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世紀以來，一方面見證陀思妥耶夫斯基偉大而深刻的讀者和評論家不計其數，另一方面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落后保守、心理陰暗的指責聲也不斷，納博科夫還認為他的文字不夠精美。那么21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價值和意義還在繼續嗎？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校區英語系教授童明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下文經授權摘自他的《現代性賦格——19世紀歐洲文學名著啟示錄》 一書。

可稱為優秀的現代文學家有許多，而恰當地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唯有用“偉大”二字。

1887年，尼采得到一本法文版的《地下室手記》，讀后感觸良多，說：“他是唯一有教于我的心理學家。”尼采見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人性的深刻。

1930年，英國小說家D.H.勞倫斯給《宗教大法官》（The Grand Inquisitor）英文版作序時告白，他前兩次的閱讀雖然被其吸引卻不解其意。再讀之后，頓悟而受震撼：原來耶穌吻大審判官，阿廖沙吻伊凡，他們彼此獲得的，加起來就是人類最大的秘密（Lawrence，第90-97頁）。勞倫斯見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類精神史的偉大貢獻。

20世紀，俄國理論家巴赫金畢一生之功寫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以“對話性主體”“復調小說”等概念闡釋陀氏小說形式的哲學意義，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哲學家卻勝過哲學家。巴赫金的理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獲得一個新的制高點。

20世紀以來，見證陀思妥耶夫斯基偉大而深刻的讀者和評論家不計其數。21世紀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價值和意義還在繼續嗎？

2014年，我在上海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作主旨發言時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批評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為的是揭示建立在不通人性基礎上的烏托邦社會不僅虛偽而且危害極大。聽到這一段，當時與會的俄羅斯高爾基文學研究所所長和兩個同事產生了共鳴，專門過來與我交談。他們認可我的解讀，并且補充：俄國人一再重溫并思考陀氏和車氏過去的這場爭論，因為蘇聯乃至20世紀的歷史，證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言家的眼光。據我所知，我們的父輩和我們這一代，許多人不知道《地下室手記》的內容，不知道陀氏和車氏的那場爭論，反而有人至今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為真理，夢迷于其中。

廣袤寒冷的冰雪大地、古樸厚重的東正教傳統，孕育了俄羅斯既屬歐洲又不同于歐洲的文化性格。人類都有的缺點，俄羅斯人也有，不過，若論俄羅斯人的長處，應該包括他們看重人性，看重文學和藝術，看重高貴，看重承諾，相信善惡可以相互轉換的特點。19世紀的俄羅斯依然貧窮落后，負載沉重。已經現代化了的歐洲，想一想距離很近，想一想又距離遙遠。對于俄羅斯人（尤其是俄羅斯的文學家），歐羅巴好像是親戚。于是，一些俄國的思想精英，秉承自己的性格來感應隔壁歐洲的啟蒙，以此來應答現代的文化，不無親情，也不失自信。

19世紀最大的文學奇跡發生在俄國。僅僅在兩代人的時間里，俄羅斯產生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一批最優秀的世界級文學家，用文學鍛造了俄羅斯的現代靈魂。

觀其貧窮落后，道路之坎坷，命運待俄羅斯如此嚴酷；論其文學優秀，偉人之輩出，命運對俄羅斯又何其眷顧。19世紀俄羅斯文學興旺發達的后面，有一種特別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俄羅斯精神和歐洲精神相互競爭，相互融合，可成就世界性的俄羅斯精神。他在著名的《普希金》一文里寫道：“歐洲各國人民并不知道我們是多么重視他們……將來的俄羅斯人，無論男女老幼全都會明白，要做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意味著要徹底調和與歐洲的矛盾。”他說，如果歐洲現代化指向的只是經濟、刀劍或科學的成就，那不算真的進步；俄羅斯精神若真的可裨益于世界，其貢獻應該是“人類的博愛，是俄羅斯那顆向著全世界和全人類兄弟般的團結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選》，第229頁）。

這段話喚起這樣的畫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輕輕擱下筆，抬頭看窗外的雪景，窗沿上的一只鴿子“騰”地飛開，遠處的教堂傳來緩緩的鐘聲。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新的俄羅斯精神有十足的自信。他以《安娜·卡列尼娜》為例，認為“當前歐洲文學中沒有一部作品可以與之匹敵”，原因是托爾斯泰這部倡導俄羅斯“新語言”的小說，在探究人類認罪和犯罪的問題時，進入“科學所無法探測”的人類精神（人性）法則，比起歐洲那盲目和強制立法的科學手段，這要優越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選》，第162—169頁）。

到了20世紀，歐美人逐漸理解了這種俄羅斯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尊為西方現代文學的先驅。不過，歐美用心理分析和存在哲學來解釋陀氏對現代文化之重要，未必能把陀氏對人性的理解講透。陀氏并非存在哲學的代言人，存在主義式微之后，陀氏的作品仍然生生不息。

