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作薛七婆的農村母親在丈夫不幸遇難后，接過丈夫手中的紅燈籠，接送雙胞胎兒子鄭小燈、鄭小龍到鎮里上學，后來兄弟二人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學；同時她還由己及人，繼續看護、接送村人孩子讀書，并使這兩只紅燈籠變成了照亮鄉村教育的一對明燈。盡管后來兩個兒子在他們的路途上各有遭際，但薛七婆始終未曾放棄“擦亮”燈籠。這是周建新在他的中篇小說《紅燈籠》中所講述的一個有頭有尾的富有意味的故事。

一般而言，講述了一個有意味的故事的小說一定是一篇好小說。當然，這個有意味的故事，既包含了面向外部世界的熱烈和激情，也包含著回縮到內心的沉靜和省思。前者我稱之為積極的故事，它依托著一連串的有著直接邏輯關系的情節不斷把故事推向終點；而后者則為消極的故事，它在省思和潛在的邏輯搜尋中延宕著內心的思緒。把一個小說中所要講述的故事分為積極和消極兩類，并不是說故事有好壞優劣之分，而是標示著寫作者在面向現實和表達現實時的不同路徑。這其中的“意味”當然也就附著在積極和消極之上，有的需要仔細咂摸，有的就是自然流露。周建新的《紅燈籠》顯然屬于前者。

一

從故事層面而言，小說著力刻畫了薛七婆在丈夫因意外去世后，獨自撫養一對雙胞胎兒子并使他們成長成才，同時也描寫了薛七婆力所能及，以一對紅燈籠相召喚，幫助村人的孩子接受教育和看護他們成長。很顯然，小說的主旨并不是要表達我們慣常所熟知的這類題材所應有的偉大母愛，刻畫一位母親如何含辛茹苦、歷盡艱辛哺育后代的故事，而是通過日常傳奇性的敘述去描述一種歷程以及在這種歷程中一種普遍性的精神存在。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小說從來不刻意描寫所謂的苦難。虹螺山里的張相公村落后的交通是造成薛七婆人生困難的根源，薛七婆獨自撫養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的辛酸與勞累也本應成為人生不易的最好談資，但顯然小說并沒有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下去。與前些年所謂的底層寫作相比，《紅燈籠》的輕盈甚至帶有歡快色彩的調子一下子就把小人物主宰自己命運的堅韌性和含蓄性釋放出來，克服了底層寫作中那種不斷下沉的哀怨和戾氣。對薛七婆而言，即便到了晚年，當鄭小燈客死他鄉、鄭小龍身陷囹圄之后，她也仍未在苦難上有更多糾纏，顯示出了一位具有英雄氣質和傳奇色彩的普通母親的淡定與從容。從寫作上看，作者的這種隱匿苦難的處理方式更多的還是來自對日常生活的體認，無須刻意做苦難宣泄。當然在我看來，也是來自對流行的敘事習慣的克服，當我們不再把苦難作為人性展示必要手段的時候，文學和人性就會在另外的層面上獲得意義。二是小說不在物質層面做過多的描摹，沒有陷進精致的物質想象中。按說，對于薛七婆這樣一個家庭以及他們所身處的環境里，物質層面的渲染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這種渲染也有助于在某種比照中深化批判的力量。但周建新并沒有這樣簡單處理，他放棄或弱化物質層面的渲染并不是就徹底放棄了這種批判性，只不過是處理得更加巧妙。比如，小說非常認真地描寫了薛七婆、鄭小燈、鄭小龍母子三人吃饸饹面的情節，每一次都談到了饸饹面的價錢及薛七婆的內心狀態。我們不難發現，三次吃面，甚至包括第四次并不完整的吃面經過，本身就構成了這篇小說的敘事線索，在這一線索當中，既有薛七婆的困苦、母愛和尊嚴，也更有作者所表達出的對物質力量和社會現實的批判。除此之外，小說中基本沒有其他有關物象的描摹。這樣處理，顯然是基于在中國文化中，“吃”這一概念和行為本身所包含的豐富意象能夠給人們帶來諸多想象。因此，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我們看到，《紅燈籠》其實是一次精神寫作。三是小說時時處處閃耀著以熱愛為核心的溫暖的光芒。這是我在故事層面能夠為這篇小說所做的最后概括。這種熱愛，既有本能的迸發，也有文化的塑造，兩者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生動、活潑和流暢的生活圖景。薛七婆接過丈夫手中的紅燈籠供養兩個孩子讀書成人，在小燈、小龍兄弟讀大學和工作以后，仍然擎著燈籠照亮村里其他孩子的求學之路，這里交織著薛七婆由自愛到愛他、由小愛到大愛的從本能出發而終至自覺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也是由村支書張守成、鎮中學校長陸純坦等人共同支撐完成的。小說中刻意強調了作為農村傳統女性薛七婆不識字、沒有文化的身份屬性，我認為這種強調是頗有意味的。一方面，作者讓我們看到在知識與文化（素養）分離日漸加深的時代，我們急需一種拯救，而薛七婆正是這樣的拯救者（按照這種思路，可以說，鄭小燈最后放棄研究課題也是一種對知識和文化分離的拯救，而鄭小龍的犯罪恰恰就是知識與文化分離的惡果）。另一方面作者也讓我們看到了在日漸衰落的鄉村文化中仍然有一種非常溫暖的東西在支撐著和延續著它的精神。

