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文藝的歷史是和新中國的成立、發展相生相隨的。它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也參與著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形塑、繁盛。在70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民間文藝為中國文化、中國文藝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也在70年的歷史中形成、積累、創造了中國民間文藝界的寶貴經驗、光榮傳統和精神品格。

一、秉承延安文藝的紅色傳統，堅持民間文藝人民性，以人民文化的豐富性、真實性、準確性、大眾性，貢獻于新中國文化建設、文藝繁榮

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7月，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緊隨其后，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民協前身）緊鑼密鼓地開始籌備，從南方來北京參加中國文聯成立大會的鐘敬文先生為了中國民間文藝研討會的成立被特意留在北京工作生活，1950年初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北京宣告成立。民研會是以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間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整合、組織、團結、集中了當時我國從事民間文藝研究、表演、創作、教學、出版、捜集、釆風等領域里最著名的一大批專家學者和文藝大家，組成了強大的理事會作為領導機構。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當選首任理事長，鐘敬文和老舍任副理事長。這樣的機構設置，傳遞出一個明確的政治文化信息：新中國高度重視人民文藝，由人民自己創造的民間文藝被置于國家文化殿堂和賦予其全新的歷史地位，標志著隨著億萬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也迎來了文化上翻身做主人的時代。

1956年，中國民研會調查組赴云南考察調研

郭沫若朗誦農民詩人王老九的詩

民間文藝的這種歷史地位和機構組織除了起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其中的歌謠運動及其現代中國民俗學發展歷史，也直接來自或淵源于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和延安革命文藝的光榮傳統。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1987年9月，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編選工作會議合影

延安民間文藝工作者首次開展了科學的直接的全面的系統的采風、記錄、搜集、整理，并且門類齊全，搜集廣泛。詩人李季僅在三邊就搜集信天游3000余首，魯藝文學系還開設過民間文學課程。何其芳曾為此作出過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判斷。他說：“北京大學從民國七年二月起就開始征求歌謠，并曾經出過兩次歌謠周刊……而延安魯藝所搜集的民歌，我覺得在這點上是似乎超過北京大學當時的成績的。”他認為，原因在于是否直接從老百姓中去搜集。“北京大學當時主要是從它的學生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去搜集，因此兒歌民謠最多。魯藝音樂系卻是直接去從腳夫、農民、農家婦女去搜集。深入到陜北各地，和老百姓的關系弄好，和他們一起玩，往往自己先唱起歌來，然后那些農夫農婦自然也就唱出他們喜歡唱的歌曲來了。所以，搜集民歌的人最好會唱歌，搜集民間故事的最好自己會講故事”（1946年11月作《從搜集到寫定》）。無論在搜集、整理、改編、創作，還是對民間文藝的學術研究、理論思考、藝術闡發，延安民間文藝工作者為我們創造和開辟了全新的領域，創造了豐富的經驗，留下了寶貴的學術和思想的遺產。延安民間文藝為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奠定了大格局，奠定了工作、方向、思想、理論、人才、政策、學術、組織等各個方面的基石和起點。郭沫若在民研會成立大會講話中指出了本會組織專家學者開展民間文藝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保護珍貴的文學遺產并加以傳播；學習民間文藝的優點；從民間文藝里接受民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民間文藝里獲得最正確的社會史料；發展民間文藝。

以人民為中心重新定位文化史、文藝史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規律，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強大歷史穿透力和時代感召力。隨著大規模開展起來的漢族民間文學調查和各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調查不斷推進，一個豐富多彩、精彩紛呈、厚重紛繁的文化寶庫被一層層打開。它們吸引了一大批志士仁人為之奮斗終身。鐘敬文先生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激情呼喚建立中國民間文藝學，新中國成立初期民間文學調查所得的巨量收獲使他為祖國這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無比自豪。他后來還以中國民協主席的身份主持過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組建中國民俗學會，為中國民間文藝事業鞠躬盡瘁、百年未息。后來的又一任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在為中國民間文化定位時提出了“文化的一半”的理念：視經史子集為中國的父親文化，而民間文化則是母親文化，前者是精神性的，后者是情懷性的；此外，文字的和口頭的各占中國文化一半；雅的文化和俗的文化各占半壁江山；陽春白雪的文化和下里巴人的文化，上層的文化和下層的文化，文人個體的文化和民間集體的文化，各領風騷。

