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王延輝的長篇小說《奎虛閣》是一部取材自我個體人生的“自敘傳”，也是一部熔鑄時代、現實與人生為一體的大書。作品講述理想主義者的人生逆旅，批判社會轉型期的文化亂象，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其思想資源大體來自1990 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但也可以發現作者的反思和探索。他不斷地轉化傳統文化精神，彌合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縫隙，展現了重建“人文精神”的愿望與想象。

關鍵詞：王延輝 《奎虛閣》 自敘傳 理想主義 人文精神

山東作家王延輝在2018 年出版了他歷時二十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奎虛閣》。《奎虛閣》是一部熔鑄時代、現實與人生為一體的大書，它既是樸拙的，又是靈動的。說它樸拙，因為這部500 多頁、近50 萬字的長篇小說，講述了一個舞蹈少年轉業之后長達20年的人生故事，包含了廣闊的社會生活、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思想情感內涵。而且在藝術上，采用線性、順序的敘述，從主人公歐陽童因為膝傷不得不轉業到圖書館，到經歷種種現實困厄和情感糾葛，到成家立業、人到中年，按部就班地講述下來事無巨細地記錄在冊。然而，不可否認，這部小說具有靈動、流暢和情感充沛的藝術魅力。主人公歐陽童是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他的欲望、痛苦、迷茫是那么真切可感，他的志向、思考和追求又那么令人敬佩，這是一個顛簸于大時代而堅持操守的理想主義者形象。正由于理想主義傾向，作者對現實人生的回溯和書寫仿佛一次貼地的精神飛翔。

一 現實人生的“自敘傳”

《奎虛閣》中可以辨識出王延輝的許多人生片影，是基于個人現實人生的書寫和“自敘”。其一，舞蹈學員的藝術經驗。這不僅指一種職業經歷，還有相應的藝術修養和精神創傷。王延輝在初中一年級考入山東省歌舞團，五年后卻因為身高問題而轉業。“從各方面講，我都該是一個優秀的舞蹈家，之所以出現本節開首那一幕，即因個頭兒在進團以后斷然而止，再也不肯往高處去一點兒，當然就距離舞蹈演員的標準差出了一大截，從而也就造成了我終生難忘的一段心理創傷期。”①在王延輝看來，舞蹈生涯是單純的，舞蹈藝術是美好的，而舞蹈理想的失落無疑是一種心理傷痛。這些人生經歷和感悟都一一融入了《奎虛閣》。小說中，由于“膝蓋積水”的職業病，舞蹈少年歐陽童同樣不得不離開歌舞團，他留戀舞蹈生涯，帶著舞蹈賦予的藝術氣質和堅韌品質，頑強地生活和成長。“他明白是演員生活改變了他”“也是演員生活的緣故，他已經越來越習慣于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就像全靠自己去克服和完成那一個又一個高難度技術動作一樣。”②除了歐陽童，這部小說還塑造了雷可恕、柳老師、小楠等一系列舞者形象，講述他們追求舞蹈理想的悲劇故事。

其二，圖書館的工作和意義。圖書館是書籍和知識匯聚的場所，是文明的重要載體和傳播媒介。王延輝從1976 年到1987 年在山東省圖書館工作了十多年，對圖書館的格局、功能和工作流程，逐漸熟稔在心。而且，王延輝利用圖書館員的便利條件，暢游知識和文學的海洋，自學成才，發表文學作品，調入山東省文聯。小說中，主人公歐陽童轉業到墨都市圖書館，初次面對汗牛充棟的書庫，感到“頭昏目眩”。只上過三年小學的他，被館里的高干子弟嘲笑，幸好得到閱覽室單主任的幫助，又拜奎虛閣第六代傳人云書宜為師，最終成為古籍整理領域的知名學者。圖書館是王延輝曾經工作、成就自我的地方，他筆下的歐陽童有著相似的人生經驗；王延輝還在小說中表達了對圖書館的敬仰敬畏之心，虛構了墨都市圖書館的前生—奎虛閣及其主人云家五代人藏書護書的傳奇；更重要的是，作者把圖書館作為象征物，墨都市圖書館的興衰和命運是時代文化轉型的表征。

