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蒙蒙的雨絲夾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地沒有到來。

這是獨屬路遙的語言，這是《平凡的世界》的開頭。在一個雨雪交加的日子里，人們寧愿足不出戶，但在半山腰縣立高中的大院壩里，此刻卻自有一番熱鬧景象——

午飯鈴聲剛剛響過，從一排排高低錯落的石窯洞里，就跑出來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們把碗筷敲得震天價響，踏泥帶水、叫叫嚷嚷地跑過院壩，向南面總務處那一排窯洞的墻根下蜂涌而去。偌大一個院子，霎時就被這紛亂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爛泥灘。與此同時，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讀生們，也正三三兩兩涌出東面學校的大門。他們撐著雨傘，一路說說笑笑，通過一段早年間用橫石片插起的長長的下坡路，不多時便紛紛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點擊圖片聽央廣播音員李野默講述當年播出《平凡的世界》的故事……）

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黃土高原的故事與那個年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聯系。據統計，收聽過央廣《平凡的世界》廣播劇的聽眾超過三億人，當時的年輕小伙子施戰軍就是這三億人中的一員。現任 《人民文學》主編的施戰軍在1988年還是一個文學青年，“在大學畢業前后，那段人生中最迷茫的時間里，我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演播的《平凡的世界》，這給我以巨大的力量”。時至今日，施戰軍依然對這部杰作稱贊不已，“在開頭那天地死寂的泥濘氛圍中，人的生機突然出現，路遙虛構但不虛設、慈悲但不傷悲，對自然生命和歷史運行充滿敬意”。施戰軍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有魔力的作品，它和它的作者路遙一直活在讀者的心中。

路遙在1991年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頒獎會上向評委致謝

《平凡的世界》播出后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并于1991年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在獲獎的答謝詞中，路遙說道：“獲獎并不意味著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為作家的勞動成果不僅要接受現實眼光的評估，還要經受歷史眼光的審視。”路遙逝世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書不斷再版常銷，各大學圖書館借閱記錄中《平凡的世界》始終名列榜單。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路遙被授予“改革先鋒”榮譽稱號。2019年9月，路遙又被授予“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在被一代又一代讀者用“歷史眼光審視”并不斷認可的同時，路遙的文學價值也逐漸被學界接受，路遙研究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10月22日，在路遙誕辰70年即將到來之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陜西省作家協會共同主辦的“卅年重聚說路遙——紀念路遙誕辰七十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路遙生前好友、路遙研究學者以及路遙著作出版方一道緬懷路遙的為人為文，回顧他的創作點滴，并探討路遙研究進一步展開的可能性。

現實主義與人民情懷

“看一個作家不在于看他寫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躍進認為，路遙的作品中既充滿了現實觀照，又飽含著人民情懷。這種現實主義與人民情懷的融合讓路遙的作品充滿了光明的色彩，盡管寫的是苦難、奮斗，但永遠給人的是希望，是崇高和溫暖。“一個作品能達到這樣的境界，能讀，留下印象，就是永恒的。”

路遙故居

“路遙的作品樸素而深沉、莊嚴又熱情，表現充滿詩意的崇高基調。”文學所黨委書記張伯江高度贊許路遙“充滿詩意的崇高基調”，在他看來，這種崇高的基調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緊密相關，路遙在八十年代放棄了對創作角度與方法的多樣化追求，恪守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繼承并開拓了博大宏偉的文學視野。

張伯江認為路遙的現實主義充滿詩意，無獨有偶，評論家白描也認為路遙的現實主義書寫最大的特征就是溫暖與愛心。“路遙作品不以冷峻無情的現實批判見長，詩意是他賦予傳統現實主義的新特征。”白描認為，進入新時期后，有的作家仍然將書寫重點放在文學對于政策和歷史的簡單評價，但此時路遙已經把創作的注意力轉移到關心人的價值與尊嚴上，“他最關注的是人在一個時代里面，在生活里面，處于什么樣的地位。”

