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打破了往日的春節氣氛。這個前所未見的病毒一手制造的災難、焦灼席卷全國，置身其中的所有人，無可避免。

我們應當如何來記錄這段特殊的歷史？影像大概是留存記憶和啟示反思的最理想載體之一。當疫情過后，人們再來回望存于其中的遺憾和苦痛、克制與自省、信念和希望，能夠被淘洗出并且鐫刻進社會記憶的又是什么？

影像的記錄關乎真實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具有張力的：它既是自上而下的宏觀書寫，鏡頭對準更廣闊的人類福祉，以及一場大疫所牽動的社會浮沉；也是自下而上的微觀生命記憶，那些奔赴一線的“逆行者”，身處疫情中心的“當事人”，以及卷入其中數不勝數的普通人……相互觀照才能形成所謂“全景”，影像的介入方能更進一步地抵達“真實”。

而后者的力量慣常被低估。然而任何一段社會歷史背后都關聯著一段段獨特的個體參與，一如本雅明所言“歷史的建構，是獻給無名者的記憶”。今天的媒介環境創造了一個可被廣泛書寫和記錄的契機，通過各種各樣的“微”樣式深入社會的脈絡肌理，也延展著人們的認知理解，生成著共感與共情，使得更多參與歷史書寫的普通人的故事為大眾所知曉，而這種不斷壯大的影像力量，更顯露出舉足輕重的珍貴價值。

實際上，在新冠肺炎抗疫期間，對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的關注成為諸多影像作品的選擇，這些作品不僅再現了不同個體在疫情期間的思考、情感和抉擇，讓更多的普通人成為歷史書寫的主角，發掘出在當下中國社會中影響這段歷史進程的一個個不為人知的真實故事，更感召著精神信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或許，在不那么精致的鏡頭里，人們方才意識到“抗疫”作為一個凝結集體意志的共同行動，個體并非什么都做不了，記錄本身便是一種抗疫，沒有人會是災難中的一座孤島，光影里的無數“中國面孔”，都是特殊時期最鼓舞人心的“武漢日記”。

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專業機構和專業創作者選擇以輕記錄的方式深入一線，講述個體的抗疫故事。代表性的如湖北電視臺制作的系列微紀錄片《非常手記》、上海廣播電視臺制作的微紀錄片《安靜，也是一種守護》等。此外，專業制作力量與民間紀實素材實現對接整合，多體現在廣電媒體或網絡媒體面向全民發起記錄號召，并結構化地對大眾自拍攝內容進行甄選和再組織。代表性的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紀錄頻道推出的融媒體短視頻《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大象點映聯合優酷發起并制作的全民紀錄計劃《余生一日》、中國教育電視臺制作的《戰“疫”24小時》、優酷推出的《中國面孔》等。

這些影像的推出大多順應了移動媒體時代更高的記錄效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個體所置身的獨特“空間”為線索，為難以抵達“現場”的更多人提供了大量一手信源線索，從傳播的角度而言，這些看似簡單質樸的輕記錄影像為大眾掌握疫情變化創造了一個實時、有效的通道，對于疫情“圍困”之下的中國社會圖景和民眾生活提取出了真實、鮮活的感知。這些信息可能與疫情實況與抗疫進展有關，或是醫護人員以及方方面面的社會守護者“逆行”而上的軌跡，也或許是解惑、求助等更多真實細節的描摹，但無論于哪個層面，這些精細化社會記憶線條的書寫，都為人們帶來了心安，或者給予人們對抗風浪的能量。

輕記錄影像的豐富滲透，昭顯著在特殊社會階段記錄個體社會記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縱觀這些不同風格、不同側重的紀實作品，其至關重要的意義并不止于“誰”才是創作的主角這一基本面議題的商榷，更體現著不同層面的社會影響。

一方面，常常被遮蔽的個體聲音，往往體現影響社會進程的真實力量。輕記錄影像能夠把這些缺席的聲音為更多人所關注，內嵌其中的社會動員能力不容小覷。例如大象點映提出記錄也是“抗疫”的一種重要方式，發起《余生一日》全民記錄計劃，拍攝自己在抗疫期間一天內的“任何時刻”。這樣的號召并非個案，人民網在其推出的特別直播節目《武漢時間》中也以“疫情中城市”“快樂‘宅’生活”“抗疫暖心事”等主題向大眾發起征集，以期從不同社會側面來展現疫情期間真實的人物故事和社會生活。落實到具體的作品上，自武漢關閉離漢通道后開始拍攝的vlog作品《武漢日記2020》，記錄下了這一段不平凡的江城生活，鏡頭下，是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自告奮勇地去做運送物資的志愿者，并表示“直到沒人再戴口罩我的志愿工作才結束”；是患者作為父親想見子女的心切與不自覺后退以避免感染家人的矛盾；是無法避免的生離死別和熬過絕望迎來的重生……這些看起來尋常的社會生活敘事里，都是不同個體的獨特生命記憶，一如有人對這組作品的評價：它記錄的或許都是日常，但這些記錄賦予了更多日常里的普通人以勇氣和信念。

另一方面，輕記錄影像也體現著凝聚大眾情感、召喚大眾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價值。疫情發生后，央視紀錄頻道廣泛收集大量來自民間的真實“武漢時刻”短視頻，并通過多種新媒體平臺合作進行集納播出，其融媒體短視頻《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彰顯積極的社會影響。“見證信念與希望”是這組短視頻作品的生動注腳，透過一個個身處武漢的疫情親歷者的鏡頭，人們得以在這些個體化的記憶書寫中完成共情，并且在差異中尋求到所謂“共渡難關”的共同意義：普通的武漢居民過了一個不普通的除夕夜，家里今年的春聯有些不一樣，上面有一言“臨危不言棄”；普通的年輕護士挑戰著不普通的工作強度，在一線時需要勇往直前，脫下“戰袍”時也有自己的軟弱——一看到年幼的孩子就止不住地想哭；普通的醫生在抗疫期間過了一個不普通的生日，感慨今年的自己吹不了蠟燭——因為飛沫可能會傳播病毒……這樣的故事數不勝數，可這些“普通人”卻在共同守候著一個必須要到來的光明時刻。有同樣關切的《中國面孔》，致敬平凡英雄，把鏡頭對準在抗疫前線承擔著不同工種的“普通人”，或是醫護人員、軍人、建設者，又或是口罩生產工人、后勤人員，愛與溫暖貫穿在所有抵抗寒冷的挑戰里，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需要人們共同比肩同行。

或許有的只是手機鏡頭的簡單記錄，又或許只是書寫了一段看起來普通的社會生活，但這些不可或缺的個體社會記憶，才讓人們真切感知到平凡與偉大之間可能只是一個轉身，而記錄就是一種共同參與：沒有什么比“我們”更能令我們共情和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