其三，念茲在茲的故鄉。盡管王延輝當年考入的是山東省舞蹈團，轉業后的工作單位是山東省圖書館，所在地都是省城濟南，但在小說中，他把故事的主要發生地設置為墨都市，距離省城不遠的一座城市。在王延輝筆下，故鄉小城轉化成了小說敘述空間的中心。一方面，作者把成長記憶和思鄉之情寄寓于小說中的墨都市。主人公在墨都市成長、成家立業，他在苦悶時常常“夜游”，徘徊在墨都市的大街小巷；他的根在墨都市，大家庭內的是是非非、親戚朋友的來往糾葛，既是生活的煩惱，也有人生的情義。另一方面，選擇從中小城市來看中國和時代的變遷，也有藝術角度和表現力的考量。中小城市是中國獨特的文化區域，追慕著中心城市的繁華，但與鄉村還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主人公歐陽童生活于墨都市，但小說講述了他兩次下鄉和出差省城的經歷和見聞，整個中國的多層次現實生活隨之得以展現。

王延輝在《奎虛閣》中不僅借用自我人生經驗、慰藉思鄉之情，而且通過人生之鏡反映廣闊的社會現實和時代文化景象。他的創作意圖從小說的開頭一幕便初現端倪，那是歐陽童轉業到圖書館的時刻，恰逢偉人逝世的哀樂響起：

那一年里還頻發地震，所有的集體活動無一例外都要在露天舉行，因此，歐陽童走進大門后，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哭作一團的人。他毫無預料，一時手足無措。好大一會兒他才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也哭了起來。他哭得涕泗滂沱，越哭越要哭，看上去比在場的所有人都悲痛欲絕。③

這是巨變和轉型的大時代中的孤獨個體，他的悲傷的淚水與眾人匯流，卻宣泄著少年的心緒。這一幕是作者所理解的大時代與個體關系的隱喻。

之后，跟隨著歐陽童的人生腳步，這部小說徐徐展開了廣闊而駁雜的現實圖景。一是，青年一代的成長與墮落。小說再現了“文革”結束后青年人的思想狀況和人生軌跡。此時，主人公歐陽童被命運偶然地安排到墨都市圖書館，在改革開放初期尊重知識和文學的社會氛圍中，虛心學習，積極進取，發表過文學作品，又逐漸成長為學者。他在歌舞團的密友雷可恕，因為愛情受挫和追求舞蹈理想，決定“去省城闖一闖”，行為上變得“越來越壞”，忍受著內心的痛苦。小說中其他青年人物的精神狀態也呈現兩極化傾向：有的青年刻苦復習，準備參加高考甚至出國，希望用知識改變命運；有點青年卻變得玩世不恭，頹廢和墮落。二是城鄉區隔的倫理悲劇。正如路遙的小說《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集中揭示的那樣，城鄉戶籍制度影響著青年人的愛情和成長，造成無數人和家庭的痛苦。對此，《奎虛閣》中也有較多筆墨的描寫，歐陽童的弟弟與鄉下姑娘小鄭戀愛、結婚、離婚，不斷撕扯著兩個家族內的親情，同時扭曲著母親、二弟和弟媳等人的心理。歧視帶來報復，受害者變成迫害者，一幕幕倫理悲劇輪番上演。小說深刻地揭示，戶籍制度可以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后朝著更加自由平等的方向發展，但長期形成的社會偏見在一定時期內依然會造成倫理道德的惡果。三是農民、農村的希望與困境。歐陽童兩次下鄉，第一次是參加“學大寨工作組”，感覺農民們的心情已經比較輕松，盡管生活還很艱苦，村里的“革委會主任”還在作惡；第二次是參加“扶貧工作隊”，看到鄉村面貌和農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也發現所在鄉鎮的腐敗十分嚴重。鄉政府亂征收管理費，蓋豪華辦公樓，給鄉鎮干部在城市里蓋宿舍樓。四是時代文化的變遷。小說分為上下卷，上卷主要寫1980 年代，那時改革開放帶來欣欣向榮、積極向上的時代文化氛圍。小說中，雷可恕聽說省城文化很活躍，芭蕾舞劇《天鵝湖》、民族舞劇《小刀會》都“偷著開禁了”，十分向往。而歐陽童沉浸在圖書館員的忙碌而激越的心情中，許多舊書重新開放，新版圖書大量采購。下卷主要寫1990 年代，市場化的迅猛發展沖擊著傳統道德人心，金錢至上、享樂主義等不良思想肆略橫行，而圖書館的經費不斷減少，讀者數量銳減。曹自已這樣的厚顏無恥之徒，則如魚得水，從圖書館辭職下海，又回來不擇手段地圖謀霸占圖書館房舍，想把“奎虛閣”改造成娛樂場所。而歐陽童為了保住圖書館刊物《奎虛書藏》，上當受騙，吃力不討好，面對曹自已的陰謀也無能為力。通過兩個時代的對比，作者贊美人們曾經擁有的純樸心靈和理想主義，哀嘆圖書館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否定文化事業的市場化潮流和社會道德的滑坡，充分地表達了對時代文化變遷的見解和憂思。

