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大成果，中國共產黨對于進步美術的倡導與推動，既體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精神，也體現了這個政黨倡導什么樣文藝方向的基本理念。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標志著中國進步美術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自覺發展。黨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務，是廣泛地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因而，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工農運動以及一個又一個此起彼伏的工運、農運的發動，以喚起民眾為目的的革命美術也便產生了。

這些早期的革命美術主要以線描油印或石印的繪畫方式，出現在工運與農運出版物的封面、插圖以及傳單、標語和畫報上。從1921年到1926年間，刊載這些革命美術作品的畫報主要有《罷工畫報》《鐮刀畫報》《農民畫刊》和《工人畫報》等，這些作品大多運用漫畫的筆法，通過對田主、買辦、官僚、軍閥等統治階層丑惡嘴臉的描繪，形象地揭露了反動統治階級對于工農的壓榨與剝削。如刊登于廣東《犁頭周報》上的《我們的過去、我們的現在、我們的將來》插圖，便以連環漫畫的方式，形象地表現了“過去”是壓在窮苦工農身上的地主、買辦、軍閥與帝國主義這座大山，“今天”工農們聯合起來開始動搖這座大山上的反動統治，而“明天”則是工農推翻了反動階級的統治成為主人的革命奮斗過程與革命奮斗目標。再如廣東省農民協會印布的《快樂的聚宴呵》傳單畫，以田主、土豪、官僚和軍閥共同吃農工血肉的聚宴畫面，形象地揭示了農民和地主之間壓榨與被壓榨的關系，由此啟發農民的覺悟，號召被壓榨人民起來斗爭與反抗。還比如，由北伐軍印發的《民眾的力量》傳單畫，畫面描寫了一群手揮大棒的象征著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的人潮，將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團團圍住、痛打落水狗的場景，形象地告知大眾：只要工農商學兵大聯合就一定能推翻反動統治的革命道理。

刊載于工運農運出版物中以傳單畫、插圖和連環畫為特征的美術創作，都得到了黨的重視與倡導。毛澤東就十分重視工運農運中美術宣傳的重要作用。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時，特地建議設立“革命畫”課程，并聘請黃焯華（黃鳳洲）擔任教員。據黃焯華回憶：“毛主席對如何教好‘革命畫’課很操心，多次親自指點我如何教好這一課程。有一次，我講課時發現毛主席與學員坐在一塊聽我講，課后毛主席幫助我總結教課經驗，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來上好這個要緊的課程。到了受訓的后期，剩下的時間不太多了，革命畫課的教授任務十分緊迫，毛主席又臨時決定選了50個較具繪畫基礎的學員加開晚課，教授革命畫，以達速成，使得他們結業后回到農村，進行農運開辟工作時，能夠真正運用起這一形象化的通俗易懂的革命宣傳武器。加開晚課主要是教畫人物，傳授對各階級人物的形象特征的簡單畫法和基本要求。”

毛澤東對農運中革命畫的重視，還體現在一些文獻中。如，1926年4月，毛澤東在談到當時宣傳工作中的缺點時曾指出：“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繪畫。”他認為：“中國人不識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圖畫宣傳乃特別重要。”“各軍政治部于圖畫宣傳做得很不少，及于民眾的影響很大。”“廣東工農兩會做了不少圖畫宣傳。最能激動工農群眾。”再如，在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美術便有這樣的認識：“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還如，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澤東特別提出：“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惟缺繪畫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毛澤東對于革命畫的提倡，體現了早期農運工運中繪畫在革命宣傳中所起到的啟蒙與喚醒作用。革命畫在中國共產黨建立蘇區之后，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推動與推廣。在古田會議中，毛澤東就提出：“藝術股應該充實起來，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畫報，為了充實軍藝股，應該把全軍繪畫人才集中工作。”古田會議后，紅軍與蘇區中的美術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這主要表現在壁畫、宣傳畫和報刊插圖等。

壁畫在蘇區相當普遍，不僅數量多而且畫幅大。這些壁畫一般畫在村頭最顯眼的墻壁、地主大宅和廟宇的高墻上，內容以“工農暴動起來，實行打土豪分田地”“消滅地主階級，反對富農剝削”等為主題。由于繪畫條件差、顏料匱乏，顏料基本是就地取材。如紅和黃用山上的土紅與土黃，黑是用鍋底的煤煙合膠。這些使用紅、蘭、黃、黑等幾種色彩繪制的壁畫，色彩概括，形象夸張，再配以標語文字，都起到了良好的思想宣傳作用。

