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一個在網絡空間討論的話題，犯得上寫成一本書么？”這種觀念的存在，恰恰驗證了《金智英》呈現的內容：女性要面對的“偏見”不是特定的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家庭或工作場所，而是宛如空氣一般，針對女性的檢視無處不在。

2019年韓國現象級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簡稱《金智英》)掀起的風暴已無需贅述，對韓國乃至東亞女性“受規訓的一生”的討論如星火燎原，蔓延了社交網絡，從小說到電影《金智英》不是掀起這個議題的起點，更不會是終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文本讓文學從美學的斗獸場回歸了它的“交流生命經驗”的使命，以微小的碎片映照了一個宇宙，嘈雜普通卻無處不在。

耐人尋味的是，小說出版和電影公映時，一直存在著一個頑固的“理（性）中（立）客（觀）”的聲音，認為原作小說的文本太差，夠不上文學的級別。“一個在網絡空間討論的話題，犯得上寫成一本書么？”——這種觀念的存在，恰恰驗證了《金智英》呈現的內容：女性要面對的“偏見”不是特定的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家庭或工作場所，而是宛如空氣一般，針對女性的檢視無處不在，哪怕是“講述”這種行為本身，都要被挑刺“技術不行，修辭太差”。捍衛《金智英》的讀者會說：書里的內容能夠被寫下來，已經夠艱難了！這是實話，但這種辯護仍然是露怯的。

放眼世界范圍，這些年女性寫作的成果能讓男性同行和讀者顫抖：波蘭作家托卡爾丘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50周年大選，讀者的票數集中給了英國作家萊夫利的《月亮虎》，阿特伍德的《證言》和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及其它》分享了2019年的布克獎。也許，趙南柱和《金智英》無法成為上述列舉對象的同類項，因為按照約定俗成的評判度量衡，《金智英》里欠缺復雜的技巧和完善的修辭。然而，《金智英》的“簡陋”和“笨拙”引發了關于敘述、關于寫作的一個核心命題：文學的呈現，存在著“唯一合法的標準”么？世界不斷變化，“文學”的操作方式和評價體系怎么可能維持一種虛無的“永恒”呢？

托卡爾丘克在不久前領獎時的演說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敘事是權利，更是權力，如何敘述這個世界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個時代的人們面臨的重大問題在于，陳舊的敘述既不能呈現現實，也無法想象未來。如果把趙南柱的寫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僅兩個月后選擇自殺的林奕含的痛苦命運，以及托卡爾丘克的演講并置，一幅清晰的關于“寫作”的圖景會浮現。

對比《金智英》遭遇的專業挑刺，《房思琪》在專業層面是被一面倒叫好的，林奕含在寫作的起點上，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寫作者，哪怕是掌握著評論話語權的男性權威都無法否認，《房思琪》呈現了現有文學評價標準下的完善優雅的技巧，它在修辭層面難以挑剔。可是，“完美的天才少女”林奕含在去世前八天曾接受采訪，在那次內容苦澀到讓人不忍心看下去的對話中，林奕含問觀眾、問同行、也問她自己：藝術是不是巧言令色？身為寫作者，藝術的欲望是什么？當她把創傷體驗以“工筆”寫下時，她意識到自己的敘述方式、她對審美的自覺，竟然都來自那套規訓方式，最終一種“被修辭所包圍的屈辱”壓垮了她。

文學從語境中來，語言和思維從來不是抽象的、脫離世界的。托卡爾丘克在《溫柔的敘述者》這則演講中，反復地探討著：有沒有故事可以超越沉默寡言的自我藩籬，去揭示更廣闊的世界，有沒有故事能從遠離中心的角度看待問題？她說：“一個新的敘述者，不是語法結構的搭建者，而是能夠囊括每個角色的視角，有能力跨越每個角色的視野，看得更廣，忘卻時間的概念。”

正如林奕含的“工筆”本不是她的錯，趙南柱在《金智英》中的“不工”也不該成為被貶低的理由，這種白話式白描式的寫作，構成了一種質樸的反抗。《金智英》這個文本讓文學從美學的斗獸場回歸了它的“交流生命經驗”的使命。作者誠實地講述著故事，賦予微小的碎片以存在感，這些碎片映照了女性的經驗、生存境況和記憶，在簡樸的講述中，文學找回了它的寓言屬性——在嘈雜的世界中，金智英的聲音找回了她的輪廓，她既是一個生活在特定時代和環境中的人，但她的形象也超越了具體的物質背景和細節，成為“無處不在的普通人”。

《安徒生童話》里有一個故事，一個被扔到垃圾桶里的茶壺講述它遭遇的殘酷經歷，繼它之后，別的被拋棄之物也逐個開口，這些“廢棄品”的默默無聞的講述，最終匯成奔涌的史詩。《金智英》的價值就在于此：她嘗試著進入了這個“茶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