馮驥才考察民間文化遺產

由于民間文化數萬年以來和五千年以降的口口相傳，造就了中華文明從未中斷。因而它具有全世界罕見的豐富性、傳承性、歷史性、悠久性，是中華文明獨一無二性的重要表征。這些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豐富、完善、發展了的民間文化觀，是一種嶄新的文化觀，引領了全新的人類文明觀。

二、貢獻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呈現與深描，促進多民族文化的認同、鞏固、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多次談及中外史詩，就提到了我國的《格薩爾王傳》《瑪納斯》和《江格爾》三部史詩。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及《格薩爾王傳》《瑪納斯》和《江格爾》，稱其為“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

1964年，《瑪納斯》調查采錄組成員陶陽（左）、劉發俊（中）、趙潛德（右）在騎馬前往新疆阿合奇縣的路上

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格薩爾王傳》《瑪納斯》和《江格爾》被列入民間文學項目。這幾部史詩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才陸續得到系統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70年來這一工作仍在堅持和延續。21世紀初，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還發現和組織了一部數萬行的苖族英雄史詩《亞魯王》的捜集整理翻譯出版，震動海內外學術界。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陸續出版了《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的故事和傳說》《大別山根據地歌謠選》《陜北民歌選》《信天游選》《東蒙民歌選》《內蒙東部區民歌選》《茅山歌》《隱身草》《鳳凰和金豆子》《青蛙騎手》《長工與地主》《寶葫蘆》《劉三姐》《三峽民間故事》《北京的傳說》《傳麥種》《阿詩瑪》《逃婚調》《花兒選》《廣西民歌》《云南民歌》《中國民間故事選》《江格爾傳》《格薩爾》《格斯爾的故事》《馬五哥與尕豆妹》《張秀眉之歌》《阿細的先基》《梅葛》《布伯》《召樹屯》《娥并與桑格》《重逢調》《線秀》《崇陽雙合蓮》《鐘九鬧槽》以及中國各地歌謠集16種、中國民間故事叢書4種等等，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堪稱史無前例。1958年開始“三選”（民間故事選、民間敘事長詩選、民間歌謠選）工程，集中呈現我國民間文學的整體樣貌和經典文本。1984年開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普査編纂出版工作。

《亞魯王》

在聲勢浩大、時間持久的民間文學捜集普查整理出版工作中，我國民間文學的整體規模、樣貌、形態被呈現出來，為中國文化作出了突破性、改寫性的貢獻。主要有：

1.改寫了中國神話殘缺不全、支離破碎、價值不高、被歷史化的“國際結論”和“國內定論”。漢族神話發現了中原神話群，這是一系列活態的與典籍記載相印證的古典神話口頭傳承現象。袁珂先生的中國神話系統化梳理與整理及其成果《中國神話》《中國神話史》也是突出成果。55個少數民族神話的發現和記錄，被學者們研究出全新的神話體系：創世神話、人類起源神話、英雄神話、遷徙神話、文化創制神話。中國不僅有古老漢族神話的活態傳承，還有無比豐富的活態傳承的少數民族神話并且構成獨特層級和體系。

2.改寫了中國文學缺乏史詩的文學史定論。《格薩爾王傳》（100萬行以上）、《瑪納斯》（20萬行以上）和《江格爾》（10萬行以上）《亞魯王》（約5萬行）、赫哲族史詩群集《伊瑪堪》（10部以上，最長一部漢譯文字10萬行）等多部史詩的出現和漢族民間口傳史詩《黑暗傳》（約4千行）的發現與研討等等，都使中國史詩進入人類文明史，改寫中國文學史。

