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晚上，也即歐洲時間中午時分，我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腦準備處理來自國內外的電子郵件，突然一封郵件躍入我的眼簾：那是來自我的瑞典朋友羅多弼教授的。信中寫道：“今天，我寫信給你，告訴你一個悲傷的消息：馬悅然前天已經溘然仙逝。他當時正在看電視，坐在椅子上平安地離開了人世。”接著，羅多弼又強調了馬悅然之于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和歷史功績：他為把中國文學介紹到瑞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其實豈止是將中國文學介紹到瑞典？應該說，他對把中國文學介紹到整個西方世界都作出了別人無法替代的貢獻！然而，這一突如其來但又在預料之中的噩耗不禁使我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之中，畢竟他已經95歲高齡，而且離開人世時并沒有受到多少痛苦，就如同一個信佛的人最后圓滿地“圓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安慰。我立即回復羅多弼：“馬悅然先生生前不遺余力地在西方世界譯介中國文學，并在全世界大力推廣中國當代文學，他的巨大貢獻和歷史功績將永遠得到人們的銘記……”

就在一個月前，我應瑞典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院邀請，赴斯德哥爾摩出席了紀念五四運動百年學術研討會。事先我告訴羅多弼，希望提前一天抵達以便拜訪老友馬悅然，因為三年前，也是應羅多弼邀請，我赴瑞典出席關于世界主義的學術研討會，并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烏普蘇拉大學以及哥德堡大學發表演講，雖然那次訪問圓滿成功，但美中不足之處在于未能見到馬悅然院士，因為那時他患重感冒，甚至連說話都困難。所以我期待著這次和他相見，同時希望他為中國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誕生作出最后的努力。但是就在我抵達斯德哥爾摩之后，得到的消息是，馬悅然病重，所有活動均不能參加，甚至也不會見任何人了。因此我此行拜訪他的愿望又落空了！我怎能不感到沮喪？同時又怎能不為他的健康擔心呢？而這次他卻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不禁陷入無盡的哀思和對故人的回憶……

和馬悅然的兩次難忘的見面

其實，在當今這個世界上，有些人你也許只見過一次，但他卻給你留下一輩子都難以忘卻的記憶，而有些人你天天見面，而一旦分別也許很快就把他忘記了。這應該是一個悖論，但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和馬悅然也只見過兩次：一次匆匆打了個招呼握了一下手就很快分別了，另一次則和另一位朋友一起用餐，并就一些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談話。今天，在悼念故人時，這兩次相見卻仿佛就發生在昨天，令人回味無窮，難以忘卻……

我和馬悅然于1987年偶然相識。這要感謝另一位老朋友謝爾·埃斯普馬克。我當時還在北京大學英語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曾經留學瑞典的楊周翰教授。4月的一天，我從楊先生那里得知，瑞典文學院院士、曾多年擔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的埃斯普馬克將應中國作協邀請，和馬悅然一起來中國訪問。由瑞典朋友介紹，埃斯普馬克寫信給楊周翰，表示希望來北大交流。楊先生知道我在此之前主編了一本《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談創作》，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問我是否知道這位埃斯普馬克院士，我回答說當然知道了，他對中國作家問鼎諾貝爾文學獎是至關重要的。我當即建議邀請他來北大演講，題目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與20世紀文學》。楊先生就把陪同他并作現場翻譯的任務交給了我。

1987年5月的一天，埃斯普馬克教授應邀在北京大學臨湖軒作了演講，并現場回答了聽眾的問題。當然，所提問題大多集中在中國作家何時能夠問鼎諾獎，對此，善于外交辭令的埃斯普馬克的回答是：“這應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午宴后，我陪同埃斯普馬克去中國作協，在大門口見到了神交已久的馬悅然。埃斯普馬克向我作了介紹，我們彼此互致問候后就匆匆分別了。那就是我和馬悅然的第一次見面，時間不到五分鐘，但卻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在我的一再追問下，埃斯普馬克悄悄地對我說，我們正在考慮沈從文，你盡快整理一份關于沈從文的創作以及在中英語文學界的評論材料寄給我。我確實照做了。雖然最終由于沈從文于1988年5月去世而未能獲得諾獎，但是那份未發出的材料卻對我后來完成博士論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96年9月，我獲得挪威的易卜生研究基金，前往奧斯陸大學從事研究三個月，期間，在羅多弼的精心安排下，我于當年10月初，也即宣布諾獎獲得者人選的幾天前，實現了首次訪問瑞典的愿望，并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作了題為《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演講。坐在第一排的不僅有埃斯普馬克和馬悅然兩位瑞典文學院的資深院士，還有新當選為瑞典皇家人文學院院士的羅多弼教授。馬悅然一見到我就說：“我們見過面的。”我答道：“對，九年前在中國作協門口。”可見我們彼此留下的印象并沒有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被忘卻。我和兩位諾獎評委共進晚宴，席間我們再度討論了中國當代作家問鼎諾獎的問題，埃斯普馬克照例是那句老話：“快了，那應該只是個時間問題了。”而馬悅然則十分謹慎，基本上不透露半點信息，但在和我的談話中卻詢問了這幾位作家的近況：他一直看好并十分欣賞的殘雪、他委托陳安娜翻譯其作品的莫言，以及他十分偏愛的李銳。關于前兩位作家，我曾寫過評論，并在中英文刊物上發表過，而李銳的作品我讀得較少，不太了解。從那次訪談中，我敏銳地感覺到中國作家，或漢語中文作家，即將于近幾年獲得諾獎，而且隨著莫言作品的瑞典文翻譯的啟動，他應該在不久的將來被提名諾獎。我想，這一切均與馬悅然的努力奔波和大力推介密不可分。