關注路遙的現實主義背后的東西，已經成為評論界的共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文壇追新求異，新的技法與經驗涌入中國文學場域，但“路遙的不改變背后，其實有著他的豐富性”。評論家白燁談到，相較于現代派的創作方法，路遙所堅持的現實主義是更適合中國讀者口味的，同時也是最適合他本人。“但在這個讓他成功的‘法寶’背后，最根本的東西還是路遙深切的人民情懷，《平凡的世界》中表達的是人與人共有的情感，充滿了對不同階層人的精神上的理解、激勵、滋養、啟迪，這種現實主義和人民情懷構成了路遙作品經久不衰的魅力。”白燁說。

路遙二十歲照

施戰軍認為，路遙的小說是憂郁氣質中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混響，有著苦難詩學中抗爭意志與包容的統一、創作理想中天下百姓情懷與自我建功祈望的融合。“路遙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苦難的詩學，他的小說有一種向前、向遠奮斗的精神，在關于新人建構的理想主義中展現出一種憂郁的性格，路遙一方面心懷著最質樸的老百姓，一方面創造著不甘心的、有尊嚴的、敢闖的平民英雄，這些精神特質不僅屬于改革開放年代，也同樣適用于新時代。”

腳踏實地又魂動九天

“1992年的冬天，路遙，仿佛遠古神話中逐日的英雄夸父一般，這位扎根泥土與大地的陜西作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倒在了他追逐文學理想的半途中，結束了他‘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一生。”談起路遙的創作精神，評論家、編輯周明總是充滿深情。

的確，路遙的創作是腳踏實地的，和他一樣，路遙筆下的人物也總是“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獲得1981—1982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的作品《人生》，講述了農村青年高加林在高中畢業后的出路問題。高加林融入不進城市又不甘心回村務農，一個腳踏實地的好后生堅強、有韌性、充滿活力，在奔向遠大前程的路上，即使被狠狠絆倒也能迅速爬起來。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所長魯太光認為，《人生》把那個年代有理想的農村青年寫活了，路遙面向龐大的現實經驗尋找文學資源，克服困難取得了不小的文學成績，與當時尋求歷史文學路徑的其他陜西作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如此，魯太光認為，“路遙對中國當代文學也是異質性的存在，他以堅持自己的寫作理念抵抗先鋒技法的侵襲，保持了精神產品的公共性。”

路遙在延安大學的畢業照

腳踏實地的創作精神背后，是路遙矢志不渝的讀者意識。評論家段建軍說，在八十年代，深刻感受和理解世界，是廣大讀者更關心的人生問題，追新逐奇的藝術表現不能滿足更廣大讀者的期待視野。“從這一點上看，路遙比那個時代所謂的先鋒派作家要高明，要清醒。”段建軍談到，路遙的每一部作品，都源自自己的生活感受，充滿了個體的生存危機和底層的認同危機，通過個體書寫時代陣痛，表現為底層為理想奮斗，卻在現實面前卻遭遇重重阻撓、坎坷和不平的真實境況。“在這種生存危機中，他去探索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到底在哪里，追尋社會以及人的認可，他把握住了不甘于默默無聞的人生的感覺，這種跨時代的同理心和共振感一直從那個時代延續到今天。”

陜西省作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錢遠剛談到，路遙精益求精的寫作態度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學習。在他看來，路遙的創作精神是陜西作家創作精神的典范，就是用生命寫作的精神，路遙啟示當下作家要以傳世之心對待創作，克服浮躁，精益求精搞創作。“在《人生》獲得巨大成功后，路遙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把文學看作神圣的事業，執著寫一部‘真正的大書’，主動‘歸零’，沉下身心，尋求符合中國人審美理想的表達方式，堅持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以‘宗教般的虔誠、初戀般的熱情’，‘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創作定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益求精，經歷3年準備和6年創作，用心血和汗水凝結成就了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手稿