宣傳畫是蘇區革命美術的另一種形態。由于紙本宣傳畫更便于攜帶、張貼，顯得比壁畫靈活許多。蘇區宣傳畫以石印或油印為主，畫面內容與標語文字緊密配合，而且這些宣傳畫的內容與繪制往往隨著部隊的進軍和轉移而呈現即時的動態性，于軍于民息息相通，因而產生了很好的軍民互動性。據紅軍莫文驊回憶：“這個部隊到此地畫了寫了，那個部隊到此地也畫也寫，部隊來往多，畫的標語也就很多了。先頭部隊打了勝仗，繳了敵人多少槍，捉到敵人什么師長，把這些內容及時畫出來，后到的部隊一邊走，一邊看，一路走，一路談，對鼓舞士氣作用很大，有些農民因為受了畫的影響而參加了紅軍。”

插圖，是附在當時出版物中的圖畫。凡是蘇區出版的報紙、刊物、書籍、教科書都字畫相間，圖文并茂。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幾乎每期都有插圖。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湘贛蘇區省委機關報《列寧青年》，除刊頭畫和插圖外，還有專刊畫頁兩版。蘇區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隊部機關報《少年先鋒》也辟有專刊畫頁兩版。1933年3月，《團的建設》與《列寧青年》合并為《青年實話》，其中每期的畫頁專刊名為“青年實話畫報”。當時出版的畫報種類很多，除上述之外，尚有《紅星畫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瞄準畫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軍區政治部出版）、《選舉運動畫報》（1933年第二次全蘇大會準備委員會出版）和《春荒斗爭畫報》（1933年萬載縣蘇維埃政府出版）等。這些圖文并茂的畫報，極大地促進了蘇區革命美術作品的創作。

正是在蘇區革命美術創作的快速發展中，1933年10月，為了慶祝十月革命節，紅色中華社出版了第一部革命美術作品集《革命畫集》。這本畫冊共選輯了50余幅作品，集中展示了當時的美術創作水平，反映了當時的革命斗爭。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掙脫枷鎖》《粉碎敵人進攻》和《粉碎五次“圍剿”》等，著眼于樹立革命理想、鼓舞革命斗志的內容表現；《支部應該成為游擊隊的火車頭》《選舉運動》和《熱烈擁護三百萬公債》，則著重描寫蘇區人民的新生活；而《談革命故事》《戴爸爸的帽子當紅軍》，顯然是從兒童視角展現革命對于孩子們的影響。畫集中還收錄了《紅軍中青年生活素描》，用素描速寫的方式從幾個不同側面展示青年紅軍的精神面貌。這些作品大多出自紅軍戰士、干部之手，內容豐富、造型生動，技巧雖不免粗糙稚拙，但因特有的時代氣息而顯得雄厚偉健。《革命畫集》還在序言中明確地提出“創造出真正的無產階級的藝術”的概念——“我們在不斷的努力中，將提煉出大量的工農藝術家，創造出真正的無產階級的藝術——雄偉的力的作品。一切僵硬的古典主義，瘋狂的浪漫主義，臃腫的自然主義，破碎的印象主義，衰弱的新感覺主義，一切都讓他死亡吧。在革命的火焰中，我們創造屬于我們自己的藝術吧！”

蘇區的美術組織也相當活躍。據載，1933年，為紀念廣州起義6周年而成立了“工農美術社”。1936年，中華文協會成立了漫畫組。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成立了木刻工廠等。從黨的建立到紅軍長征勝利，革命美術在農運、工運以及蘇區紅色政權與紅軍的發展壯大中發揮了啟蒙與喚醒作用，雖然這些美術作品主要以宣傳畫、壁畫、插圖和漫畫為主要形態，從事創作者也鮮有專業教育的背景與基礎，但這些作品面向農工勞苦大眾、為喚起農工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與革命斗爭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美術作品所不能替代的。這是中國美術史上最早的為無產階級進行革命與斗爭的美術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