在近幾十年來的評論中，巴赫金的“對話性主體”說讓我們看到，陀氏彰顯了前人未能昭示的人性篇章和思維領地（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在主體等問題上，巴赫金的理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后現代理論發生了聯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后現代發生關聯，并不是完全因為巴赫金。對于歐洲啟蒙形成的現代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超前，早已做了后現代式的思辨（如《地下室手記》）。

19世紀以來，指責陀氏落后保守、心理陰暗的聲音也不絕于耳。這種指責，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對啟蒙體系的光明進步之說被不假思辨地接受。

用尼采的話反問：看到影子就是心理陰暗？難道陽光下沒有影子？思想難道不是在影子里產生的？影子里萌生的思想難道不熱愛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里講同樣的道理：“光明”之說的盲目在歷史上一再地制造黑暗。

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諷，不是冷，而是熱，因為出自博愛。

納博科夫曾說陀氏的文字不夠精美，代表了另一種負面意見。長于雕琢文字的納博科夫精于美學，不過他認知的美學不能算全部的美學，更不能成為否定陀氏美學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刻畫了人類靈魂的所有層次”（陀氏語），昭示人性的方方面面，讓對話的主體在沖突之中，激蕩情感和思想，呼應往返，成為音樂式的復調。這樣，氣勢恢宏的陀氏不是制作了鉆戒，而是成就了金字塔。

鉆戒有粗糙的表面，肯定是瑕疵；而金字塔斑駁粗糙，卻是金字塔的本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所以攝人心魄，在于他直視人性的復雜，有勇氣擔當起人性最大的可能性。他的小說人物，如承受巨大道德負擔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罪與罰》的主人公），生命觀相異卻彼此相容相敬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們，都在明示或暗指：要擔當人性的最大可能性，必須有博愛。博愛，一種超越有神無神之爭的宗教感，傲居金字塔的塔尖。

木心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比作棉被，非常貼切。

寒冷的冬夜里，蓋上曬過的棉被，聞著滲進棉花里的太陽氣味，溫暖無比。棉被沒有什么溫度，之所以暖，因為貼近人的肌膚，恢復人的體溫。棉被使人感受到的，其實是自己的體溫。俄羅斯偉大的文學家，如果戈理、普希金、托爾斯泰等，都有棉被的品格。

寫過短篇小說《外套》的果戈理，喜歡用俄式外套做比喻，表達了和棉被一樣的寓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得有趣：“我們都是從果戈理的外套里面鉆出來的。”

中國人的道路曲折艱難，容易親近棉被或外套似的19世紀俄國文學。以19世紀的俄國和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中國相比照（而不是20世紀的中俄對比），可發現兩個民族的精神史有個根本性的相似，即：不發達狀況下的現代化，都包括了對發達的歐洲現代化的想象，由此想象而萌發的意識之豐富，幾乎是一門特殊的精神現象學。

19世紀，歐洲各國迅速現代化的時候，俄國只有初步的經濟現代化，但對現代化的欲望一直旺盛不衰。1812年，拿破侖兵敗莫斯科。之后，大批俄國貴族和軍官到了歐洲。他們親眼所見，巴黎、倫敦、柏林是另一樣的世界。歐洲的現代化，鼓舞了俄國反專制、反農奴制和追求民主的社會變革。

但是，歐洲啟蒙產生的現代價值體系，雖然是現代世界文明的方向，也有它的歷史盲點。波德萊爾在奧斯曼時代的巴黎，比較直接觀察到體系現代性的某些問題。而對許多俄國人來說，這種現代體系帶來更多的是幻想。

幻想和現實的交融或交戰，呈現為俄羅斯文化意識中的特殊“現代性”。19世紀俄國文學中各種的幻想曲，也有對歐洲啟蒙不同的應答。

有些應答，只見啟蒙的正面價值而忽略啟蒙的負面。對歐洲現代體系過于浪漫的幻想，產生了看似符合理性卻有違人性的現代烏托邦。

有些應答，基于靜觀細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歐洲各地去，靜觀第二帝國時期巴黎繁榮之下的潛流，細察水晶宮陰影之下倫敦貧民的生活。他的所觀所察，有波德萊爾那樣精準犀利的眼光，回到俄羅斯后寫成一批散文，尤其《冬天所記夏天的印象》，是冷靜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性多面的思考，是他質疑啟蒙體系現代性的特殊角度。在《地下室手記》里，他針對車爾尼雪夫斯基代表的思維，做反烏托邦的理想諍訟和人性告白。陀氏、車氏的兩部小說，分別代表了對現代的兩種看法，到了20世紀繼續各自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車氏思想變成某種社會形態的范式，陀氏被說成是反進步的。

以后見之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卻是對的。他堅持深入人性的思考，勇氣超常，智慧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