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少數民族文學，首先是文學，而“民族”在這里可以從多個視角認識。由此，可以說少數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內涵是豐富而變化的。少數民族文學，從題材內容、語言表達、心理活動、精神體現，以及作者身份等都可以透露出民族特點。更重要的是，這里的民族性存在著論述區域的相對性。從世界范圍看，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就顯出中華民族個性，而以中國地域為視角，少數民族作家就有更多機會創作顯現自身民族特性的文學作品。

民族性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給民族文學創作中對“民族性”的認識帶來思想高度。毛澤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建設過程中，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其核心內容就是民族平等、團結、自治、發展。我想，這應該成為認識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基礎。以這個規定性政治內涵為基礎，民族文學發展方向才是正確的，才有了抗拒不和諧聲調的持久能力。

新中國成立不久，國家就進行了民族識別工作，并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是一項國家制度。實際上，它繼承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傳統，就是要講多元，還要講一體。哲學上有“一與多”的關系論述，如多元與統一相互依存，包括普遍與個別、統一性與多樣性、不變與變之間的關系等。上個世紀50年代，在總結少數民族工作經驗時，有人提出“部族”問題，當時毛澤東就指出，科學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區分哪個是民族，哪個是部族或部落。我想，這里講的就是“一體”觀。中華民族的“一體”，是由56個民族的“多元”所構成的；既尊重“多元”，更強調“一體”。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新時代進行民族文學創作和民族文學評論的重要遵循。就是說，對“民族性”的認識，應站在新時代國家發展的歷史高度，把握思考問題的根本原則和總政策，這對于中華民族的切身利益和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民族性認知是國家的基礎，而現代國民的共同體情感，使我們對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認識，又向政治意識的縱深前進了一步。我們由此更加清晰地看到，“國民情感”的生成和維系，是在多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實現的，它超越單一民族，彼此共生、根脈相連，最終形成情感交集的命運共同體。民族文學創作就是這樣一個平臺：留住民族情感的絲絲話語，再現民族風貌的一點一滴。

民族性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給民族文學創作中對“民族性”的認識注入了審美力度。文學藝術有種種價值，諸如教育價值、娛樂價值等，但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基本價值，就是審美價值。把民族文化和區域文化作為審美對象，已經成為民族文學創作的一種自覺。生活中的美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時需用情感去體悟去觀照，沒有對民族文化的親近，沒有對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就難有準確的“民族性”傳遞給讀者。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離不開文化心理的培育積淀。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魅力無窮，與各民族的獨特貢獻是分不開的。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各民族都有值得夸耀的地方，也都有應該彰顯的東西。就是說，中華文化也是“多樣性”與“共同性”的有機統一。

審視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對于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認識，是有很大幫助的。中國地域遼闊，環境復雜，多個地區文化在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各有特點的文明因子。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滿天星斗說”認為，在中國古文化大系內部，可分為六個大的文化區域，或稱六大板塊，即黃河地區、長城以北地區、巴楚地區、長江下游地區、西南地區等，而且以新石器遺址文化為代表，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河姆渡文化、紅山文化等。這一觀點打破了歷史考古學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認識，反映了民族與區域特點的相互交融，以及我國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演變規律。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從一開始就具有極大的多源性、開放性和兼容性的特點。

民族文化的發展既不是單獨也不是同步的，各區域文化發展過程有快有慢，有碰撞也有融合，由此培養起來的文化性格，都應成為文學創作活動捕捉的方面，那里不同的生活習俗、精神信仰、心理狀態，是民族文學獨特性存在的根基。如果不能把握這其中的豐富、深刻和動態的內涵，就不能于審美意義上理解這個“民族性”，也就不能對多樣的民族文化造就中華文化的自我更新有全面的認知。

民族性中的歷史因素

歷史因素，給民族文學創作中對“民族性”的認識帶來深度。在我國的歷史典籍中，有大量關于不同歷史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記載。馬克思說：“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系著。”有了這樣的歷史觀，我們對民族歷史的認識會更深刻，對“民族性”內涵的理解也不會失去應有的洞察力。

之前，我在貴州銅仁地區采訪，那里山銜川界,水接楚流,是苗、侗、土家等少數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當地投資文化旅游項目，把一個老舊礦山打造成一個朱砂古鎮，是他們近幾年經濟轉型的一個項目，由此開辟出一片歷史與時代的交匯地。

因為在銅仁萬山有著名的朱砂開采場，開采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這里埋藏著一段不可忽視的中國西南地區的歷史，國家曾允許他們在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文化等方面有一定自主權，就是實行所謂羈縻制度。自西漢至清代，羈縻制度經歷了邊郡制、羈縻州府和冊封制、土司制三個階段。盡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在特定時期都對適應和保持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慣起到了積極作用。

比如，土司制度起始于元朝，興盛于明朝，衰落于清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遠離中央政治權力中心的地區，為解決地域阻隔和文化差異等問題，歷史上西南、西北地區，如桂、滇、川、黔、鄂、甘、青等省區，都推行過土司這種特殊制度。貴州一直以來有四大土司，民間流傳一種說法，叫“思播田楊，兩廣岑黃”。這說的是古代西南地區赫赫有名的四大土司。兩廣是岑姓和黃姓土司的勢力范圍，而貴州的思州和播州，又分別是田家和楊家的天下。誰能想到，貴州建省雛形居然與土司田家的所謂“二田爭砂”事件有著直接關系。這里揭示了歷史的大場面：羈縻制度與中央集權制度相結合，既給各民族因地制宜自主發展自身的經濟、文化等創造了條件，又促成了各民族互相交流并走向團結統一。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離不開歷史傳統的深刻闡述。當文學與歷史的思考結合起來的時候，文學作品就有了厚度。有的作家常常糾結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固守張揚，還是有限度呈現？我想，如果有了歷史意識，就有了準確表達的自信力。民族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有陣痛、變異與成長，這是時代的必然。即然是現實生活，民族文學就應該并努力呈示自己的存在，但那是一種穿透生活而絕非簡單地復制生活的存在。因為對于民族文化同樣必須思考的是堅守、吸收還是摒棄的問題，不應單純追求民族特色或符號，把浮光掠影的描述作為民族文學的特色。正像有的少數民族作家所說的，“只有把自己的創作與國家民族日新月異的發展緊密連接，我們的作品才會具有人民性、時代性和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