二

通常來講，敘事作品的敘事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人物的命運推動著故事的發展，二是時代和社會的變遷為故事的成長提供資源。不同的寫作者和不同的寫作主旨常常在兩者之間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但大體上都是以人物帶時代，通過挖掘人物身上的時代烙印來呈現人與時代的關系。這在《紅燈籠》中并不例外，作者也注意到了將人物的命運嵌入到社會和時代發展的邏輯中，通過人物的心靈軌跡來展現時代與自身的關系。但在這篇作品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作者試圖通過薛七婆以及張相公村這樣一個小小的視角來全面呈現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問題。比如，作者用極簡的方式刻畫了寥寥數人，除了狀寫薛七婆之外，小說中有名有姓地寫到了鄭小燈、鄭小龍、村支書張守成、鎮中學校長陸純坦、張守成孫女張小芳和無名無姓但卻具有重要意義的饸饹面館老板娘。在這一組人物中，他們都按照各自的線索和邏輯從小村或小鎮出發向外輻射，有的大學畢業后出國留學，有的在中央部委擔任高職，有的將生意做到北京城，當然，也有的一直居鄉守成……這種輻射過程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也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表現。這種寫法，從小切口進入，然后不斷擴大，使小說本身具有了開放性的形狀。再比如，小說還善于利用關鍵的事件作為時間節點來推動和延續敘事的發展，而這些事件卻又在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中有著重要意義。小說雖然起筆于三十年前，但卻回溯到了新時期的高考制度的恢復，然后用閑筆不經意間交代了“新千年”和“金融危機”等事件，這些既是我們在理解小說時的時間與空間上的坐標，也是我們理解人物與時代之間緊密關系的線索，是人物依附于時代和社會的重要載體。

三

燈籠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性符號，不同樣式和顏色的燈籠寄托了中國人對不同事物的想象和祈愿。同時在特定的環境和背景下，燈籠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屬性還可上升為一種精神性的引領。從文學史的角度而言，中國文學創作中歷來不乏以燈籠為重要意象的創作，在當代作家中，我們幾乎找不到沒寫過或描述過燈籠的作家。當然，這并不是說所有寫到過燈籠的作家都為燈籠賦予過重要意義，但這也恰恰說明，燈籠作為文化符號的泛在性以及中國文學創作扎根大地的現實性。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周建新的這篇小說以《紅燈籠》為名，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文化表現的自覺性和自信性，即使在城市化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文化自覺和自信仍然在延續著。正如前面我在討論薛七婆形象時已經指出的那樣，薛七婆是一位不大識字的農村女性，但她所秉持的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感和倫理觀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愈加堅定。

但在這篇小說中，紅燈籠還被賦予了更為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它代表了信念，紅燈籠就是初心和使命，這成為小說的靈魂并充盈在這篇小說的整個創作中。首先，小說起筆于薛七婆從丈夫手中接過的紅燈籠，止筆于三十年后進入老年的薛七婆對紅燈籠的擦拭呵護。期間，無論是身處異國，還是居于都市，她念念不忘的就是紅燈籠。她不斷向世人昭示紅燈籠所具有的示范意義，即使在送學的路上馬路已經修得平坦，千家萬戶已經燈火通明，舉在手里的紅燈籠永不放下。小說刻意交代了薛七婆堅守信念的動力來源，那就是丈夫鄭阿大在遇難后手里仍然死死地攥著紅燈籠，而薛七婆也正是憑著紅燈籠才找到了丈夫的遺體（雙胞胎兄弟名為小燈、小龍也寄予了某種理想）。這一情節的設立，為我們理解薛七婆的初心使命并由此向整個社會層面釋放提供了藝術源泉。其次，薛七婆還把紅燈籠所表征的信念向外播散，也就是說薛七婆并不是將紅燈籠所聚攏起來的和釋放出的精神層面的內涵局限在一個人或者一家人身上，而是向外輻射，造福鄉親。張相公村的那些受教育的孩子之所以能夠前赴后繼，相繼成長成才，正是得益于這對紅燈籠的引領，這是在另外一個層面升華了紅燈籠的意義。

刊于《民族文學》漢文版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