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胡可老是近20年前，中國戲劇家協會還在東四八條52號辦公時。那一屆曹禺獎評獎，胡可老擔任評委會顧問，他要親自來參加會議。由于八條胡同幽深狹窄，門口無法停車，編輯部交給我的工作大致就是在單位門口接一下胡可老，送到會議室。彼時剛剛參加工作的我只知道這位寫過《戎冠秀》《戰線南移》《槐樹莊》的老人家是個大人物。接人前，我牢牢記住兩個要訣：軍車牌照，來人約80歲、拄著拐杖。我像是等候接頭的革命戰士一樣，嚴密地注視著每一個路過八條52號的人，甚至是完全沒有必要注意的行人。

胡可老來了。下車的時候一個小戰士一拉車門，出來的是一個頭戴禮帽、身披大衣、精神矍鑠的老人家。確實是拄著拐杖的，但據我目測，就那精氣神，拐杖的裝飾作用明顯大于功能性，那架勢，絕對有派。我負責任地把老人家送到了二樓會議室，更加負責任地交給他一個薄薄的信封，那是安排給每位評委100元的車馬費。

話劇《俄羅斯人》，胡可（右一）飾哈里托諾夫

進了會議室，胡可老掏出一個筆記本，我偷偷瞄了一眼，他的小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那次評獎的劇本大約有七八十個，等到正式開會，我才發現，居然每一個劇本，他都寫下了讀劇本的詳細意見，足足寫了好幾十頁，他這個顧問當的，真是又顧又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會議結束后，老人家慢條斯理地問了我的名字，并確定了具體是哪三個字，最后特別有禮貌地謝謝了“武丹丹同志”，登車而去。三天后，“武丹丹同志”收到了一張匯款單，里面是那100元車馬費，他在留言中寫到，他有公車，不可以收這100元，讓我幫他退給編輯部。拿著匯款單，我心里覺得，這老人家確實有派，有老一輩人的作派。

很快，《劇本》雜志刊慶，我們請胡可老為雜志寫一篇文章，胡可老送來的稿件又讓我大吃一驚。文章用藍黑色的墨水抄寫，字跡工工整整，一筆一畫，極其清楚，一看就知道是專門打了草稿又謄抄過的，顯出了老派人對文字的敬畏和做事的嚴謹。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卻一改再改，甚至還用涂改液涂了又涂。我心生疑惑，細細讀來，原來那一段寫的是曾經在《劇本》月刊工作過的同志，因為雜志年代久遠，胡可老生怕漏掉任何一個名字，所以不斷增補，可以人員眾多，最后就不得不涂改到那頁紙的天頭地腳，寫得滿滿當當。老人家還給我留了言：“編輯同志，如果有漏寫的編輯部其他人員，請一定幫我加上，千萬拜托！”

話劇《李國瑞》，胡可(右)在劇中飾演指導員王競生

我深刻地記得那個場景。我坐在辦公桌前，看著涂涂畫畫的文章末頁，心里冒出個奇怪的想法——這位老人家有意思，將來我要是寫一篇懷念他的文章，一定要把這個細節寫進去。

從此以后，胡可老就跟我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幾乎成為了編輯部負責跟他聯絡的“專線人員”，主要原因是我說話聲音大。胡可老聽力不是太好，全編輯部估計就數我在電話里的音量他能聽清楚，所以我經常接到他的電話：“武丹丹同志，我是胡可——”這是惟一一位叫我“武丹丹同志”的老同志，這簡直就是我們之間的“接頭暗號”。

每每胡可老打完電話之后的一兩天，司機便會送胡可老交代的文件到編輯部，有時是一封稿件，有時是轉的別人的稿件，或者就是他老人家寫的書。雖然已至耄耋之年，但老人家一直筆耕不輟，《烽煙、戲劇、人生》《胡可戲劇雜文續編》《老兵記憶》都是這幾年的成果，每本書上工工整整寫著我們每個人的名字，概莫能外。

作為我們雜志的顧問，胡可老每年都會給我們寫一到兩篇文章，篇幅都不短，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他每年作為雜志顧問要求自己必須交的作業。有些是回憶故人的，有些是寫某個戲劇現象。雖然他很少出門看戲，也很少出門開會，但就憑每天讀書看報、做必要的記錄，他對當前的戲劇現象、對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對當今的劇作家們都一目了然，如數家珍。每次見了我們，從雜志的選題、欄目的建設，甚至到哪個劇本的具體評價，老人家都能娓娓道來，還是他又顧又問的作派。今年中國文聯成立7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給文聯發來賀信，我們約了一批劇作家寫心得，而第一個給我交作業的就是98歲的顧問胡可老。

