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白族青年詩人馮娜的生活軌跡就像令人羨慕的候鳥，不停地訴說著遷徙的精彩，而在那個隱秘的精神世界里，馮娜更像一只長年在密林里奔跑的梅花鹿，她的詩猶如與生俱來的花斑，在疾馳中怒放成了一幅流動的織錦。

馮娜的詩不是單純依靠技巧完成的文字拼貼，而是一種有著“實存感”的手藝活。她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著屬于她的獨創。從詩集《云上的夜晚》《尋鶴》到《無數燈火選中的夜》，每一部作品都標注出她不一樣的生命步履。

我認為《詩歌獻給誰人》這首詩可以當作打開馮娜詩歌創作的一把鑰匙，詩的最后兩行是：“一個讀詩的人，誤會著寫作者的心意/他們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著世界的開關”。詩人用詩表達對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讀者、評論者試圖理解詩人的世界。所謂“開關”不是現實世界的兩極，只是觀念的懸設，“摸索”本身才是關于存在的表達。

馮娜的每一本詩集都是現實和命運交織而成的書，詩人的每一首詩都是關于“心靈自傳”的一個片段。“五年前，被困在珠穆朗瑪峰下行的山上/迷人的雪陣，單薄的經幡/我像一只正在褪毛的老虎，不斷抖去積雪/風向不定 雪的意志更加堅定/一個抽煙的男人打不著火，他問我/你們藏人相信命嗎？//我不是藏人，我是一個詩人/我和藏人一樣在雪里打滾，在雪里找到上山的路/我相信的命運，經常與我擦肩而過/我不相信的事物從未緊緊擁抱過我。”這首《雪的意志》更像一部有著自傳味道的意識流作品，詩中的那些驚心的遭遇除了暗示命運中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在強調外在的事件如何作用于內心，并以此展示起伏的內心世界。結尾兩句是詩人對“自我”與“現實”之間關系所作的精神認知和藝術表達。

這類自傳意味較強的作品在詩人不同的詩集中都可以找到，《癸巳年正月凌晨遭逢地震》寫“我”和母親突遇一場因地震引發的雪崩：“母親的手隨著大地顫動/她撫摸過燭臺 再撫摸過我的頭頂/——我想我的臉上肯定盛滿了光/我心愿了無//母親的遺憾是沒有年輕的男人在這個時候愛上我”。我相信人在危難之時，涌上心頭的一定是最為珍視的情感，是一個人的生命所系。母親在危急關頭，心中念念不忘的事情和期盼已久的心愿，是希望自己的女兒保持美麗，找到屬于自己的愛情。詩人對親情的體驗和表達十分獨到，濃郁的感情沒有頃刻流瀉，而是猶如一盞微顫的燭光，緩緩溢出。

親情的題材在詩歌中不好處理，情感的表達往往搖擺于“過”和“不及”的兩端，很多細節無法像散文和小說一樣精心鋪展，只能在極大的限制中去捕獲最具包蘊性的瞬間。馮娜在處理這類詩歌時，總能做到恰到好處。如《紀念我的伯伯和道清》一詩，短短四行：“小灣子山上的茶花啊/請你原諒一個跛腳的人/他趕不上任何好時辰/他馱完了一生，才走到你的枝椏下面”。詩作寫出了“伯伯”悲情的一生，讓一位值得尊重和懷戀的親人長眠于美麗的茶花樹下，永遠地活在晚輩的詩里。另外，在《陪母親去故宮》《苔蘚》《父親說它叫夜蒿樹》《隔著時差的城市》等作品中總是通過生動的物象準確地傳達出詩人內斂真摯的情感。

讀馮娜的詩，有一個關鍵詞不得不提：云南。大多數人應該認同，故鄉似乎是命定的，是一個人命運的開始，更是一位詩人的生命底色。詩人自己說過：“我的詩歌經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評論，這些東西確實存在于我的詩歌當中，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的，但這不代表我基于它們本身在寫作，只不過它們肯定是我精神源頭的一部分。我想表達的共通情感、生命體驗，有時可能確實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為情動于衷，必須用這些方式來體現，而不是相反。”

我想說，馮娜很少“描繪”過云南，她是在試圖“構建”自己心中的云南。她寫的是自己所理解的“云南”，這種個性化的理解類似于一種獨特的“發現”和“建構”。這才是馮娜作為云南詩人的意義所在，才是一位詩人對故鄉的藝術回饋。印象中的云南近似于一幅色彩絢麗的油畫，讀了馮娜寫的《云南的聲響》，才知道，到了云南，除了要看，還要傾聽，絢爛只是云南的膚色，眾聲匯聚的奇妙才是云南的生命之歌。這首詩里的聲音，虛實相疊，有的是耳朵聽得到的，有的是智識層面的，需要用心才可以感受到的。“失傳的土話”是先民的詩語，詩人企望“沿途都有人尾隨著它”，深藏于心的歷史意識和文化憂慮流淌在字里行間。詩人愛故鄉，即使寫他鄉，詩人有時候也帶著故鄉的視角，表達的還是隱忍不發的思鄉情結：“沒在湖邊喂過紅嘴鷗，就意味著沒在云南過冬/大撥鳥兒啄食的記憶像雪花飛旋”。（《在外過冬》）

馮娜的一些抒情短詩自成一格。有些詩幾乎是信手拈來，常見的舉動在詩人的筆下變得饒有意味，切開一個水果如同“割愛”：“我舍不得切開你艷麗的心痛/粒粒都藏著向陽時零星的甜蜜/我提著刀來/自然是不再愛你了”。（《橙子》）

馮娜善于從日常生活中發掘藝術的價值。對于她來說，寫詩已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其實，優秀的詩歌一直在找尋和挑選它的作者，我認為，馮娜是經常被選中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