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村上春樹和我》的作者杰伊·魯賓是哈佛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村上春樹英文版最重要的譯者，曾翻譯過《挪威的森林》《1Q84》等多部村上春樹代表作，可以說是村上春樹在英文世界最有力的推手。他不僅研究翻譯村上春樹，還對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等日本文學大家有深入了解。

《村上春樹和我》寫了杰伊·魯賓和村上春樹因書結緣的種種趣事，一切從村上春樹打給魯賓的一通電話開始，延及兩位的文學交往。不僅有魯賓在翻譯村上小說過程中發生的種種事件，也有文學觀的交流、翻譯技巧的探討。以下為本書選文。

《村上春樹和我》

那是1961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讀二年級時的春季學期。當我希望上點西洋文化之外的課程時，恰好開設了一門“日本文學入門”課。

在那門課的課堂上，雖然被要求從《古事記》讀起，讀《伊勢物語 》、《源氏物語》、《平家物語》、《敦煌》、《心中天網島》，一直讀到夏目漱石的《心》，但因為是面向美國學生開設的課程，所以文本全部是英譯。

任課老師是因《心》的精彩翻譯而聲名鵲起的埃德溫·麥克萊倫（Edwin McClellan）教授，老師的授課令我印象深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學生們閱讀的都是英譯本，麥克萊倫先生卻必定會帶上日文原著，在課上給我們就原著做各種講解。他授課的激情簡直讓我們學生感覺，若能用日語讀那些書，不知將會比讀英譯本有趣多少。

麥克萊倫先生的課有趣極了，所以我在那年夏天買來日語書，利用打工間隙開始自學起來。我打的那份工是售賣冰激凌，就是將冰激凌堆進小型卡車里走街串巷，來到孩子多的街道，便叮鈴鈴地響鈴，然后將卡車停在路旁，售賣各式各樣的冰激凌。

價格最貴的香蕉船冰激凌球，是一種將香蕉的皮剝掉，豎著切成兩半，做成帶孔托盤，中間擺上三個團成圓形的冰激凌球，再澆上巧克力醬或發泡奶油吃的甜點。

制作香蕉船冰激凌，必須要在卡車中提前裝上許多香蕉，而那些香蕉居然在我的日語學習上立下汗馬功勞。我用圓珠筆在香蕉皮上書寫，練習漢字。一種無以名狀的手感使我得以下筆流暢，并很快記住。我想我一定要向讀者朋友們推薦下這個方法。

一日，雇主過來視察我的工作，他疑惑不解地看著寫滿漢字的香蕉皮，問：“那是什么？”我敷衍道：“啊，那個啊，是中國產的香蕉。”他應了句“哦，是嗎”，便不加在意地回去了。

不敢說是否要歸功于香蕉皮，但我感覺日語學習進展得很有趣。于是新學期伊始，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專攻日本文學。然而等我開始學習日語并在5、6年之后吃盡苦頭、卻總算能讀文學時，我已升入研究生院。換句話說，我陷入了日語學習的泥沼。

麥克萊倫先生的專業是明治文學，所以我也自然以明治為中心進行文學研究。先生不只翻譯了《心》，還將漱石的《道草》、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等作品譯成英文，所以我深以為日本文學教授都做翻譯，于是自己也開始著手翻譯起來。

后來我發現也有的教授不做翻譯，卻為時已晚。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愛上了翻譯，搞不懂不想做翻譯的人的想法了。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國木田獨步，所以我最初做的翻譯便是獨步的幾個短篇，那之后是漱石的《三四郎》。不算1977年譯的野坂昭如的《美國羊棲菜》，我接下來的譯作是1988年漱石的《坑夫》英譯。

回頭看看，我翻譯的幾乎全是“死人”的作品，雖然翻譯之外也做了許多其他工作，可是就連終于在2011年由世織書房出版的拙著《風俗壞亂——明治國家與文藝審查》，做的也是明治時期的作家們、亦即“死人”們的作品研究。

1988年阿爾弗雷德·伯恩鮑姆（Alfred Birnbaum）先生譯、村上春樹著的《尋羊冒險記》在美國成為熱門話題，所以我再怎么一頭扎進明治時代里，也開始隱約注意到有位名叫村上春樹的作家存在。

雖然我看見東京書店正面柜臺上擺滿他的書，但我認為寫那種暢銷書的人十有八九是某類大眾作家。我認定里面寫的必然是醉醺醺的少男少女不管不顧地睡覺之類荒唐故事，所以幾乎提不起閱讀的興趣。

