各自約定的“忙罷會”。顧名思義，就是累得人脫皮掉肉的收麥種秋的活兒忙完了，該當歇息松弛一下，約定一個吉祥日子，親朋好友聚會一番，慶祝一年的好收成。這個時節演戲的熱鬧，甚至比新年正月還紅火，尤其是風調雨順小麥豐收家家倉滿囤溢的年份。

我已記不得從幾歲開始跟父親去看戲，卻可以斷定是上學以前的事。我記著一個細節，在人頭攢動的戲臺下，父親把我架在他的肩上，還從這個肩頭換到那個肩頭，讓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關系也聽不懂唱詞的古裝戲。可以斷定不過五六歲或六七歲，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親的肩頭，在自己都感覺腰腿很不自在的時候，就蹓下來，到場外去逛一圈。及至上學念書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著父親去看戲，不過不好意思坐父親的肩膀了。

同樣記不得跟父親在原上原下看過多少場戲了，卻可以斷定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自己看的戲種叫秦腔。知道秦腔這個劇種稱謂，應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離開家鄉進西安城念中學以后，我13歲。看了那么多戲，卻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戲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說不通。其實很正常，包括父親在內的家鄉人只說看戲，沒有誰會標出劇種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戲樓和臨時搭建的戲臺，只演秦腔，沒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個劇種能登臺亮彩，看戲就是看秦腔，戲只有一種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贅地標明劇種了。這種地域性的集體無意識就留給我一個空白，在不知曉秦腔劇種的時候，已經接受秦腔獨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終生都難能取代的頑固心理。

在瓦溝里的殘雪尚未融盡的古戲樓前，擁集著幾乎一律黑色棉襖棉褲的老年壯年和青年男人，還有如我一樣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過一個冬天開縫露絮的黑色棉襖棉褲，旱煙的氣味彌漫不散；伏天的“忙罷會”的戲臺前，一片或新或舊的草帽遮擋著灼人的陽光，卻遮不住一幢幢淌著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兒和旱煙味彌漫到村巷里。我在這里接受音樂的熏陶，是震天轟響的大銅鑼和酥脆的小銅鑼截然迥異的響聲，是間接許久才響一聲的沉悶的鼓聲，更有作為樂團指揮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風干散利爽的敲擊聲，板胡是秦腔音樂獨有的個性化樂器，二胡永遠都是作為板胡的柔軟性配樂，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對這些敲擊類和弦索類的樂器的音響沒有感覺，跟著父親看戲不過是逛熱鬧。記不得是哪一年哪一歲，我跟父親走到白鹿原頂，聽到遠處樹叢籠罩著的那個村子傳來大銅鑼和小銅鑼的聲音，還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間相錯的聲響，竟然一陣心跳，腳步不自覺地加快了，一種渴盼鑼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織的旋律沖擊的欲望潮起了。自然還有唱腔，花臉和黑臉那種能傳到二里外的吼唱（無麥克風設備），曾經震得我捂住耳朵，這時也有接受的頗為急切的需要了；白須老生的蒼涼和黑須須生的激昂悲壯，在我太淺的閱世情感上銘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著陽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發生共鳴的妙音；還有丑角里的丑漢和丑婆婆，把關中話里最逗人的語言作最恰當的表述，從出臺到退場都被滿場子的哄笑迎來送走……我后來才意識到，大約就從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樂感神經里，鑄成終生難以改易更難替代的戲曲欣賞傾向。

我記不得看過多少回秦腔戲了。有幾次看戲的經歷竟終生難忘。上學到初中三年級，學校在西安東郊的紡織工業重鎮邊上，住宿的宿舍在工人住宅區內。晚自習上完，我和同伴回宿舍的路上，聽到鑼鼓梆子響，隱隱傳來男女對唱，循聲找到一個露天劇場，是西安一家專業劇團為工人演出，而且有一位在關中幾乎家喻戶曉的須生名角。戲已演過大半，門衛已經不查票了，我和同學三四個人就走進去，直到曲終人散。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比鄉村戲臺上那些農民的演出好得遠了，我竟興奮得好久睡不著覺。第二天早上走進學校大門，教導主任和值勤教師站在當面，把我叫住，指令站在旁邊。那兒已經站著兩個人，我一看就明白了，都是昨晚和我看戲的同伴——有人給學校打小報告了。教導主任是以嚴厲而著名的。他黑煞著臉，狠聲冷氣地訓斥我和看戲的同伙。這是我學生生活中惟一的一次處罰……

