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接觸了古今中外許多的文學理論體系，今天重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中國文學理論體系的建設，不是在口號的意義上，應該是有思想質量、學術質量的衡量標準。否則，僅僅停留在口號上沒有太大意義。因此，我想討論文學理論建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三個問題。為什么要討論這三個問題呢？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認識如果不太一樣的話，如果沒有清晰的共識，可能文學理論工作下一步的展開會朝向不同的方向，所以我們要事先考慮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要在現代知識體系形成的學科圖景中設想和聚焦當代文學理論的基本任務。其實，古代的人也講過這個問題，比如，《論語》中非常有名的詩可以“興、觀、群、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還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天看起來，這沒有什么錯的。但我們會覺得太簡單了，文學的意義和功能遠不止這些。那時的表述與當時知識體系的水平、與當時文學主要是詩歌發展的狀況是非常適合的。那么，對于今天而言，我們在討論當代的文學理論問題時，我認為應該進入當代語境。我們處在現代社會，這個現代社會不僅是一種物質的存在，同時還是很多現代知識解釋過的現代社會。我們的文學理論應該在這種語境中來討論新的體系建設問題。

馬克思曾經指出，人類掌握世界有四種方式：理論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實踐—精神的方式和藝術的方式。文學理論主要負責解釋藝術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及其具有的意義。具體來說，文學理論會以文學為對象解釋或闡釋一個民族的審美想象力以及文化記憶。這個文化記憶中有一部分構成了我們的歷史敘述。當然，我在這里要稍微解釋一下，這里所說的歷史敘述不是指那種實存的、真實發生過的歷史，而是虛構的、或者是與歷史有某種差異的敘述。前面這種實際發生過的歷史是歷史學要解決的事情，后面這種歷史可能與真實發生的情況有關系、有差距，但它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為什么說與歷史真相有差距的敘述反而起很大作用呢？這里面就有很多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因此，文學理論必須考察審美的社會歷史意義。

文學理論不僅要解釋審美的歷史形成以及審美本身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還要關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非常復雜的聯系，而這些問題又涉及想象力、審美、審美與主體的互動，包括一種審美能不能構建一個社會的現代主體。當年魯迅等人說，希望用中國文學來改造國民性，他們設想審美是有助于建設新的社會主體的。同時，這里當然還涉及審美包含的感性反抗，這個在現代哲學中討論得比較多，也是我們這個學科本身的一個特點。感性的反抗問題在別的學科中不太強調，但在文學理論研究中比較強調。對更具體的研究來說，作為審美想象力的表述方式，文學的形式與符號體系構成非常重要的研究內容，包括某些形式的興盛和衰退等。審美想象力催生了很多文學形式和符號體系。但反過來，文學形式和符號體系也塑造了我們的審美想象力，塑造了我們的感覺方式。這涉及符號和主體的關系，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

在現代社會，我們應當注意研究符號與傳播工具、傳播體系的關系。現代科技制造了很多新的審美符號，這些符號在重新塑造我們的感覺方式，比如電影、電視，包括現在的網絡。這是文學理論要關注的一個方面。另外要關注的一個方面是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形成的文學闡釋。文學闡釋是闡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世界范圍內有很多著名的學派，比如社會歷史批評學派、精神分析學派、符號學派等。現代闡釋學有一個突破，就是一個文本不僅僅只有一種闡釋，可能有多種闡釋，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突破了這一點之后，是不是就能說闡釋是無限的？這是非常麻煩的一個問題。如果說任何一個文本都有100萬個闡釋，那么人類的交流體系肯定就崩潰了。如果不是100萬個，也不是一個，那到底是幾個？通常情況下在某一個時期，一個文本會流行三到五種解釋。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是要問，為什么這個時期會流行這幾種解釋，這是闡釋學突破了獨斷論以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解釋這個歷史語境與某種闡釋出現的關系。到底有沒有一個終極性的闡釋，我們要不要去追求這個終極性的闡釋，這都是闡釋學面臨的一些問題。但這里我要強調的是，這種闡釋把文本審美后面的思想、意識形態內涵不斷解釋出來，這其實是文學的再生產，文學又被生產一遍，又起了各種各樣的作用。

第二個問題是文學理論的對話與互動。文學理論的基本內容是要論證已經有的和應當有的文學、理想的文學。這種論證包含一整套歷史、社會、文化、道德的基本觀念，也闡述了什么叫真、善、美、生命、人性、情感等。作為現代知識的一個學科，文學理論必須能夠與另外一些重要的學科有對話的能力，比如說與經濟學、法學甚至現代科學技術。它們之間可能會相互呼應，相互參照，也可能相互修正，相互制約。這也就解釋了文學這個學科為什么必要。如果文學學科的內容都可以被其他學科迅速地消化吸收，那么這個學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第三個問題是文學理論的民族文化特征。我覺得不存在某種標準版本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始終是隨著歷史環境不斷變化的。當今的歷史環境給我們提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就是現代性和全球化已經構成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歷史平臺，不管你喜歡還是批判，你都沒辦法繞開這個平臺。如果文學可以不面對這個平臺而進入一個想象的烏托邦，那么文學理論可能完全不是現在這樣。既然沒辦法繞開，我們就必須意識到這個平臺給我們設置的許多問題。我們必須參與許多復雜而深刻的辯論，意識到這個平臺帶給文學學科的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性，從而進入一個競爭的局面，而且我們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顯示出民族文化的特征。

我們的文學理論已經有很多文化資源，包括西方的文化資源，包括陳廣宏教授談到的中國古代文論的很多資源。這些資源都是我們文學理論界一直高度關注的。其實與許多現代學科一樣，五四時期的文學理論出現了巨大的轉折。從先秦到現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流傳這么長時間，重要的范疇至少有幾十個，但就在現代文學出現的同時，這些范疇完全消失，沒有一個留下來。當然，到了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根本不是西方理論，被蘇聯的理論完全覆蓋，真正引進西方理論應該是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狀況實際上是我們民族遭遇現代性與全球化這個歷史平臺所產生的調整和付出的代價。這種狀況包含了某些必然，但是在今天也留下了很多的問題。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缺陷是，現有的這種文學理論已經不能非常好地解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至于說我們的文學理論來自哪個國家本身也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它喪失了解釋的能力，有很多文學現象它不能解釋，這也是我們重新建立中國特色文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但這也不是簡單就能完成的，比如說我們建立好一個新的中國文學理論，可以解釋中國文學，那我們能不能解釋西方？如果我們的文學理論可以解釋西方，那西方的文學理論能不能解釋中國？一些中國文學理論可以很好解釋中國古典文學，能不能解釋中國現當代文學？我個人覺得，現有的中國文學理論充滿了西方的術語，但這些術語的問題是喪失了解釋的能力。我們要做的一個工作就是重新建立一種更好的解釋。

盡管如此，我認為中國文學理論的民族文化特征并不是重復一整套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把那一整套重新解釋一遍。這樣做的話，其實不是太困難，我們把那些理論重新恢復就可以。我認為這不是最重要的，我們的民族文化應該顯現為一個民族的當今的文化視野，應該顯現為我們這個民族當今特殊的思想方位，并且在發現問題、闡釋問題、解決問題中顯示出中國智慧的創造性、創造能力和思想性。只有顯現出這幾個特點的時候，才能說這是我們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色。我們說今后要有標識性的文學理論，我希望不是重復以前的理論，而是表現出今天中國人的創造能力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