然而《尋羊冒險記》英文版刊發數月之前，一家名叫經典（Vintage）的美國出版社拜托我讀一下村上春樹的一部長篇，看是否值得譯成英文。雖然英譯本已在進行探討，但據說還需要關于原著的意見。

杰伊·魯賓

了解世人都在讀些什么爛作品也沒壞處吧——我抱著這樣的想法接受下來，卻完全沒抱任何期待。然而當從出版社拿到文庫本試讀時，卻令我魂不守舍。那本書就是《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

由于我常年專注于被壓抑的灰色現實主義研究，所以無法相信居然存在如此富于大膽奔放想象力的日本作家。小說臨近結尾處，獨角獸頭骨發散到大氣中的夢的色彩至今依然歷歷在目。我這般難舍村上春樹的世界，竟至為闔上最后一頁惋惜不已。

我給前來征求我對這本小說意見的經典出版社寫了意見并寄出：“這本書無論如何都值得翻譯。如果正在探討的譯稿不能盡如人意，務請讓我來做。”然而我的意見完全遭到了經典出版社的無視。他們既定不會出版，自然也未交給我來翻譯。

兩年之后，講談社國際部刊發了伯恩鮑姆先生妙筆生花的英譯本《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那時候，美國和英國已經因《尋羊冒險記》掀起村上春樹的微熱潮。

或許因為《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帶給我的震撼太大，我讀了所有能夠弄到手的村上作品，還把它們帶入了課堂。我尤其中意短篇小說。

我徹底被村上作品迷住了，仿佛它們是專門為我而寫。我滿意村上幽默的品味，喜歡不依靠時間經過與記憶的主題寫作方式。

他的故事中，有許多我十幾歲時大愛的爵士電影配樂登場。我佩服他讓讀者感覺從主人公的頭腦中看見世界的力量。總之，與其說我作為專業學者，不如說 我作為個人、作為一名普通粉絲，迷上了村上的作品。

于是我從大學的圖書館里找來日本文藝家協會發行的《文藝年鑒 》，查到村上的住址，給他寫信。

“你的作品中有我無論如何都希望翻譯的東西，作品一覽表中的任何一篇都可以，您能否允許我將它們譯成英文呢？”

令我欣喜的是，不久之后我從村上經紀人處收到回信說歡迎我的提議，于是我將最喜歡的兩篇作品《再襲面包店》和《象的消失》的譯文寄給了那位經紀人。

幾個星期之后的一個早上，我正在書房里擺弄電腦，電話響了。拿起聽筒，竟然有個從未聽過的、極其莫名其妙、仿佛絞殺一只雞一樣的聲音響個不停。

我想，沒必要回復這么奇怪的聲音，便咔嚓一聲掛斷電話，誰想電話又隨即響起。我戰戰兢兢地拿起聽筒，聽不到剛才那個奇怪的聲音了，所以我試著說了聲“Hello”，于是傳來一個渾厚友好的男性聲音 ，而且還是日語：“我是村上春樹，請問能否允許我將前幾天收到的《再襲面包店》和《象的消失》的英語譯文刊登到《花花公子》（play boy）上？”

雖然我對美國的《花花公子》雜志的所謂“哲學”稍感疑惑，卻毫不猶豫地撲向這個在擁有眾多讀者的雜志上發表的絕佳機會。說來，或許因為身為學者，我發表的論文的讀者還不足十人吧？

想來，那日的電話有諸多讓我吃驚之處。

首先是村上春樹親自給我打來一事。說來，夏目漱石可是一次都沒給我打過電話呢……

其次就是作者村上春樹對我的翻譯感到滿意。

再就是刊登在《花花公子》上一事。

最后的一驚是，電話里那個絞殺雞一樣的聲音竟然是一種叫做“傳真”的最新技術發出來的信號。

好像村上十分靦腆，他似乎希望盡量不要和陌生人直接通電話。然而好像因為我的技術落后，他不得已給我打了過來。插句題外話，我第二天便買來傳真機。如今傳真已是有點古董的技術了，所以我想讀者們也可以明白這段事有多久遠了。

如再要舉出一件吃驚之事，那就是村上說，他并非是從東京，而是從紐約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打來的電話。1991年春天，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哈佛大學任教，住在波士頓附近一個叫做布魯克萊恩的鎮上，和村上所在的普林斯頓相隔車程4小時左右的距離。

或許是因為那樣近的距離感吧，村上和我的第一次見面不久就實現了。我的人生從那之后完全改頭換面，朝著以村上作品為中心的無法料想的方向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