二 理想主義色彩

“物質主義者始終關注的是物質產品，不是內心、精神或智力產品，而理想主義者并不是指那些總是關注精神卻并不關注物質的人，它是指那些堅持自己理想的人。理想，從根本上來說，是有關心靈的事，因為理想是對現實生活中實際上無法擁有的一些境況的希望。但是如果生活狀況允許，我們通過努力可以盡力實現這些希望。”④《奎虛閣》中的理想主義表現為堅持精神價值，希望社會尊重知識、藝術和美。而在當代中國文化轉型期，理想主義面對著實用主義、物質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多重夾擊。為此，這部小說構造了以理想主義者為中心的人物形象體系，對不同人物愛憎分明，折射出從愛到恨的情感光譜。

首先，小說中的理想主義者形象有歐陽童、云書宜、喬紅生等。他們不受世俗污染，潔身自好，或為了傳承文化，或為了社會正義，知其不可而為之。三人的理想主義精神有著傳承關系。奎虛閣的創立者云家是理想主義的源頭，第六代傳人云書宜，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從海外歸來。他牢記父親的遺囑，保護奎虛閣的館藏善本，到民間搜尋散失的藏品，即使在“文革”中也沒有放棄，一生不求名利，至死方休。歐陽童聽說過云家的傳奇故事，后又親見云書宜的風骨，并得到他悉心教導，接過古籍整理研究的衣缽。云書宜稱得上歐陽童的授業恩師和人生導師，歐陽童一直銘記他的告誡：“藏書是件雅事，不能圖錢。一圖錢，就連人帶物分文不值了。”喬紅生是歐陽童下鄉時認識的鄉村之子，歐陽童曾關愛過少年時期的他，后來又支持他的鄉村發展計劃。喬紅生從鄉村走出來，大學畢業后留在省政府工作，卻又自愿回到故鄉當村支書。他跟鄉村里的惡勢力作斗爭，為了村民脫貧竭盡全力，卻得不到戀人、家人和村民的理解。作為理想主義者，喬紅生是云書宜、歐陽童等知識分子形象的有力補充，他的理想是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且勇于實踐，具有實干精神。

小說主人公歐陽童的形象在理想主義者中最為生動飽滿。他深藏著藝術理想。舞蹈演員出身的他，因為傷病而改行，卻依然關心歌舞團，同情其他舞蹈演員，而且一生葆有對藝術和美的尊重和熱愛。小說中，歐陽童與好幾位女性或多或少有一些情感的糾葛，但他與云書宜之女云若的愛情是純真美好的。云若是美與智慧的化身，歐陽童求而不得，終身難忘。同時，歐陽童把學習舞蹈的“精氣神”用于自學文化知識，拜云書宜為師后，更是確立求知的方向，從而擺脫了舞蹈理想失落的傷痛，延續著對真善美的追求。做學問成為他安身立命之事，寫作《奎虛紀要》和《古籍指南》成為他祛除妄念、抵抗誘惑的法寶。四是，他追求高尚人格。生活中，他孝順父母，幫助兄弟姐妹，結婚后對妻子忠貞。面對曹自已的利誘威逼時，他拒絕拿出奎虛閣藏書章幫其造假，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氣節。

