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網絡熱詞當中，有兩個詞令我印象深刻。一個是“下沉”，準確而言是“下沉市場”，另外一個是“出圈”。“下沉市場”是說這些年很多互聯網公司開始大力開發三四線城市，包括小鎮、鄉村的市場，逐漸改變此前只注重一二線大城市市場的經濟策略，比如“拼多多”“聚劃算”“京東”等，都對“下沉市場”抱以很高的熱情和希望。這些互聯網公司打開了中國更廣闊的市場，同時也伴隨著物流、商品的腳步，更廣闊的中國現實得到呈現。同時，今天很多的網絡視頻，如“快手”“抖音”等平臺，都表達出了很多與大城市經驗完全不同的中國現實。

市場的“下沉”，這不僅僅是一個市場行為，更說明一個基本的現實狀況，就是我們曾經以為的三四線城市和小鎮世界，并不是傳統的田園牧歌，也不是現代文化參照下的愚昧落后，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介于現代與傳統之間、或者說城市與村野之間的獨特文化。他們能消費，能自娛自樂，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從人口數量、地理范圍來看應該是中國最龐大的群體，但卻一直不曾成為電子商務的開發對象，同時也被我們的作家和人文研究界普遍忽視。這些群體如今成為市場消費主體、成為網絡短視頻主體之后，其實也不斷提醒著我們的作家和學者去重新理解當前中國的社會現實。由此，“市場下沉”，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創作和人文研究也需要有一個“下沉”過程？

還有“出圈”一詞，這是從粉絲圈的說法“飯圈”延伸而來。所謂“出圈”，就是影響力溢出了原來的圈子，比如某個明星因為什么事件，引起了核心粉絲群體之外的、平時不了解這個明星、不關注這個圈子的人也開始對這個明星或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像2019年的蔡徐坤、李子柒、李佳琦等，都是成功“出圈”的明星人物，都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出圈”帶來的效應，不僅僅是聲譽的擴張和商業的成功，往往可以成為全民熱議的焦點性話題，進而引發學術界的關注和研究。對于這種“出圈”現象，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也可以是學術研究的“出圈”趨勢。成為文化事件的“出圈”行為，其實是引導著我們的人文學者去關注當前的文化現實，而借著事件的公共性、焦點性，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可能實現“出圈”效果。

“下沉”和“出圈”，都指向了當前的社會文化現實。“下沉”現象引導著我們關注更廣闊的社會現實，“出圈”現象無形中促動著我們的人文研究更迅速地接通當前社會的文化問題。在“下沉”方面，我們或許可以聯系起近兩年的“現實主義”熱。文學界重燃“現實主義”熱情，這不完全是政治上的推動，根本而言其實是文學創作自身需要新一輪的“現實感”改造。前幾年對非虛構寫作的重視，就是今天提倡現實主義創作取向的一個前兆。從“非虛構”到“現實主義”，其實是政治話語促成的說法上的變化，于根本上而言就是在召喚文學創作的“現實感”。“現實感”指向的是我們的寫作要更真誠地感應、回應當前的社會文化現實。作家的創作如何才能更具“現實感”？這必然不是滿足于向書本學習，不是簡單地繼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然成了習慣的模仿西方，而是更深刻地感應我們自身所處時代的精神狀況，包括更廣泛地接觸和理解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現實。這種創作指向，某種意義上就是作家目光的“下沉”，沉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沉到當前中國人最普遍、更真實的生活中去，包括沉到最細微的生活和物質考證中去，改變以往一心趨向高大上概念化和各類主義化的寫作趣味。當然，“下沉”同時也是一種創作心態的改變，是去除浮躁、回歸本職、扎實創作。移動互聯網時代，各種文學文化活動特別多，很多作家忙著趕場子出席活動，只見創作談、演講稿越來越漂亮，卻不見創作上有什么精進，這是本末倒置。

強調重回我們的生活現實，這不僅是創作層面的緊迫需求，也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研究所需要的一種內在品質。這幾年中國文學界強調中國當代文論建構，這也并非純粹源于政治上的要求，內里也有一個文學理論發展趨向及其未來可能性的問題。我們跟隨西方的理論，從八十年代到現在已經跟了幾十年，各種大大小小的西方文論家幾乎都挖出來咀嚼過了，如今我們最前沿的文論研究其實跟西方當前的理論家站在了同一條線上，未來的文論發展空間在哪里，這需要的是全世界文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不再是簡單的誰譯介誰、誰影響誰的問題。這時候，能夠為世界文論的推進提供思想資源的，必定是世界各地的文化傳統和文學現實，而中國文論研究者要提出新的文論發展可能性，自然也是從中國文學的傳統資源和當前文學和文化現實中汲取養分。這里面，我個人覺得，文學批評和文論研究的中國化推進，尤其需要批評家、學者去回應當代中國的文學問題，包括去面對當下的文化狀況，讓我們的批評和研究具備當代品格。當代品格指向的是當代意識，這不只是處理當代的問題，還要求我們走出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圈子、學術圈子，擺脫此前文學批評和文論研究的圈內自我言說狀態，吸收新鮮血液，完成知識更新和思想創造，這也就是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出圈”問題。

