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地或者邊緣是空間概念，與中心相對應。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邊地文學是與鄉土文學一起進入人們的視野的。20世紀20年代，以魯迅為先導的鄉土小說，因其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顯著的地方色彩，使得鄉土文學由此興起。從貴州來到北京的蹇先艾， 創作了《水葬》和《在貴州道上》等作品。這是中國現代小說中較早表達邊地視界的作品，也因此引起了魯迅的重視。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序言中，高度評價了蹇先艾的作品：“誠然，雖然簡樸，或者如作者所自謙的‘幼稚’，但很少文飾，也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寫的范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于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邊地真正進入文學視野，獲得現代主流文學的認同，則是從幾年后沈從文的作品開始的。1928年，沈從文創作小說《柏子》。之后，他又創作了一系列以湘西為題材的作品，《蕭蕭》《三三》《丈夫》《從文自傳》《邊城》《湘西》等，一個偉大作家的地位就此奠定下來。沈從文的作品，一方面通過湘西寄托和表達自己的人生理想，寫出了一個樸拙、純真的湘西，如《邊城》《三三》等；另一方面，他也寫出了湘西與現代文明的碰撞，如《丈夫》《湘西》等。但無論哪種形態的湘西，都給文壇帶來了視界上的震撼沖擊。邊地或者邊緣，可以作為一個文學視角，開啟一個全新的文學視界，也可以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在敘事、表達、語言、結構上，給人一種新的啟發。比如在《邊城》的敘事中，我們能感覺到有一種邊地情歌的韻律在洄環，獨特的湘西情歌的抒情性帶動情節發展。在《丈夫》中，沈從文始終從一個鄉村男人的視角來敘述在船上所看到、經歷和感覺體驗到的一切，如果沒有邊地生活的底子，這種敘述方式是無法建構起來的。

時間過了近百年，人們已然對21世紀的邊地或者邊緣沒有了那種陌生感和神秘感，尤其是在當下信息化時代、新媒體時代，邊地或者邊緣的人和事，也都會在第一時間呈現出來，至于邊地的風情、風光，則時時都在人們的刷屏中。

在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中，邊地或者邊緣一般都與少數民族聯系在一起。在文學視界上，作為邊地的黔東南地區是在20世紀之后尤其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其文學創作才進入發軔期。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這里開始涌現出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本土作家，如伍略、滕樹嵩、劉榮敏、袁仁琮等。他們通過文學作品第一次將黔東南的民族風情和文化習俗展示于文壇，向人們描繪了貴州獨特的民族生活，塑造了富于時代特色的民族形象。他們在表現民族文化方面起到了開創性作用，無論是塑造人物、表現生活，還是描繪當地風情習俗，都有著鮮明的民族印記，烙印著黔東南的地域特色。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黔東南第二代作家涌現。這一代作家是隨著改革開放后文學的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他們雖然大多出生于民族鄉村，但很早就接受了現代教育，許多人還接受了專門的文學訓練。如果說，黔東南第一代作家是一種自在的文學創作，那么，第二代作家則進入自覺的文學創作階段。與第一代作家著意于民族風情習俗的優美抒情相比較，第二代作家更注重民族生活中人的存在意義的探尋和思索。文學于他們，更多的是一種觀察和思考人生的方式，是他們生命意識的一種表達。他們不但在創作題材上更多樣化，更重要的是以一種現代意識對民族文化進行某種程度的反思，或者從人性的深度來開掘和表現民族生活中有獨特意味的形象和場景。

進入21世紀，黔東南第三代作家登上文壇。姚瑤、石慶慧、楊芳蘭是其中的代表。姚瑤是詩人，他以家鄉圭研為起點，漸次展開對黔東南侗族、苗族生活的表現和揭示，是黔東南邊地生活忠實的表達者、敘述者。他的詩歌是詩人沉入鄉村、土地、生活中的生命感悟，與邊地區域獨特的文化連結在一起，賦予詩歌一種特別的張力和深度。石慶慧是一個在鄉村成長又在鄉鎮工作多年的青年作家，鄉村和鄉村生活是她創作的主題。在她的作品中，她更關注鄉村的情感世界，尤其關注那些留守婦女的心靈和精神生活，向我們展示了社會轉型期蘊涵豐富的鄉村生活形態。楊芳蘭的許多小說都寫到了“七街”——這是小縣城的一條農貿集鎮街，從四方鄉村匯集而來的人們在此經營各種小生意，買賣各種小商品。“七街”所呈現的縣域經濟生態，是楊芳蘭小說中最有價值的生活場景。

近幾年，在人類學、民族學領域，邊地、邊緣研究越來越引起重視。邊地既是一種視界，也是一種研究方法。文學創作中，可以借鑒人類學理念和方法，立足于邊地、邊緣，建構起作家的文學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