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

加藤周一先生是評論家、小說家，同時也是一名研究血液學的醫學專家。他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曾留學法國在巴黎從事醫學研究。盡管他的專業是醫學、是血液學，但是他的主要成就卻在文化研究、思想評論、文學創作。早在高中時期他就開始寫作，他喜愛日本古典詩歌，對歌舞伎、能狂言很有興趣，同時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特別喜愛閱讀法國文學，譬如紀德、普魯斯特、瓦萊里等人的作品。高中畢業后，他曾與小島信夫等創辦同人雜志，開始詩歌、小說的寫作。即使考入東京大學醫學部，他也未放棄對于文學的喜好，選修東京大學法文科的課程，從師于法國文學專家渡邊一夫、中島健藏。大學畢業以后，他供職于醫療部門，但與文學繼續保持密切關系，二戰結束后，他與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彥等共同發表文學論著《1946 文學的考察》，得到文壇矚目，成為日本二戰后文學批評史上不能不提的評論家。同時，他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發表了代表作長篇小說《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得到日本文壇的承認，成為二戰后無法忽略的重要小說家之一。1950年至1951年這短短兩年時間，他出版了《何謂文學》《美麗的日本》《抵抗的文學》《現代詩人論》《現代法國文學論》等一系列著述，展現出他深刻的思想、廣博的學識、非凡的評論能力。1951年，加藤先生留學法國，在從事醫學研究的同時，廣泛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文化，不斷加深對歐洲文化思想的理解，同時在與歐洲文化比較的視野中重新審視日本文化。可以說，歐洲之旅使他開始自覺地將關注焦點，放在了重新審視日本文化性格、賦予舊的日本文化以新的意義之上。1955年2月加藤先生歸國后，在從事醫療事業之余，重新執筆寫作。這一時期發表的《日本文化的雜種性》（1955年6月）等一系列評論展現了他在歐洲時對日本文化的再思考，他這一具有獨創性的深刻見解得到評論界的矚目和認可，成為研究日本文化必讀的著述之一。1956年以后，他還創作了多部長篇小說，如根據自己的歐洲經歷所創作的《命運》（1956）、描寫北九州小煤礦礦工的工會活動的《神幸祭》（1959）等。1958年，他出席了亞非作家會議，由此開始專事評論創作。1960年，他被聘為東京大學文學部的講師，講授歐洲現代思潮論，同年10月，受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他為該校持續開辦日本古典講座近10年。1970年，加藤周一擔任柏林自由大學的教授。并于1971年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訪華團訪問了中國，后于1972年出版《往返中國》一書，介紹了他眼中的新中國，表達了對于中國的友好情誼。1975年至1980年，他完成了與傳統日本文學史截然不同的代表作《日本文學史序說》（上、下），得到普遍認可，并因此獲得大佛次郎文學獎。除此之外，他還有日本美術評論集《稱心獨語》（1972）、短篇小說集《幻想薔薇城》（1973）等一系列作品。自1984年至2002年，加藤周一在《朝日新聞》的晚刊上，每月一次連載他的以“夕陽妄語”為題的評論，表達他對社會文化的種種看法。人們認為他的成就，來自于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古今東西的廣博學識和修養，來自于他世界性的開闊視野，來自于他卓越的理性判斷所形成的明晰透徹的邏輯思維和敏銳的分析。2011年2月加藤先生寫下遺囑將他大量的藏書、手稿、筆記捐贈給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設立了加藤周一文庫。該文庫在介紹加藤周一生平的文字里，這樣寫道：“加藤周一先生是代表戰后日本的國際性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加藤的特點是，在理解事物時，不是僅僅從一個專門的角度觀察，而是不斷將事物置于整體視野之中把握。他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他既有科學家的合理性思維，也充滿詩人的豐厚感性。加藤的文章是明晰的邏輯與優美的詩性表現的結合”，“令人難以忘記的是他的另一特點，這就是他‘享受人生’的姿態。他享受文學，享受美術、音樂、戲劇，享受與朋友的交流。任何時候，他都沒有忽略過‘享受人生’?！边@一中肯的評價雖然不能說涵蓋了加藤周一的一切，至少勾勒出他在普通人眼中的形象。