20多后年的1980年，我被任命為區文化局副局長的同時，新任局長就是訓斥并罰我站的教導主任。我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真是感慨“人生何處不相逢”靈驗了。從和他握手直到我離開這個單位，始終都不曾提及此事。他肯定不記得這件事了，他訓斥過可能就置諸腦后了，又忙著訓導另一位違紀的學生去了。不過，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半老，依然嚴厲的臉上總是洋溢著微笑，大笑的時候很爽朗。一張棱角嚴厲的臉無論暢懷大笑還是微笑，尤其生動感人，甚為可愛。

還有一次難泯的記憶。這是“四人幫”倒臺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專業秦腔劇團大約還在觀望揣摸文藝政策能放寬到何種程度的時候，關中那些縣管的也屬專業的秦腔劇團破門一擁而出了，幾乎是一種潮涌之勢。他們先在本縣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廠演出，幾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裝戲。西安郊區的農民趕到周邊縣城或工廠去看戲，騎自行車看戲的人到傍晚時擁滿了道路。我陪著妻子趕過20里外的戲場子。我的父親和村里那幾個老戲友又搭幫結伙去看戲了。到處都能聽到這樣一句痛快的觀感：“這才是戲！”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這種痛快的感慨發自一個地域性群體的心懷。“文革”禁絕所有傳統劇目的同時，推廣10個京劇“樣板戲”，關中的專業劇團和鄉村的業余演出班子，把京劇“樣板戲”改編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過，卻總覺得不過癮，多了點什么又缺失了點什么。民間語言表達總是比我生動比我準確：“這是拿關中話唱京劇哩嘛！”還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調侃。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的經濟狀況初得改善，便買了電視機，不料竟收不到任何節目，行家說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電視訊號傳遞的陰影區域。我不甘心把電視機當收音機用，又破費買了放像機，買回來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錄相帶，不僅我把包括已經謝世的老藝術家的拿手戲好看了個夠，我的村子里的老少鄉黨也都過足了戲癮，常常要把電視機搬到院子里，才能滿足越擁越多的鄉黨。我后來又買了錄音機和秦腔名角經典唱段的磁帶，這不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經典唱段百聽不厭。大約在我寫作《白鹿原》的四年間，寫得累了需要歇緩一會兒，我便端著茶杯坐到小院里，打開錄音機聽一段兩段，從頭到腳、從外到內都是一種無以言說的舒悅。久而久之，連我家東隔壁小賣部的掌柜老太婆都聽上了戲癮，某一天該當放錄音機的時候，也許我一時寫得興起忘了時間，老太太隔墻大呼小叫我的名字，問我“今日咋還不放戲？”我便收住筆，趕緊打開錄音機。老太太哈哈笑著說她的耳朵每天到這個時候就癢癢了，非聽戲不行了……在諸多評說包括批評《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評家說到《白鹿原》的語言，似可感受到一縷秦腔弦音。如果這話不是調侃，是真實感受，卻是我聽秦腔之時完全沒有預料得到的潛效能。

我看過、聽過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劇目和唱段，卻算不得鐵桿戲迷。不說那些追著秦腔名角傾心傾情勝過待爹娘老子的戲迷，即使像父親入迷的那樣程度，我也自覺不及。我比父親活得好多了，有機會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聲省內外的老名家和躍上秦腔舞臺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機緣欣賞過他們的獨稟的風彩。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漸繁榮的城市里，有時在夢境，有時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眼前會幻化出舊時儲存的一幅幅圖景，在剛剛割罷麥子的麥茬地里，一個光著膀子握著鞭子扶著犁把兒吆牛翻耕土地的關中漢子，盡著嗓門吼著秦腔，那聲響融進剛剛翻耕過的濕土，也融進正待翻耕的被太陽曬得亮閃閃的麥茬子，融進田邊沿坡坎上荊棘雜草叢中，也融進已搭著原頂的太陽的霞光里。還有一幅幻象，一個坐在車轅上趕著騾馬往城里送菜的車把式，旁若無人地唱著戲，嗓門一會兒高了，一會兒低了，甚至拉起很難掌握的“彩腔”，在鄉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過去……

秦人創造了自己的腔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