收到胡可老的最后一封信，是今年9月13日他請辭《劇本》顧問的信。信中他說自己年事已高，擔任《劇本》顧問早已名不副實，每每看到刊物上的“顧問胡可”四字，即被惴惴不安之心情困擾，因此懇請刪除，以體現實事求是精神。信的最后，他認真地表態：“我對《劇本》懷有深厚的情感，我將一如既往支持編輯部的工作，接受編輯部派給我的任務。”看著老人家的信，藍黑墨水、一筆一畫，字里行間，他的善解人意真是無微不至，讓人如沐春風。

因為認識胡可老的時候他已80歲了，所以我對他的年紀有些“鈍感”，而且近幾年來反而覺得一向嚴謹、工整的他多了幾分孩子氣，難怪人家說老小老小。有一年春節前，從他家里告辭的時候已近午飯時分，他忽然特別神秘地拉住我們說：“我們院里的食堂開了個餃子館，特別有名，叫‘餡老滿’，你們今天得在這兒吃了飯再走！”我們推脫再三，最后跟老人家去了“特別有名”的餃子館；第二年，我們又去了“特別有名”的烤鴨店，在那個烤鴨店里，他告訴我們在家不可以喝飲料；第三年我們去了“特別有名”的火鍋店……每一次去看他的時候，無論寒冬臘月，老人家必定在電梯間相迎，如去樓下那個不過200米遠的干休所餐廳，胡可老也一定要換了見客的衣服，大衣、禮帽、圍巾、拐杖一樣不少，還是老派人要的“禮數”和“周全”。最絕的是，每每到了電梯口，不等我們去按電梯按鈕，胡可老的拐杖就已經搶在前面準確、有力地按亮了電梯按鈕，動作之準確利落，絕非一日之功，配上他在輪椅上看著我們有一點點小得意的表情，簡直就是行云流水、毫無瑕疵的完美。而每每吃飯到了尾聲，胡可老亦會主動站起送客，讓我們先走，他的理由就是，你們都在職，單位有事兒要忙，不要在這里再為打包飯菜、送我回去浪費時間。于是，每一次吃飯，不僅是他埋單，而且吃完之后我們都會在他的目光里迅速消失，之所以迅速，是因為知道老人家會一直站在你的身后，目送著你，直到你走出餐廳。

去年春節，他在解放軍301醫院住院，我和雜志社同仁們一起到醫院給他拜年，他埋怨眼瞅著春節要在醫院過了，跟我說起在家過年的好處，尤其干休所還有他幾個老熟人可以走動走動。正埋怨著，下面傳達室有人來電話說有客人要到病房來探望他，我跟他說，你看，這樣也挺好，就在醫院病房等著別人來看你，“守株待兔”多好！老人家頭都沒抬順手一指：嗯，我看我就是個“株”！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正放著一排豬年春節的吉祥物，一屋子人笑得前俯后仰，老人家也露出得意的笑容，很是開心。

這些年對于我來說，貼春聯、買年貨倒算不上過年必備的儀式了，只有去看過了胡可老，給他拜了早年，我們才會覺得一年的工作完成了，真的要到春節了。就在前幾天，我還在想，又到了該去看看老人家的時候了，然而，12月4日，20年來，那個總叫我“武丹丹同志”的老同志不在了。

12月5日，我們隨同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陳彥代表中國劇協前去他在干休所的家中吊唁，家人拿出一封信交給陳書記，說那是胡可老去世的當天原想寄出的“關于建一座戲劇博物館的建議”的信。他在信里說，我國已有文學館、美術館、電影博物館，獨缺戲劇博物館……接過這還未及寄出的手稿，陳彥書記連連感慨：“太珍貴了！太珍貴了！老人家對戲劇事業的拳拳之心太令我們這些戲劇人感動、感佩。”

是的，胡可老留給我們的何止是這封沒有寄出的信，更有他對中國戲劇事業無限的忠誠與摯愛，以及他對中國戲劇未來的殷殷期盼。

我忽然也明白了，這些年為什么每次在聽到他電話里那聲“武丹丹同志”時，我總會在第一時間本能地起立、立正，仿佛是士兵聽到了神圣的召喚。因為胡可老的身上確實有著一種令人景仰的力量，它引領、召喚、激勵著我們這些晚學后輩，為了戲劇事業，向前，向前，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