然而，《奎虛閣》最終講述的是理想主義者的悲劇故事。除了云書宜病故，歐陽童、喬紅生都免不了理想失落的結局。歐陽童單槍匹馬地維持學術刊物《奎虛書藏》，當然無法挽救文化事業衰落的頹勢。他又痛心地看到從美國回來的云若，居然嫁給了一個利欲熏心的騙子，而且落入了曹自已的陷阱不能自拔。最終，歐陽童意識到自己根本無力拯救云若，也難以阻止曹自已霸占奎虛閣的圖謀。他的愛情和文化的理想大多成空，成了一個時代“落伍者”，在深夜街頭踽踽獨行。喬紅生建設鄉村的計劃也失敗了，鎩羽之后轉投海口一家大公司，殘留的理想是準備“寫一本為農村為農民說實話的書”。理想主義者的失敗結局使小說最后彌漫了悲觀和感傷的情緒。

其次，墮落者形象系列，如雷可恕、小楠、卞莉等。他們都曾擁有自己的夢想，但選擇了妥協，同流合污或自暴自棄。其中，雷可恕是小說中比較重要的人物，作者詳細地描寫了他的變化。他是歐陽童的好友，兩人曾經在許多夜晚暢談自己的理想。而雷可恕為了實現自己的舞蹈理想，出走省城，卻不得不傍上一個有夫之婦的老明星。仿佛命運的循環，他愛上的青年舞者小楠，也早已被富豪包養。雷可恕無力改變現狀，經常酗酒，痛苦萬分。正如“可恕”所暗示的那樣，作者對這些人物葆有同情之心，因為他們本質是善良的，他們的墮落更應該歸罪于社會不良文化環境。

再次，唯利是圖或作威作福者形象系列，如曹自已、應總、杜科長、譚書記，等等。這些人中最自私自利、厚顏無恥的是曹自已，他原本是墨都市圖書館館員，也曾擁有過理想和愛情，但他完全背叛了自己，下海發達后，變得唯利是圖，縱欲無度，墜入虛無主義、享樂主義的深淵。他當眾羞辱斯文，狂言亂語：“讓我告訴你們，學問是狗屎。”“現在我有錢了，我就要加倍地享受。”⑤小說下卷中最重要的情節便是曹自已圖謀奎虛閣大院，為此設計對付云若、歐陽童，利用外商優惠政策，準備用古版書賄賂官員，無所不用其極，完全沒有道德底線。應總是鄉村暴發戶形象，打腫臉充胖子，招搖撞騙。譚書記、杜科長，包括未出場的墨都市某領導，都是道貌岸然的腐敗分子。這些人物，尤其是官商勾結，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他們被欲望所捕獲，丑態百出。這些反面人物形象顯露了小說的批判性鋒芒。

《奎虛閣》中的理想主義使平凡人生獲得了價值和意義，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堅守理想讓人性綻放出光彩。當然，作者對理想主義思想的表達也有時代特征和局限。一是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傾向。理想主義者成為道德的高標，而對于社會亂象也主要停留在道德的譴責上，不探討社會機制的完善。二是忽視物質豐富、經濟發展的有益的一面。“對世俗生活的疏遠、淡漠甚至是心存戒心，忽視世俗生活對現代性的塑造，這是80 年代理想主義的大遺憾。”⑥當然，理想主義畢竟猶如思想的翅膀，使這部小說超越了現實人生的書寫，在歷史的天空中瞻前顧后，徘徊哀鳴。

