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先生誕辰百年之際，《美育人生——人民藝術家吳冠中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出版，他的同事、學生、朋友和親屬從不同的角度，以欽敬的心情，追憶先生的藝術、人生經歷，表達對先生的緬懷之情，并由他的學生劉巨德牽頭組織結集出版，以為紀念。

吳冠中的作品融匯中西藝術特征，其內核是中國文化的靈魂、意蘊、精神。吳冠中在他的作品中，置放了民族氣質、詩情意境。那種與父老叔伯兄弟姐妹所相通的感受，永遠不會忘記的母親，永遠戀念的家鄉，是他心靈深處不敢失落的“苦瓜家園”的鄉情。他說鄉情是喜聞樂見的基本核心和民族的欣賞習慣。這種認知使吳冠中以堅定的文化自信縱橫畫筆，筆下的萬事萬物，是他對民族審美意趣的活化。

他作品中清新的時代氣息、渾厚的文化精神，汲取于現實生活的源泉。他提出“風箏不斷線”的藝術主張，既十分形象地揭示了藝術創作、藝術家與生活、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也表達了創作過程中一種堅韌的堅持。吳冠中先生認為藝術創作與生活聯系之線是“生命攸關”之線，是聯系人民感情的“姻緣之線”。每讀先生寫的《嚴寒·酷暑·土地》，從記錄的深入生活的情景中，就可以深切感悟他作品的清新氣息來自生活的土壤，對作品傾注的心血和感情來自對土地和人民的摯愛，這是他藝術創新的動力和作品藝術震撼力的源泉。

吳冠中先生的藝術基礎主要來自法國留學，但正是他對中國藝術傳統的深切把握和吸收，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面貌。他以東、西方的繪畫語言，匯融為自己具有鮮明個性的繪畫風格，去探索表現的“中國題材”，最為充分、真切、獨特地表達了中國人的當代審美趣味。他說：“繪畫本身就是語言，形式的語言。”吳冠中先生對繪畫語言、對繪畫形式美的追求是執著的。他深知這是藝術的核心問題之一。從他歸國之時起直到逝世都是如此。這種對藝術本體規律的追求，曾在一個時期使他遭遇坎坷。改革開放之初，吳冠中先生即又鮮明地提出，在繪畫中講形式，應大講特講，并把在大學的講稿以《繪畫的形式美》為題在《美術》雜志發表。但這正像他自己所說，“成了眾矢之的”。很有意思的是，十多年之后，他的《筆墨等于零》一文發表，也引起波瀾，乃至引發一場全國美術界的爭論。吳冠中先生說：“脫離了具體畫面的孤立的筆墨，其價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的泥巴，其價值等于零。”他認為筆墨要“貼切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感受”才有價值。這與他曾經強調的“繪畫本身就是語言，形式的語言”的追求是統一的。吳冠中先生強調形式美是針對一度盛行的繪畫主題先行、概念圖解；強調脫離了具體畫面的孤立的筆墨其價值等于零，是反對當時舍本求末、喧賓奪主，不從作品的整體形態和內涵上反映時代面貌下功夫，而單純玩弄筆墨形式的傾向。今天來看，我們更體會到先生以系統的辯證的藝術觀點來對待藝術創作和藝術審美的嚴肅態度。

吳冠中先生的藝術成就，也與他高尚的人格品性不可分離。他坦誠、質樸、本真，是一個真實的人，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我常想，正是因為他的愛憎分明，才過濾了現實生活中那些邪、惡、假、丑的渣滓，以自己清澈的內心映照出畫面的純凈。他的質樸，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記得1993年底，我第一次去方莊先生的家，普通的狹促的單元房，水泥地面，布置簡陋。他和夫人朱碧琴女士入座沙發的同時也讓我入座。我一坐沒想到竟硌得屁股生疼，簡易沙發的彈簧已毫無彈性。我說沙發該換了，先生說還能坐。吳先生直到逝世前，與夫人都是每次煮好10個雞蛋放冰箱，早飯時每人一個，5天煮一次，先生說省事省時間。很多人都知道，吳冠中先生深入生活寫生，在漁村日曬風吹，時間久了膚色像漁民一樣黑。漁民們對他由稱老師到改叫老吳，他說“真感無比欣慰”。到新疆寫生，一路與司機同吃同住，平起平坐，尊重有加。淳樸的司機私下問與吳先生同去寫生的畫家：“老吳真是教授嗎？”吳冠中先生生前與家人一起，把以全部心血凝結的價值難以估量的作品無償捐贈給中外重要的藝術機構，成為社會的公共財富。克己與奉獻，展現著這位真正的人民藝術家的胸襟、追求與情懷。

吳冠中先生曾在《望盡天涯路》的那篇文章中，說到1950年夏在從法國返回祖國的輪船上，憧憬著歸國后的藝術生涯。由此聯想到玄奘在白馬寺譯經的故事，自己在法國“取到一些造型藝術的形式規律，也是要經過翻譯的，否則人民的大多數不理會”。吳先生“下決心要走自己的路，要畫出中國人民喜愛的油畫來，靠自己的腳印去踩出這樣一條路”。吳先生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經歷和藝術經歷中，無論順境逆境，他的信念從未動搖過，他的心弦一直緊密地聯結著祖國的土地和人民，他的畫筆一直在探索著“翻譯”外來的“造型藝術的形式規律”，他的作品以走在時代前沿的創新性和人們喜聞樂見的清新的藝術呈現，成為當代藝術創造和創新的標志，也會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留給后世。

（作者：王文章，系原文化部副部長、清華大學吳冠中藝術研究中心名譽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