要“出圈”，首要的是把我們的目光拉回到我們自身的文化現實上來。即便是處理最新最前沿的理論問題、文藝問題，也擺脫不了我們自身的處境，我們是無法扯著自己的頭發逃離這個地球、離開這個現實的。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不能把理論問題說清楚，往往就是我們在研究的時候把自身的體驗給疏離了，以至于寫的東西無血無肉、寡淡無味。沒有“血肉”的研究怎么可能讓人愛讀？像這幾年有一些歷史研究著作，比如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王笛的《袍哥》等等，他們的寫作方式都擺脫了傳統的歷史研究論文模式，結合了非虛構等等敘事方式，但核心還是在于他們這種寫作方式融入了很多鮮活的血肉性質的內容，而且處理的都是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或者跟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有著某種隱秘關聯的話題。文學界層面，比如前幾年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也把文學批評創作植入到對于“80后”一代人、甚至更寬泛意義上這個時代的青年出路問題上來，這也就擺脫了很多文學批評只闡述文學文本或者只探討文學史、文學理論范疇內問題的思路，讓文學批評有真正的時代性和現實感。

另外，回到我們自身的文化現實，這種目光的轉向也會逼著我們去改變我們的文學、文化研究思路。這個時代，我們的經驗、感受都是無比復雜的，這時候如果滿足于傳統的對于某個穩定的理論文本或文學文本的研究闡發，那我們肯定會有不滿足感，會覺得它不足以描述我們自身，更不要說描述我們這個時代。這是一個流動性、變化性大于穩定性的時代，我們進行的文學批評和研究，也必須把視野放大，從很多方面來思考我們自身和我們時代文化的復雜性。這個“很多方面”，不僅僅是理論視角的多方面，更是拓展我們的關注對象，從我們時代多樣態的文學作品、文化產品、文化現象等等層面展開研究。當然，這種“廣”，并不是毫無焦點的寬泛化言說，而是把寬廣的研究視野作為我們從事具體問題研究的知識準備，這是一種基本素養。

人文研究的“出圈”，在“廣”的基礎上，還需要有焦點性和深刻性，所探討的問題要更多地觸及我們時代的文化痛點，或者說時代性的公共焦點。“圈外”人對一個學術“圈內”問題感興趣，必然是因為他們遭遇到了這方面的困惑、有了這方面的興趣。比如近些年的人工智能問題。人工智能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它從深層次上引發了我們關于人與機器之間關系的重新思考，甚至可以說，某種程度上它撼動了人文主義、啟蒙運動以來關于“人”的定義。人工智能發展到今天這個高度智能化的階段的時候，我們繼續以“人”為中心來理解一切建構一切就逐漸成了一個問題。近些年來“后人類”概念得到廣泛的使用，對動物的主體性研究，包括對機器人的“人性”想象也成為了學術界、藝術界的熱門探討話題。這些都只是一個前兆而已，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繼續推進，“人”對自身、對其他生命體的認知都會逐漸發生改變，而這種改變將帶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轉型，由此延伸出來的人文研究，定是一個大變革。這個大變革，不是某些個具體專業領域內的“學術圈”的變革，而是牽涉到我們每一個人具體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變革。那么，針對這一時代性的變革，我們的作家和人文研究者又能提供怎樣的研究成果？要知道，人工智能涉及的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文化倫理問題，它帶動的不僅僅是人們關于具體技術的好奇，更是關于科技倫理、技術哲學以及科幻文學等等關于科技時代人性問題的困惑。這時候，借著手機移動互聯網的便捷性，很多以往只是學術圈內的知識、思想都可能夠迅速轉化為公共性的常識。

創作“下沉”，批評“出圈”，這是回應當前這個媒介超級發達時代的一種選擇。當代世界，早已進入一種一切都或被迫轉型、或主動調整的流動性時代，傳統的文學創作和人文研究何以能夠“固圈自封”？作家和研究者都需要主動打破傳統的圈子化規矩，從圈外尋找思想資源來維系活力。這活力不是“活動力”，而是創造力。要有大的創造力，作家和學者就必須“下沉”，沉到最基礎、最真實的生活現實文化現實中去，發現真正的現實痛點，生成最鮮活的思想話語。是真的創造、有真的思想，“出圈”就是順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