3.改寫了中國文學缺乏敘事詩傳統的文學史舊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民間文學普查的收獲，在民間敘事長詩上也令人震撼。幾乎每一個少數民族都有驚人的發現。僅傣族一個民族就發現敘事長詩500部以上，彝族民間敘事詩《阿詩瑪》更是家喻戶曉，苖族長篇古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翻譯了幾十部，初步統計，各少數民族長篇敘事詩和長篇抒情詩，總量在千余部。著名的有《馬五哥與尕豆妹》《召樹屯》《嘎達梅林》《仰阿莎》《珠郎娘美》《少朗與岱夫》等。漢民族民間敘事詩也有重大發現。東北地區收獲了東北漢族敘事長詩《王寶川下關東》，江南十大民間敘事長詩的出現更是轟動一時。如此一來，中國不僅不是敘事詩的貧瘠之地，簡直就是多得浩如煙海。

4.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集與民間文學史，為各民族文學史奠基。新中國重新識別和認定了各個少數民族，共計55個少數民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55個少數民族中有一半以上是只有民族語言沒有民族文字的。有些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有些通用漢語。無論漢語還是民族語，各少數民族大多都在文字使用上處于不普及不普遍的情況。也就是說民間口頭文學是許多少數民族唯一的文化史和文學史，或是重要的文學形式。由于大規模全面記錄出版了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集，使得許多少數民族從此有了自己的文學史文本，在此基礎上民間文藝學專家學者還為每一個少數民族都進行了民間文學史的著述，為撰著各民族文學史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5.全面建構中國民間文藝學，重興中國民俗學，成立中國民俗學會。70年來，中國民間文藝學教學科硏碩果累累。中國神話學從神話哲學到神話史、神話體系、神話理論、神話比較，全面展開，成為最具中國特色和學術實績的領域。中國史詩系列研究也成績不俗。中國民間文學類型研究，中國民俗志理論研究，中國年畫學研究，中國民間美術調查、史論研究，中國節日志編纂出版工程等也成績斐然。代表性的學術著作有《中國民間故事史》（劉守華）、《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劉錫誠）、《中國民俗史》（鐘敬文等）、《中國民俗學》（烏丙安）、《中國民間文學概要》（段寶林）、《民俗學概論》（陶立璠）、《中國民俗學史》（王文寶）、《中華民間文學史》（祁連休等），等等。幾經發展、整合、開拓，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分分合合，民間美術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從陌生到共識，田野普查的視野從民間文學輻射和覆蓋到民間表演藝術、手工技藝、民間美術、民間游藝、民俗文化、民間建造、傳統村落等等。中國民間文藝研究的學術格局日益拓展提升，與中國民間文化的博大精深、多元一體、整體關聯的總體格局更加匹配。

6.重繪中國民間文化版圖，重建中國文化的結構性格局。70年數百萬人次的田野調查，民間文藝工作者的足跡踏遍祖國的山山水水，也使我們可以重新科學地描繪中國文化版圖。除了五大民族自治區的民族文化聚集區外，還發現多民族文化聚集區、文化集群圈、文化廊道現象：云南多民族文化、四川多民族文化、貴州多民族文化、新疆及西北多民族文化、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湘鄂渝黔文化圈、東北多個少數民族文化圈；多民族文化傳輸的廊道現象，如東南沿海民族文化走廊，絲綢之路多民族文化走廊，茶馬古道多民族文化走廊，客家人多次南下遷徙形成的多民族文化走廊，大運河文化走廊，橫貫中原至西北、斜插西南至青藏的漢藏文化組合走廊，伴隨長城的農耕與游牧文明接觸廊道，黃河流域性文化紐帶，長江流域性文化紐帶，等等。

中國民間文藝事業70年的發展和成就，印證著一個偉大的歷史結論和文化規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都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存在；各少數民族不斷融入融合壯大主體的漢民族，漢民族也從來沒有間斷過加入、融入、匯入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文化不斷貢獻于漢族文化和中華文化，漢族文化也不斷影響、注入、豐富各少數民族文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必須具有56個民族的一個都不能少的總體性，也必須具有書面文字和民間口頭的缺一不可的整體性。