宗教般的虔誠和初戀般的熱情讓一個寫作者的文字不能不帶有高于生活的詩性光輝，西安音樂學院教授仵埂認為腳踏實地是陜西作家寫作的重要特色，但“魂動九天”的創作精神更值得后來人重視與學習，“路遙善于給人物形象賦予詩意和理想性的光輝，他筆下的主人公們在腳踏實地與魂動九天的兩極之中，構成著對我們人生的某種參照。”

學界風向正在改變

與讀者的持續關注不同，學界對于路遙的態度有些不溫不火，專業研究領域的“路遙冷”現象普遍存在。但近年來，有論者指出，用文學評論準確反映文學創作，需要關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家作品，更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路遙的文學創作狀況及其創作在社會學層面的意義。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權威學術刊物《文學評論》為例，據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至2012年，在《文學評論》上，以路遙為關鍵詞的學術文章只有三篇，而近幾年里，《文學評論》發表的路遙研究論文已有六篇，關注度明顯提高。

路遙與陜西省青年作家在一起（后排左一為路遙，左三為陳忠實，前排右一為賈平凹）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副總編、學者王兆勝認為，路遙在學界長期受到冷落，其文學地位沒有被凸顯，和研究者的錯位不無關系。“路遙是一個大巧若拙的作家，注重修煉文學的‘內功’，學界在研究路遙時，應注重解讀路遙內心的世界和文學結構的密碼。路遙的作品除了勵志，更重要的是令人心跳的、顫動的、‘點到穴位’的描寫。”

王兆勝談到，文學研究中存在一種誤區，有些學人認為離開理論和概念沒法說話，不管某種理論是否適合解釋某個作家的作品，而路遙就是沒有時髦理論能夠解釋的，只能用現實主義進行評價。“但在某個時期現實主義又被先鋒派看不起，于是路遙的現實主義被大家低估了。” 王兆勝呼吁，在路遙七十年誕辰之際，應該開啟路遙研究的新航向，擺脫概念和理論的束縛，從作品開始，用顯微鏡看出它的獨特的魅力，突破以往研究的限制。

蘭州交通大學教授張哲在校內開設《大學語文》課程時，曾被某理工科學生告知，他最喜歡的一本書就是《平凡的世界》，已經讀了七遍，書中的人物形象深深感染著他。張哲聽后很受感觸。在不斷地調查中，張哲發現，最受大學生歡迎的當代小說作品，正是路遙的這部長篇小說。在張哲看來，路遙的寫作的確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

一九八五年，賈平凹、路遙、京夫、陳忠實等人于榆林紅堿淖留影

在當下，由于閱讀、消費和話語主體集中于城市，文學的風尚偏向城市題材，而當代文學的鄉土寫作總體缺乏明確的清晰的系統，也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對于農耕文明的觀照。許多以鄉土之名進行的寫作，實際上未能深入到農業和傳統的內核，張哲認為在此意義上，路遙具有系統化的價值和書寫能力，對當代文學的寫作生態具有建構意義。同時，路遙的寫作超越了文學本身，還具備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意義 ，“他的寫作提供了顯微鏡一般的準確觀察力”。此外，張哲談到，先鋒與現實的區別與其說是機理，不如說是趣味、潮流和特定時刻的藝術訴求。“我們可以從藝術歷史的變遷得到這樣的印證。但無論先鋒還是現實，有一點是相同的：文學（藝術）都關涉自我的鏡像。幾乎所有的寫作（藝術創造）過程都是自我與現實的折射。寫作主體與日常和時代建立了某種對應，鏡像成為另一種確切清晰的現實。”張哲說，偉大的作家作品往往具有復合式的藝術風格，比如馬爾克斯，既是魔幻的（現代的），也是現實的。路遙的創作帶有挽歌式的悲愴和詩意的情懷，在鄉村景觀逐漸式微的當下，尤其具有記錄與再現的文本價值，對于大量涌現強調技術、符號甚至標簽的現代性寫作，也有良好的啟示作用。“路遙夸父逐日一樣的文學姿態，也帶有極其豐富的書寫精神隱喻。路遙的創作是以肉身的毀滅作為代價的，但就文學精神論，其書寫恰好印證了文學的莊嚴肅穆，神圣高蹈。”