三 “人文精神”的余輝

《奎虛閣》的初稿寫于1990 年代末，其理想主義思想大體來自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人文精神”大討論是在1990 年代初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意識形態和精英文化淡出，所謂“痞子文化”、大眾文化興起后，知識分子在心態失衡和焦慮情緒中的探討和應對。《上海文學》1993 年第6 期發表王曉明等人的座談記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首次用“人文精神的危機”來概括當時的文化狀況。之后，《讀書》雜志在1994 年第3-7 期連續發表“人文精神尋思錄”文章，張汝倫、朱學勤、陳思和等等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討論，辨析“人文精神”的內涵，并把危機的討論延伸到近代歷史之中。王曉明把“人文精神”的探討看作“知識分子的自救行為”：“知識分子應該對社會盡自己的責任，‘知識分子’這個詞，本身就可能說是這種責任的代碼。但是，在動手盡責之前，你先得要問自己：你擁有盡責所必需的思想能力嗎？倘若回答是遲疑的，那你就先應該反省自己：我是不是缺乏這種能力？倘若是，那是如何造成的？又該怎樣去重建思想的能力？這就是我所說的自救，而‘人文精神’的討論，正是在今天展開這自救的一種自覺的努力。”⑦幾年間，報刊上有大量的文章探討同一話題，“人文精神”大討論成為1990 年代重要的思想事件和文化現象。作為1980 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王延輝也屬于這些討論者的同時代知識分子，相同的心路歷程和精神困惑讓他關注著這場討論。而且，王延輝與1990 年代高舉理想主義和人文精神旗幟的作家“二張”—張煒和張承志關系密切，同聲共氣。

王延輝在1980 年代初與張煒相識，由于同在濟南工作和創作，兩人在文學上的交流頗多，成為多年的好友。王延輝親見張煒躺在病床上修改《九月寓言》，在龍口掛職時狹小昏暗的書房里寫作《外省書》。他曾半夜接到張煒電話讓他查看郵件，原來張煒發來了兩段名言，表明自己不相信文學藝術“瀕臨死亡”，認為當前的文化狀況是“暫時”的。王延輝對張煒卷入“人文精神”大討論的過程知之甚詳。“當時是這樣的背景，一場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剛剛開始。現在來看，那是上世紀9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突然興起的商品經濟大潮的自然而然的反應，不管結果如何，都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刻痕。如今，時過境遷，許多當時的熱點話題已經被庸俗的社會學和勢利的思維觀化解了，可是我們不經意間翻開張煒在那個時期的一些著述、以及他在那期間寫就的長篇小說《柏慧》，卻仍舊會被一種道義和激情驀然燙傷。”⑧王延輝始終欣賞張煒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批判，為新世紀初張煒在《精神的背影》中再次呼喚人文精神而辯護，認為張煒在文化和精神的“沙化”年代頑強地站成一個“人”。對于寫出《心靈史》和《清潔的精神》惹出更大爭議的張承志，王延輝也相識多年，十分敬重。張承志曾給王延輝的第一本小說集作序，王延輝視張承志為“親切的兄長”“為人為文的楷模”。而且同為回族人，王延輝對張承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色彩濃重的寫作有著深切的尊重和理解。“接下來，本該觸及那個最敏感的話題，也就是張承志因此倍受推崇也倍受嘲弄倍受攻擊的回族精神的髙蹈和伊斯蘭教信仰。但我不能不說，這恰是一個最難以說清的有關一個民族和一個人的心靈秘境的問題，張承志本人在此中所獲得的感知、所榮享的神示、所看到的前定、所洞知的禁忌恐怕是任何人也體悟不到的，奢談過多只會導致媚俗或誤讀。”⑨王延輝與“二張”的交往和思想交流，使他對“人文精神”有著深入的思考，慢慢融化到自己的創作之中。

王延輝贊賞“二張”的理想主義和文化批判的姿態，但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中并沒有亦步亦趨。他既沒有走向“野地”“民間”文化，也沒有把宗教精神作為匡正世風的旗幟。王延輝的早期創作大多取材于自身經歷、身邊的人和事，第一部小說集《別停，別把音樂停下來》中，許多作品通過青少年的單純的眼光來看世界，還有的作品寫舞蹈演員、圖書館員感受著理想與現實沖突的痛苦。第二部小說集《中國神話》中的同名中篇也寫舞蹈演員的故事，男主人公周倜是《奎虛閣》中悲劇人物雷可恕的雛形。因此，王延輝的理想主義淬取于自身的藝術理想和知識分子的精神苦痛，他希望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能夠獲得成功，他呼喚一個尊重藝術和知識的社會文化氛圍。小說集《中國神話》中還收入了“天下回回”系列短篇小說，這是王延輝寫作本民族題材的嘗試。1985 年他應張承志之邀到新疆昌吉參加“第一屆全國回族作家筆會”，開始努力去了解和領會本民族的歷史和精神特質，寫作了這一系列短篇小說。但“天下回回”系列描寫的是平凡的回族人民，他們的人生中沒有太多壯舉，而是憑借隱忍、寬容和虔誠，頑強地生活著。如《夢中輝煌》中海五爺幻想自己抗爭過日本鬼子；《罪愆》寫“文革”給一對父子帶來的心靈傷痛。又如《天倫之痛》中的父親在解放前挑擔買茶葉，解放后把回民門市部經營得紅紅火火，他的兒子在其“歸真”后才理解父親的勤奮、忠誠、恪盡職守的精神。從中可以看出，王延輝沒有拔高宗教情懷，他只表達自己所體會到的民族精神，而這種民族精神、人倫親情基本上是整個中華民族所共有的，所以《奎虛閣》淡化了族裔身份，卻不影響《天倫之痛》中的“父親”形象和父子情感關系在其中一一保留。

