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日的小說《碼頭》，讀來饒有興味，貌似簡單，其實又非常豐富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紅日之前的小說，一般以主題或題材作為命題的主要考量因素，而《碼頭》卻是以地點或空間作為著眼點。初看之下，似乎“碼頭”作為題名，并不特別切合小說的整個主題和所描述的對象，作品主要寫的人物是老麻，他管理的是渡船，而不是碼頭，以碼頭為名好像偏了。仔細一琢磨，又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用心。沒錯，老麻是船夫，他的工作是開船把客人送到對岸去。碼頭是他的船停泊的地方，也是他等待客人或客人等待他和渡船的地方。一般的理解，碼頭是集散人貨的場所，也是溝通和交流的場所，本身應該是開放的。吊詭的是，至少在漢語里，碼頭的引申義常常用來指一種封閉的場域，管理者據公為私，形成幫派、圈子，排斥外人和外來事物，這正是今天官方所反對的“碼頭文化”。老麻家世襲和壟斷了當地的渡船業務，確乎將渡船當成了自己的“碼頭”，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規矩。其中的一條規矩就是要過河的客人不能喊老麻“開船”，因為當地土話（屬壯語方言一支）里，這句話里有諧音“麻子”的意思，老麻臉有麻子，忌諱別人提及所有與麻子有關的東西。當地人都知道這個規矩，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言語上冒犯老麻，所以這不會成為問題。

小說正是從有人壞了規矩開始的。這天來了一個陌生人，偏偏連喊幾聲“開船”，導致不痛快的老麻停渡三日，積壓了大批要渡河的客人。老麻這樣做，當然是表現自己權力的任性。本來這也不會成為問題，老麻氣一消，自然就開船了。問題在于這位不懂老麻規矩的陌生人，竟然是新來的鄉長“眼鏡”。這是小說給我們制造的第一個意外，也是新鄉長給老麻制造的第一個意外，后面就是一連串意外了。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現在老麻自己反而成了不懂規矩的人，而且后果很嚴重。顯然，在老麻的碼頭之外，還有更大的碼頭籠罩著世界。小說為我們揭示了由此引起的巨大不安：老麻立即戒掉了自己多年喜歡吃的“豬紅”，改吃小米粥；他每天提前到碼頭觀察，看看客人中是否有戴眼鏡的新鄉長，他想與之“和解”；他懷疑新鄉長為了懲罰他，決定在河上建一座橋，顯然橋一建成，兩岸人民將立刻用腳投票，過河采用過橋的方式，而不再使用渡船的方式，想一想，誰愿再受老麻的氣，他那些不成文的舊規矩，人們忍了多少年了，無非是受了過河只有老麻的渡船這個唯一選擇的要挾。如果小說只寫了這些，其實也相當有意思，其諷刺的內涵也展示得淋漓盡致了。

必須承認，《碼頭》可以有另外的讀法，而且可能并不比上面的解讀不合理。比如，橋與船的沖突。原先，兩者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連接兩岸，便利交通，同時，它們各有各的優勢和存在理由，至少是互補的。老麻能夠掌握自己的“碼頭”，并且在聽到政府即將在河上建橋的風聲后，仍然泰然自若的一個原因，就在于他認為就兩岸的人口和經濟狀況來看，建橋顯然是沒有必要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但現實就是那么任性，河上的鐵索橋就是建起來了。橋是老麻渡船的競爭對手，而且是一個過于強大的對手，他面臨滅頂之災，過河的人如果再也不坐他的船，他的生計危機就降臨了。他的所有技能（如會游泳）和資源都是為渡船準備的，他只能靠船和水維生。更重要的是，新橋的建橋地址正好是在原來的碼頭和航線上，這簡直是釜底抽薪，他連一點回旋的余地都沒有。他試圖找到新的出路，如開船到河中電魚來賣，但這是違法的。他也證明了自己的存在價值，如新橋由于洪水帶來的大樹撞斷了一根鐵索發生傾斜，導致當時正過橋的11個人掉入河中，老麻不計前嫌，積極開船救人，除了救起8人外，還將3名遇難者打撈上岸。他并非壞人，也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但他的想法確實有一定道理：那幾個遇難者如果不從鐵索橋上過河，而是乘他的渡船，不就逃過一劫了嘛。但鐵索橋的好處一目了然，所以老麻還是被無情地拋棄了。那幅景象，似乎正應了古詩所言：“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其實老麻也并非完全是一個冥頑不化的人，他也曾與時俱進，將自己的船裝上柴油機，改裝成了負載能力更強的機動船。但這顯然無濟于事。時勢弄人，老麻作為歷史洪流中的個體，自然無力抗拒。雖然他表示自己寧死也不上橋，可這改變不了人們舍船就橋的局勢。

我們還可以將小說讀成一個由于信息不對稱或不充分所導致的悲喜劇。從新鄉長一面看，他不了解老麻的規矩或禁忌，導致自己無法渡河，必須繞道走大彎路，枉費了許多氣力。當然，由于他掌握的資源遠比老麻這個小人物多，所以老麻的自大絲毫無損于鄉長的權威與力量。就像老麻所想象的，鄉長可以下令修橋，一勞永逸地解除老麻利用停渡擺譜的威脅；他可以指示司法人員執行法令禁止電魚，讓老麻失去生財之道；他可以修路，讓人們從其他地方過河，讓老麻的船成為廢船；他還可以雇傭其他人守橋，讓大家認為本該獲得此職位的老麻失業……當然這些可能都出自老麻的猜測，因為他認為自己得罪了鄉長，鄉長一定會利用一切機會報復自己。根據小說最后的揭秘，我們知道，其實圍繞著修橋所發生的一切，根本與鄉長無關。當讀者獲知這一消息時，作為當事人一方的老麻已經死了二十三年。老麻由于沒有掌握相關信息，終日處于巨大的惶恐中，在他身邊發生的事情都被他錯誤地感知和理解。話說回來，在這種類似鬧劇的誤解中，卻又折射出巨大沉重的真實，絕不僅僅只是一個庸人自擾的故事。小說在其中又設置了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情節：鄉長其實上過老麻的船，他號為“眼鏡”但并不戴眼鏡。而老麻一直耿耿于懷的，就是鄉長始終沒有上過他的船，讓他寢食難安。這又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惡果，“眼鏡”不戴眼鏡，讓人摸不著頭腦。當然，這也可能是老麻兒子怕父親死不瞑目，在其臨終前安慰他的謊言。

當然，我們的閱讀可以把重心放在老麻這個人物身上。老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自認為老大，又想當然地把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視為和自己有關，是一個自大又自憐的人，同時，在他認為自己開罪鄉長后，其所作所為卻是可笑、可悲又可憐，他的悲劇有自身性格缺陷的因素起作用，比如同在修橋時由于碼頭上的店鋪被拆而失業的老潘，就因為信息靈通或轉圜得快，獲得了守橋的職位，而老麻卻意外地丟掉了這個本應該屬于他的工作。同時又必須看到，他的命運其實又為他無法左右和控制的社會環境所決定。小說最后揭示謎底，修橋一事是上級布置的扶貧攻堅項目，無論是鄉長或老麻，他們的行為根本無法改變任何事實，用我們曾經熟悉的話說，就是事物的發展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扶貧是一項前無古人也可能后無來者的巨大歷史規劃，將從根本上改變無數人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這一點，老麻并不知道，但小說家用自己的作品，通過他這個形象展現給了讀者。

刊于《民族文學》漢文版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