三、搶救、普查、研究、保護、傳承、傳播、制度整體推進，完善國家文化制度與文化結構，彰顯擔當文化傳承和保護的使命責任

70年來中國民間文藝界胸懷強烈的傳承和守護人類文明的責任和使命，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貢獻了學術成果、田野經驗、思想智慧、理論創見，促進了中國方案、中國模式、中國特色的形成。以出任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專家委員會主任的馮驥才為代表，中國民間文藝界以強大的專業積累和專家隊伍，主導和引導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熱潮。70年間，中國的民間文學普查、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和四級名錄、中國傳統村落普査和國家級名錄，使我們對一個古老、巨大、海量的偉大國度的民間文化有了一個空前絕后的家底清單：民間文學獲得了184萬篇民間故事（含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笑話、童話等）、302萬首民間歌謠（不算史詩、長詩）、748萬條民間諺語。非物質文化遺產共計87萬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3068人，國家級非遺3145項，世界級非遺40項。中國傳統村落的搶救與保護經過十年努力，共公布五批共計6793個國家級傳統村落，厘清了又一項重大的文化遺產對象，創造了文化史上新的奇跡。民間美術普查統計現有民間美術300余種大類。中國木版年畫搶救普查工程，歷時十年，普查了全國數十個年畫產地、港澳臺地區年畫制售使用、日本俄羅斯歐洲北美等海外收藏中國木版年畫狀況和作品數量，以及對數十名全國著名年畫制作藝人進行口述史調查，最終形成22卷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和數十部《中國木版年畫藝人口述史》。此外陶立璠先生主持和主編的31卷全國性大型叢書《中國民俗大系》也堪稱洋洋大觀。

《中國木版年畫集成》成果展示

立法立制保護民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70年中國民間文化事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2011年6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引領和保障了非遺保護的發展勢頭，將成果、經驗、方法，納入制度設計，將價值、思想、理念，升華到法律高度，將規定、要求、規范，列入行為范式，產生的影響無比深遠。學習西方先進經驗，2006年國務院批準設立了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每年開展隆重活動，啟動盛大宣傳聲勢，使保護遺產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2013年，《國務院關于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公布，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新增為放假的節日。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制度設計和制度調整，直接表征著新中國對人民民俗節日的高度尊重，對民俗節日和節日民俗的傳承產生了巨大的國家推動力和制度保障力。

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成果展示

70年間，中國民間文藝啟動和實施了四大文化工程，成為中國民間文藝發展的四個不同歷史階段，也是中國民間文藝當代發展的主旋律、主動脈，扣合著新中國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進程。第一次“工程”：以大躍進民歌為高潮的各民族民間文藝運動。在這次延綿十余年的大規模的民間文藝搜集、整理工程中，凸顯出民間文藝為新文藝服務、為新生活服務的主題，實現了尊重人民創造、推進人民文化價值提升的文化觀轉變。第二次“工程”：以“三套民間文學集成”為標志，全面科學地普查各民族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完成全面編輯出版工作，與十大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一起被譽為“文化長城”，應是當之無愧。第三次“工程”：以搶救工程為龍頭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獲得的大量成果，許多填補了我國文化史的空白，許多重大發現及時保護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基礎理論、方法、人才、成果；在全國各地實施與展開，促進了地方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協調發展；緊密配合了國際行動和國家文化戰略。第四次“工程”：《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全面啟動。這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具體體現，此一工程已經納入中辦國辦《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之中。此一工程的實施是承擔起黨中央國務院賦予民間文藝界的光榮任務，將第一次全面、系統、科學、高質量、大規模呈現中國民間文學的完全樣貌和精彩文本，意義和價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學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場（圖片：中國民協）

70年輝煌歷程，70年使命擔當。中國民間文藝事業與新中國相生相隨，今后的道路更加漫長，責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光榮。中國民間文藝事業70年的歷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雙向展開：在學術與藝術兩個方向發力，顯著地貢獻于中國文化發展和中國文藝繁榮；在民間、基層發展和在學術、高端發展兩個方向發展；在過去基礎上發展，在新的領域上拓展；在搶救和研究兩個方向發展；在學術資源、文藝資源、社會文化資源的保護高度和結合農耕文明問題、民俗傳承問題、民間文學研究問題這兩個層面開展工作。逐漸聚焦以傳統村落的保護為工作重點，結合三農問題、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綠色發展、鄉村旅游、紅色旅游、民族團結進步等展開學術觸角和釋放人文情懷。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副理事長、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