路遙研究僅是剛剛開始

擺脫固有的陳舊印象，需要新的材料來說話。學者程光煒近期在發掘、分析路遙文學史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先后有《文學年譜框架中的<路遙創作年表>》《關于路遙1971年春的招工問題》《路遙和林虹關系的一則新材料》等文章面世。然而在程光煒看來，盡管路遙研究中已經有厚夫《路遙傳》、航宇《路遙的時間》等史料詳實的作品，但在路遙為什么要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在陳家山煤礦深入生活的事跡、第一部小說完成后隱瞞病情的經過、創作《平凡的世界》前后路遙與林達感情問題等幾個重要方面，均缺乏可信的材料，不利于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沒有這些周邊，《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將會變得非常孤立，處在被歷史懸空的狀態。”

路遙參與創辦的《山花》

新材料固然是學術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新視角往往更會讓人耳目一新。陜西白鹿書院常務副院長、評論家郉小利認為，路遙的文化心理結構就是六個字：走出去、在路上。一個人某種心理定勢，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個體驗特別深刻的經歷，對于路遙來說，九歲那年從榆林清澗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節點。“九歲，對生命已經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記憶。這種記憶，已經永遠地積淀為路遙的一個心理定勢，那就是，盡管他無限依戀，但他還是不得不離開那個貧苦不堪卻又是溫馨的清澗老家，衣衫襤褸，徒步走向一個未知的卻可能活口的遠方。”在九歲的這次行走之前，還沒有路遙其人，后來叫路遙的人這時叫王衛國。“為什么后來會叫路遙？路漫漫其遙遠兮的感受，就是他從這一次走出清澗中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從王衛國改成了路遙。”在郉小利看來，作為作家的路遙早在九歲那一年的出走和遠行時便已經誕生，“從清澗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遙走了兩天，但他當時的心理體驗時間應該就是一輩子。路遙后來的生命歷程，不過就是無數次地重復九歲這一次的生活體驗和記憶。他后來所寫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代表作，也就是對他這一次生命體驗的回憶和以復調的形式進行的改寫。《人生》把路遙一生要表達的都表達了，它是路遙關于生命、關于情感、關于世界的全部體驗和思考的濃縮，《平凡的世界》不過是展開罷了。”

《路遙的時間》，航宇著（左）；《路遙傳》，厚夫著（右），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路遙的創作與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背景密不可分，他是改革開放的先鋒，也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書寫者，他敏銳地抓住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社會轉折的關鍵節點，對1975-1985年的中國農村社會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分析和記錄，為讀者留下了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把自己短暫的一生熔鑄在國家命運及時代大潮之中。這種殉道式的寫作與忘我的創作精神，體現了一個時代的陜西作家的精神風貌與責任擔當。但也正如許多評論家有所“共識”的那樣：“路遙的進步和超前在于一定的個人和自由意識，然而歷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層，還是缺乏更深層的個人和自由的意識，而受制于某種‘規范’的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仍然是一個渴望現代但仍然處在前現代的人。這是路遙的局限，也是他的思想的悲劇。他勇敢地挑戰著他那個時代，但并沒有完全超越他的時代。”縱使再偉大的文學巨匠，也一定同時存在著光輝耀人的精彩和引以為憾的不足。進一步準確地分析路遙的文學成就與路遙所引發的文學現象，進一步厘清文學意義上的路遙與社會學意義上的路遙之間幽微深邃區隔，都將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乃至思想史意義重大。如此，我們或許應該欣慰又誠懇地自認：路遙研究僅是剛剛開始。（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