我與先生交談多次，但從未聊到他的生平經歷。讀完回憶錄、散文集《羊之歌》，先生的成長背景、思想形成、人生轉折、文化意識、現實批判清清楚楚，歷歷在目，使我們能夠更加接近這位日本的思想家、評論家。說它是散文集，是因為它曾經作為隨筆散文在報刊連載，文字優美，寫景抒情，動人心弦，感人肺腑。說它是回憶錄，是因為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我的回想”，而且書中確確實實記錄了作者本人的人生真實故事，實實在在展現了加藤周一對自己過往人生的種種記憶，非經歷者絕對難以寫出。當然，在我的眼里，它同樣可以作為小說來讀，它塑造了許多不同類型的人物，講述了不少精彩曲折的故事。這在書的前半部分尤為突出，我們可以清晰地記起作者塑造的三個不同時代的人物（外祖父、父親、“我”）以及圍繞他們發生的種種故事。這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物之中，外祖父和父親可以說是“我”成長過程中的巨大背景。但是對讀者而言，外祖父這個人物又有其獨特的性格魅力，其與眾不同的做派、非同尋常的形象，分明代表了日本“文明開化”以后僅僅追求行為趣味的西化、思想觀念并未隨之而變化的一代人。在作者的筆下，“外祖父”一代人在時代變化大勢之中衰敗沒落，為歷史所淘汰，成為歷史的必然。而出身農村鄉紳的父親，進入都市，學習西方醫學，接觸西方文化，但他并沒有像外祖父那樣在行為樣式、美學趣味上全盤西化，在他的內心深處、處世方式上，日本傳統倫理、傳統文化仍然保留著一塊天地，他依然生活在內外有別的日本式集團主義群體之中，所以盡管他對政府國內政策頗有微詞，但在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性外交政策時，他仍然如普通民眾一樣，表示無條件支持。無論是外祖父還是父親，他們都是為外界所裹挾的人，都是為時代潮流所席卷的人，而“我”這個在其背景下生存成長的人，卻并非如此。“我”自始至終都在堅持自己，不愿為外界力量所挾制。加藤周一說《羊之歌》是以自己為例寫接近平均值的日本人，“羊之歌”的“羊”據說也與他自己屬羊有關。我們知道日本作家筆下的“羊”往往有溫順老實、喜歡群居，對現實無反抗，缺少個性特點的意味，這一點看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人羊》就十分明了。加藤周一筆下的“我”顯然不是這種意義的“羊”，“我”不愿屈從群體重壓、不愿隨波逐流，個性鮮明、特立獨行，是一只獨立于羊群之外的“羊”。當然，這部書的日常生活描寫也能夠使我們看到他所經歷的時代真實，了解到我們所不曾接觸過的日本家族的故事，接近那些普普通通的日本人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的情感世界。雖然和私小說一樣，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事件都發生在作品人物“我”的視野之中，但是這些人物都是具有鮮明性格的人，他們都有各自的故事，各自的生活邏輯，即使描寫“我”，作者也沒有將“我”操縱在自己手中，而是將他作為作品中的一個人物，賦予他獨立的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一個不同于普通日本人的知識分子。加藤周一的這一不同于傳統小說描寫的方法，與夏目漱石晚年的自傳體小說《道草》可以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羊之歌》中，還能夠看到喜愛詩歌、文藝，自稱“不喜歡政治”的加藤周一，對日本社會現實不由自主的關心和投入。在二戰期間他自始至終對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持否定批判的態度，這種社會批判的態度一直保持到他離世。他不斷對日本內外的政治形勢、社會問題發表意見，并在日本右翼思潮沉渣泛起時，與其他著名文化人在2004年一起發起成立了保衛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九條會”，在晚年為維護日本和平憲法，為世界和平貢獻了自己的力量。1945年他步入二戰后的日本社會，在他眼里這是其人生的第一次出發，而1951年赴西方留學則被他看作是第二次出發，這第二次出發給了他認識西方、了解西方，重新審視日本的重要契機，也是其人生的重要轉折，《羊之歌》續篇記錄了他在西方結識的難以忘懷的人和在西方所見識的與書本不同的事物，同時也記錄了他通過對西方文化的觀察而對日本文化的思考。對于日本文化，加藤周一從未一味歌頌褒揚，而是在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之中客觀冷靜重新審視，他留學歸來之后關于“雜種文化”的一系列發言正是這一思考的結果，也是對當時曾經有過的美化日本文化將其視為“純種”文化的批判。讀到這些，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作為血液學專家的加藤周一會在回國后轉向成為一位令人矚目的文學評論家。有人說，《羊之歌》已經遠遠超出隨筆的范疇，它完全可以作為哲學、思想、歷史、文學來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