《奎虛閣》展現著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余輝，一方面，這部小說批判社會轉型期道德滑坡、價值觀扭曲的文化亂象，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甚至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又融入了王延輝對于“人文精神”的進一步思考，畢竟《奎虛閣》最終修改完成已是2017 年底。曾有學者分析“人文精神尋思者”的缺陷：“他們是傳統文化人格與現代精神向度的矛盾綜合體，既有著傳統的社會責任感，又有著對現代性中個體化信念的歡喜。”⑩《奎虛閣》顯示出作者王延輝也是這一矛盾綜合體，但可以看到他的反思和進步，他不斷地轉化傳統文化精神，彌合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縫隙。其一，把傳統文人的精神和氣節轉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和崗位意識。歐陽童在寫作《古籍指南》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定力和思想方向，“這一次，歐陽童力求把這些年來的讀書思考融入其中，不矯飾，不阿世，即便不能算灼見，也一定要是真知”11。憤世嫉俗之后，知識分子應做好自己的事情，通過求真知找到自我，間接而持久地影響世風。其二，正視人的欲望，回歸人道主義、人性的常識。這部小說坦率地多處描寫歐陽童的性愛心理和行為，歐陽童與柳老師、玲子、黎紅兵、卞莉、喬大寒、云若、雷可雨等眾多女性人物產生過情愛瓜葛。甚至，當曹自已在色情場所向歐陽童展示云若的替身之后，歐陽童也曾有欲望沖動。作者揭示，在欲望和人性上，歐陽童與曹自已并沒有區別，但承認人欲，更凸顯了理性的可貴。其三，在個人理想追求中兼顧人倫親情。小說主人公歐陽童追求理想過程中對待師長、朋友、戀人、家人始終有情有義，表明作者沒有把傳統道德和現代個體對立起來，而是結合兩者想象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完美人格。總之，《奎虛閣》體現著王延輝對于“人文精神”的探索，以及重建“人文精神”的愿望和想象。

《奎虛閣》的現實書寫和文化內涵頗具廣度和深度，藝術上卻有較強的抒情性。一方面，這部作品具有“自敘傳”的敘事特征，取材作者人生經歷和生存體驗，并且由于運用限制性第三人稱敘述，聚焦于主人公歐陽童，其波動的情緒、隱秘的心思、觸景生情無不纖毫畢現，實際效果如同第一人稱敘述。另一方面，這部小說精心刻畫理想主義者形象，感慨哀嘆他們的悲劇命運，力圖重建“人文精神”，稱得上一部動人心弦的精神自傳。

注釋：

② 王延輝：《我與舞蹈》，《東方藝術》1997 年第3 期。

②③⑤11王延輝：《奎虛閣》，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322—323、494 頁。

④［英］愛德華·克雷格：《哲學的思與惑》，曹新宇譯，譯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73 頁。⑥胡傳吉：《“80 年代”理想主義的大遺憾》，《南方文壇》2016 年第2 期。

⑦王曉明：《批判與反省—〈人文精神尋思錄〉編后記》，《文藝爭鳴》1996 年第1 期。

⑧王延輝：《張煒肖像》，《時代文學》2007 年第2 期。

⑨王延輝：《說不盡的張承志》，《東方藝術》1996 年第6 期。

⑩湯奇云：《價值的模糊與理論的貧乏——人文精神尋思者最缺少些什么？》，《文藝評論》1999 年第6 期。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