因為沈從文，馬悅然甚至哭著離開了諾獎評選會場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馬悅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上就被問及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問題。他當時的回答十分巧妙，認為中國當代作家之所以長時期未能獲得諾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缺少優秀的作品，而是缺少優秀的（西文）譯本。當然，他的回答雖然避免了對當代作家進行價值判斷，但仍激起一些中國作家的不滿。一些與會者問道，諾獎評委會究竟是評價作品的文學質量還是翻譯質量？馬悅然并未立即回答，因為他自己內心中也有不少外人難以想到的苦衷。2004年，當他再一次被問到“中國人為什么至今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難道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時，馬悅然干脆作了這樣的回答：“中國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譯太少了！”他進一步解釋道：“如果上個世紀20年代有人能夠翻譯《彷徨》《吶喊》，魯迅早就得獎了。但魯迅的作品直到30年代末才有人譯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楊憲益的英譯本，已經是70年代了，魯迅已不在人世。而諾貝爾獎是不頒給已去世的人的。”這樣的回答道出了諾獎的評獎原則和機制上的一個問題。

1987年和1988年，沈從文曾兩次被提名為諾獎候選人，而且1988年，諾獎評委會已經準備頒獎給沈從文，但就在當年的5月10日，當他從臺灣傳來的消息得知，沈從文已經過世，馬悅然仍執意給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秘書打電話試圖確認此消息，隨后又給他的好友、文化記者李輝打電話詢問這一消息是否確切，最終得到確認：沈從文確實已過世了。他的這一推介計劃失敗了，因為按照諾獎的評獎原則，已故的作家是無緣獲獎的。因此馬悅然試圖從根本上改變這一規則，曾經幾次提議改變這一規則，但在18位院士中，他的影響力畢竟有限而始終未果。當他最后一次使出全身解數試圖勸說諾獎評選委員會改變這一規則無效后，他甚至哭著離開了會場。因此一些批評家把中國作家長期未能獲得諾獎歸咎于馬悅然的推薦不力，實在是有失公允。

一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推介中國文學

我們都知道，在瑞典文學院的18位院士中，只有馬悅然可以直接通過閱讀中文原文來判斷一個中國作家及其作品的優劣，而其他評委只能依賴閱讀主要的西文譯本來判斷進入推薦名單的中國作家的作品是否屬于一流。語言掌握多一點的院士還可以再參照法譯本、德譯本、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的譯本。但問題是，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沒有那么多譯本怎么辦？那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這確實是諾獎評選的一個局限，而所有的其他國際性獎項的評選或許還不如諾獎評選的這種相對公正性和廣泛的國際性。這種依賴翻譯的情形在諾獎的其他科學領域內則是不存在的：科學是沒有禁區的。而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則體現了作家作品的強烈的民族和文化精神，并且涵有一個民族/國別文學的獨特、豐富的語言特征，因而語言的再現水平自然是至關重要的。優秀的翻譯能夠將本來已經寫得很好的作品從語言上拔高和增色，而拙劣的譯作則會使本來寫得不錯的作品黯然失色。因此譯文的質量自然會影響評委對作品的最終評判。

今天，隨著越來越多的諾獎評審檔案的揭秘以及網絡信息的普及，我們完全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替馬悅然進一步回答這個老問題：由于諾獎的評委不可能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因而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得不依賴譯本的質量，尤其是英譯本的質量。這已被莫言獲諾獎時，其作品的英文翻譯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所證實。

另一點需要在此解釋的是，熟悉內情的人也許知道，莫言的獲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馬悅然竭力推薦的結果，而更是時任諾獎評委會主席帕·維斯伯格院士青睞和堅持的結果。維斯伯格至少可以通過英語、法語和瑞典語來閱讀莫言的作品。他當然也征求過馬悅然的意見，而后者是明顯表示贊同的。

馬悅然一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推介中國文學，他的逝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們期待著另一位懂得中文并熱愛中國文學的瑞典學者躋身文學院院士的行列，以便完成馬悅然未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