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古至今積累的作品已浩如煙海，但成功者卻寥若晨星。究其原因，在于歷史小說易寫難精，存在三大難題。

一是真實性難題。歷史小說取材于歷史上的真人真事，在想象上會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劈空捏造”，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節編排上不能違背歷史的基本真實。歷史小說還得注意歷史的各種細節，如果在人物的舞臺、服裝、道具、言行等方面出現史實錯誤，小者留下瑕疵，貽笑大方，大者造成硬傷，難以補救。作家如果史學素養不足，寫歷史小說難免會鬧出笑話。

二是文學性難題。史書對事件和人物的記載往往遵循一定格式，有時難免枯燥乏味，并不具備文學性。如何復活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讓它們豐滿而不縮水，生動而不干癟，精彩而不乏味，同時又不違背歷史的真實，這就像“戴著鐐銬跳舞”，特別考驗作家的文學能力。

三是思想性難題。有人想當然地認為，歷史小說的思想性問題容易解決，因為站在今天的高度看歷史，自然能看出歷史人物的高低長短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其實不然，如果昧于過去的史實，只以今天的標準來評價過去，往往會犯以今例古的錯誤，而如果重返歷史現場，絲毫不顧今天的標準，卻又會犯泥古不化的錯誤。創作歷史小說，既要了解過去，又要了解現在，還得把握未來的趨勢，這對作家的思想認識水平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難題同時也是考題，總有一些作品能夠出色答題。榮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小說《白門柳》正是這樣一部作品。《白門柳》從一個獨特角度書寫明末清初的一段歷史，在解決歷史小說的三大難題上提供了一些成功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第一、如何解決真實性難題？

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曾說，“觀畫之宜，在乎詳審，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表明自古以來國人就有利用畫作中反映出的衣冠宮室制度、風俗習慣、地區特色等來驗證畫作誕生時代的人文、地域特點之做法，劉斯奮熟諳繪畫，他以繪畫的理念來寫小說，苦讀史書，從史書中摘取有用的知識片段，用以建構真實的歷史圖景，務求小說中的環境描寫、服飾、妝容、道具等都盡可能符合歷史原貌。在《白門柳》中，劉斯奮為我們展現了明末清初社會生活的大量細節：小到頭上的珠花、裙幅的數量、房中的家具與陳設，大到貢院、陵園、城池的格局，一切都栩栩如生。因為這些細節的存在，過去的歷史變得可觸可感、鮮活豐滿。

《白門柳》中幾乎每一處細節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出處，可謂無一字無來歷。有文學評論家曾贊嘆：“舉凡日常生活中的發式服飾、居所的器件陳設、文化上的戲班書坊、禮儀文物，地理上的道路河流、車舟交通，軍事上的攻防格局及閱兵場面，政治上的典章制度與朝廷內幕，恐怕史學家都未必能得其詳，他卻寫得鑿鑿有據，且繪聲繪色。”《白門柳》還贏得了歷史學家的肯定。明史專家顧誠評論說：“孔尚任寫《桃花扇》時上距明亡不遠，當時的社會又處于相對停滯階段，描寫人物性格和生活狀況幾乎不存在時代隔膜問題。包括劉斯奮先生在內的當代文學家要做到描寫各種情景恰如其分就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本書作者為跨越這種社會生活習俗業已大大變化的鴻溝，盡量真實地反映作品描寫時代的風貌，不惜花費十余年的精力，刻苦攻讀，既把握當時的國家大事，胸有全局，又盡量從文獻中披沙淘金，一點一滴地收集可用的材料。就成果而言，雖不能說完全妥切，令人閱讀時如置身于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但在歷史小說的真實性上確實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第二、如何解決文學性難題？

林崗認為：“小說文體最直觀的地方，是它的情節與人物。毫無專業訓練的讀者，看過一部小說，都能復述出它的故事情節，都能談出對其中人物的感受。”一部小說的文學性主要表現在“敘事”與“寫人”兩個方面，即故事精彩生動、人物栩栩如生。

歷史小說的敘事首先有一個處理史料的問題。在處理史料上，劉斯奮尊重歷史事實，但又從藝術虛構的需要出發，對歷史素材作了適當的選擇、集中、概括和拼接。在史料的取舍上，他“關注張力、追求深廣”，即“擷取具深刻內涵和巨大生活張力的素材”，追求“思想的深度和藝術的廣度”，展示歷史、人物及事件的復雜性。他運用“七分事實、三分虛構”之法解決虛實問題，運用“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法解決詳略問題，運用“鉤沉掘隱、發皇心曲”之法解決顯隱問題。在編織故事上，劉斯奮借鑒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技巧，通過“星移斗轉”之法增強故事的戲劇性；運用“先聲余勢”之法制造事件懸念，描寫事件余波，為故事制造聲勢；運用“添絲補錦”之法，把該斷必斷的情節再縫補完整，交代清楚；運用“鸞膠續弦”之法，將兩件事并置在一起書寫，既收到一箭雙雕之效，又讓兩件事互相對照，巧妙地傳達出無聲的評論。

