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涂污的鳥》書影（上圖）及改編電影劇照（左圖）。（均資料圖片）

波蘭作家科辛斯基的小說《被涂污的鳥》，被一個捷克導演拍成電影，入圍今年的威尼斯影展。這些天，這部電影隨歐盟影展在中國的七個城市巡回放映。時至今日，不會再有人措辭激烈地指責作者科辛斯基“憑著自詡所受的一切苦難把世人當垃圾”，或口誅筆伐這個故事“充斥著對野蠻民俗的獵奇式描寫”。事實上，電影的公映和原作的再版所掀起的聲浪都是如此有限，很難讓今天的觀眾和讀者想象《被涂污的鳥》曾是毀譽交織的現象級暢銷書。

科辛斯基生于1933年，逃過集中營、千方百計從戰爭中活下來、又在盛年僥幸錯過“曼森慘案”的他，在1991年自行結束了生命。如果他活到今天，很可能對電影《被涂污的鳥》是失望的。這是科辛斯基的悲哀，無論活著還是死去，他的寫作無法有效反擊他泛舟日內瓦湖上時所體會到的身陷孤島的絕望和痛苦：每個人掌握的“事實”是不同的，人間的悲苦無法溝通。一個九死一生從寒夜中回來的幸存者，能爭取到的只是“講述”的權利，在“講述”中尋回自己的身份，僅此而已。

“小說按生活本來的面目呈現世間百態”

時間撥到1957年，科辛斯基24歲時，以“青年訪問學者”的身份到達紐約。他相信，既然能在九歲的時候在維斯瓦河沿岸的山村里東躲西藏地活下來，就不奇怪一無所有的他能在紐約依靠打零工糊口，并且讀出了博士學位。他長相俊俏，機靈會變通，很招女人喜歡，很快，他和一個富有的寡婦結婚，可以衣食無憂地寫政治學領域的非虛構作品。

然而，就在1963年，他的有錢太太病重，隨時會死，他即將失去生活的保障。憂心忡忡的他陪太太到瑞士療養，在富麗堂皇的水療酒店里，他遇到了一群趕在二戰爆發前從東歐移民到瑞士的猶太富人。科辛斯基偶然和他們閑聊，他震驚地發現，“從1939年到1945年，100萬人死于軍事行動，550萬人遭遇種族滅絕，其中超過300萬是猶太人，這其中超過三分之一不滿16歲。”這些慘烈的事實在年邁的流亡者們看來，只是幾個數字的組合，“我知道的真實狀況比最荒誕的幻想更殘忍。我的聽眾們禮貌地點頭，但他們始終相信二戰不過是某種難以理解的偏差，關于集中營的報道是記者添油加醋小題大做。”

戰爭爆發時，父母為了讓科辛斯基逃過集中營，把他托付給一個朋友。然而父母的朋友背叛了他，把他拋棄在鄉野。他和父母分別承受無數劫難，活下來后卻發現：幸存者所了解的事實是一回事，流亡者對世界的看法是另一回事，這兩者是無法溝通的。

這趟瑞士之行成為科辛斯基寫作的轉折點。《被涂污的鳥》里當然會有他本人的部分經歷，但這不是回憶錄或自傳式寫作，這不是對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紀實寫作——否則科辛斯基只要繼續之前的非虛構寫作就行。從政治學領域的非虛構寫作轉向虛構的小說，科辛斯基的意志是明確的：“我不讓自己成為一個販賣個人罪孽或隱私回憶錄的人，或者一個記錄降臨到我的同胞和我這代人身上的災難的人，我想做一個純粹的小說家——小說按生活本來的面目呈現世間百態。”

這部作品的精神根源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劇經典《鳥》

《被涂污的鳥》這個名字的字面來源是東歐民俗，是當地農民喜歡的一種殘忍的娛樂活動：逮住一只鳥，把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把它放返鳥群，這只被涂色的鳥會被同類視為有威脅的異端，被攻擊致死。

當年科辛斯基遭遇的評判就是集中于“津津樂道于東歐農村的愚昧風俗”，農民們貧窮、狡猾、自私且不擇手段。當絕大多數 “幸存者文學”把悲劇歸于一個邪惡的領袖和一整套嚴密設計的殺人系統時，科辛斯基筆下的“集中營和戰場之外的普通人無意識的惡”，冒犯了很多人。但問題在于，把這個文本當作有著固定時代背景的戰爭小說看待，是降維式閱讀——這不是對不同群體的善惡作三六九等的評估。

《被涂污的鳥》中最重要的是“鳥”的意象，它真正的精神根源在古希臘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的經典《鳥》。阿里斯托芬讓他的主角們生活在“一片悠閑自在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安然入眠并長出羽毛”。劇作家利用“鳥”的象征，無拘無束地寫他所在時代的真實事件與人物，又超越了歷史寫作的限制，讓作品進入神話的境地。科辛斯基視阿里斯托芬為偶像，他追隨劇作家的寫作境界——創造一種永恒的虛構狀態，尋找恰好的個案和普遍意義的統一，全然不受地理環境或歷史因素的約束。

30歲的科辛斯基不會回到九歲的困厄中，沒有人能在成年以后重返人生中最敏感的時段，所有的“童年往事”本質都是被再創造的。在科辛斯基的筆下，那個九歲的男孩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任何人，他和阿里斯托芬的“鳥”一樣，是關于人的象征——處于最脆弱狀態的人，遭遇了最可怕面目的社會，生存的本質是一場漫長的、不平等的對抗。

“每個人得到他的號碼，從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變身為一個數字，只是一個移動的數字……”來自集中營幸存者的這段話極大地刺激了科辛斯基的寫作，在小說中，他創造了一個有著明白隱喻色彩的段落：孩子和父親劫后重逢，孩子在看到父親手上一串集中營數字的時候決定和解，已經無法說話的他在車窗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被涂污的鳥》考察的不是傷痕和苦難，它是對更廣義的“暴力”這種語言的反思，當這種語言制造無休止的痛苦和絕望以后，在“失語”中幸存下來的“數字”們，怎樣找回“敘述”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