在人物塑造上，劉斯奮秉持著“寫人物就是寫心理”的理念，對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進行了深入揣摩和探索，寫出了新意。比如冒襄的《影梅庵憶語》記述了他和董小宛相知相戀的過程，劉斯奮并沒有被冒襄的一面之詞牽著鼻子走，而是深入體會冒襄和董小宛當時的心理，發現兩人的愛情并不幸福完滿，而是充滿了惱火、煩躁、怒氣、擔憂、恐懼等感情的危機，具有一切不平等的關系所可能具有的任意的橫暴與默默的忍受，這就撕破了籠罩在《影梅庵憶語》上的美麗面紗，完成了對才子佳人故事的顛覆性書寫。對錢謙益與柳如是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作者采納了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的史實考證結果并發揮了文學想象力，進入錢謙益與柳如是的內心世界，寫出了兩人在欲望與節操之間掙扎的過程，展現了二者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與變化性，更為貼切地解答了“錢柳之謎”。特別是，劉斯奮未像陳寅恪先生那樣夸大柳如是的道德情操，而是直面其內心欲望和極端性格，寫出了一個活靈活現的柳如是。

第三、如何解決思想性難題？

呂思勉認為：“小說者，以理想造出第二之人間者也。惟其然也，故作者之理想，必不可以不高尚。使作者之理想而不高尚，則其所造出之第二人間，必無足觀，而人亦不樂觀之矣。《蕩寇志》組織之精密，材料之豐富，何遂遜于《水滸》？或且過之；然其價值終不逮者，理想之高尚不逮也。中國舊小說，汗牛充棟，然除著名之十數種外，率無足觀者，缺于此條件故也。理想者，小說之質也。質不立，猶人而無骨干，全體皆無附麗矣。”也即是說，一部小說如果沒有“高尚”的“理想”（即思想主題），遲早會被歷史淘汰。

在解決思想性難題上，劉斯奮首先追求思想的制高點。在《白門柳》前后，不少作家都關注過明末清初的這段歷史，有的津津樂道于名士名妓的香艷奇情，有的抒發江山易主的興亡之感，有的書寫明末農民起義的悲壯史詩，有的贊嘆反清復明的民族立場，劉斯奮則與眾不同，他試圖表現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中國早期民主思想家的誕生這一主題，認為“這是當時中國，在經歷了明末清初那場給社會帶來巨大破壞的災難之后所獲得的、惟一稱得上具有質的意義的進步”。《白門柳》在立意上認同民主思想，企圖表現“我國早期民主思想的產生”，站在了時代的制高點上。中國在幾千年歷史中，不斷改朝換代，但一直未能走向政治的真正進步，未能走向穩定與現代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思想的薄弱。五四新文化運動曾大力提倡民主，但后來因為各種原因，五四思想啟蒙運動中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人們痛定思痛，才重新開始呼喚民主思想。在中國實現徹底的政治現代化之前，民主思想都不會過時，這就使得《白門柳》一書的思想性有了較強的生命力。

有一些歷史小說也追求思想的制高點，但在表達思想主題上往往過于夸張和美化，甚至把古人的思想覺悟硬性拔高至現代人的高度，《白門柳》卻沒有這樣，它沒有拔高黃宗羲，而是客觀呈現了其個性的偏激和內心的沖突，描繪了黃宗羲在闡發民主思想時無人理解、無人喝彩的處境，寫出了黃宗羲民主思想的早產性，這就給人以悲涼的感覺，更能啟發讀者的深思。

《白門柳》其實也寫到了“男女愛情”“朝代更迭”“階級斗爭”“民族矛盾”等內容，但作者將這些內容都放在了從屬地位，用來烘托“我國早期民主思想的產生”這一正題。在正題的統攝之下，《白門柳》對這些內容的書寫也都煥然一新。如以男女平等意識揭示才子佳人愛情與婚姻中的不平等關系，以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釜底抽薪的反思，超越了“朝代更迭”“階級斗爭”與“民族矛盾”的主題，使得整部小說的思想層次得到了質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