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作家金愛爛近日出版新書《外面是夏天》，她試圖讓那些“說不出口的話和不能說的話，不能說的話和必須說的話，某一天變成人物，出現”。

金愛爛

金愛爛，韓國80后女作家，《外面是夏天》是金愛爛的第四部短篇小說集，是韓國重要文學獎第四十八屆東仁文學獎獲獎作品。此前，她曾出版三部短篇集和一部長篇，皆有中譯本。

《外面是夏天》韓文版書封

《外面是夏天》描寫的是關于“喪失”的故事。該書寫于韓國“世越號” 沉沒后的五年間，彌漫于當時韓國的“災難遺屬”的情緒。此次沉船事件從未在書中得到直接書寫，可書中到處彌漫著一種“喪失”感。金愛爛認為每個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社會問題的角度、方式都不太相同。

“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對社會問題并沒有表現出過多的興趣，也就是沒有明確寫出來。如果打個比方，用蓋房子來做比喻的話，不是把這種社會問題當作是建筑的水泥、鋼筋結構，而是希望它作為這個家特有的某種味道存在。就好像如果要是鋼筋、水泥，那么讀者或者是一個人在經過這個建筑的時候，他一眼就能看到它是什么樣的房子、什么樣的結構。我希望我的作品是當一個人或者一個讀者經過它的時候，能夠激發它的好奇心想要進去看一看，當他進去看完以后出來的時候，他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就帶上了這種獨特的味道，回去以后能夠回味。”金愛爛說。

《外面是夏天》書影

8月23日，由韓國文學翻譯院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外面是夏天》最新中譯本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辦。作者金愛爛，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韓語翻譯家徐麗紅、薛舟以及該書的責編張海香到場與讀者分享體會。

在談及這本書與此前作品的不同之處時，蔣方舟說：“在第一本書，就是《老爸，快跑》當中能感受到一個少女，她的蓬勃的生命力，對自己童年的怨恨與和解。《你的夏天還好嗎？》會看到是一個30歲左右的女性，她對于世界的思考和對于現狀的描述。而在新書《外面是夏天》中，能夠看到作者特別大的成長，無論是從語言上、題材上。”

《外面是夏天》最新中譯本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辦。

韓國都市生活的“萬花筒”

《外面是夏天》共收入七篇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在經歷“失去”，失去孩子，失去父親，失去能用母語與之交流的人……金愛爛似乎有意將這種種失去之痛揉碎，均勻地分布在字里行間，讓痛感不時擊中讀者的心。

金愛爛說，她在寫作中從未想過代表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她都是寫她“最熟悉的故事”。她也從不認為可以代表弱者或是替他們辯護，而是“盡可能想要突出他們的個性”，“雖然是生活中的弱者，但是他們也有非常強的部分，有的時候甚至可以用幽默來維護自己的尊嚴”。每一個平凡角色對于日常的生活都有其獨特的解讀。

在《風景的用途》一文中，金愛爛對于拍照有過這樣的描述。

很久以前，媽媽經常讓我站到某個地方。

——正宇呀。

——嗯。

——在那兒站好。

媽媽讓我站到某個地方，我就會一動不動地調整呼吸。

——正宇呀。

——嗯。

——看這兒。

我不記得是誰告訴我，拍照時要靜靜地站好。可能是個非常平凡的人，這個人知道好事很快就會過去，這樣的日子不會經常到來，就算到來也很容易被忽略。所以遇到這樣的瞬間就要看清楚，固定在一個地方……

“我對都市生活的描寫一直以來關注的是空間。當代年輕人所居住的空間不能稱之為家，而是房間，房間也是很小的，也就是蝸居。”金愛爛說她最近在不停思考的問題就是，“青年們在換房子的過程中究竟要去的地方，到了什么樣的地方”。

《外面是夏天》中的開篇故事《立冬》，里面有對夫婦貸了很多款買了一個“二十年房齡的二手房”，喬遷之喜后，卻因意外事故喪失獨子。金愛爛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反映了韓國的現代史，韓國在高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追求的是速度、增長，還有金錢”。她反思在追求這些過程中我們到底失去了什么，而給出的答案是“孩子”。可以說，這一答案將《立冬》故事中死去的孩子象征化，“孩子”這一意象成了追求物質增長過程中失卻的內心純真的象征。

對照金愛爛說到的當下韓國社會，蔣方舟提到了中國社會的焦慮。她認為“所謂的焦慮的話題”甚至是一個“被過度發酵的話題”。對時下社交網絡上隨處可見的“中產焦慮、90后掉頭發的焦慮”，蔣方舟說，這都是被渲染的焦慮，而讓她恐懼的其實是“對現實的焦慮”。

在蔣方舟看來，技術的革新使得一些職位不再必須，而相關崗位上的人忽然之間被辭退。此外，90后和00后所面對的消費欲望不斷膨脹和滿足欲望的能力不斷縮小的落差共同構成了“對現實的焦慮”。“一代中年人和一代年輕人到底何去何從，其實是有巨大的問號”，蔣方舟說。

讀者簽售現場

韓式敘述映射的社會現狀

近幾年來，現實主義風格的韓國文學日益受到關注。蔣方舟感慨說：“韓國文學對于現實關照到讓中國作家很慚愧的程度，包括薛舟老師講到韓國作家把‘世越號’的事故當成寫作的題材，把政治抗爭當作寫作的題材，把朝鮮問題等當作寫作的題材，他們關注的是非常當下的一個命題。”

以考公務員的場景為例，這一情節不斷出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韓國的影視作品和大眾文藝作品中。比如在電影《寄生蟲》中就刻畫了一個被鎖在地下的男人，他的書架上放著各種考公務員的書。《外面是夏天》中的一篇小說《對面》也勾畫了一個屢試不中，但依然抱有幻想的“考公”形象。

金愛爛解釋說，公務員之所以受年輕人歡迎，最大的原因是穩定。“對青年人來說，最重要的應該是給他們創造一個能夠失敗的環境，通過失敗能夠成長。雖然失敗了，但是馬上可以恢復。但是現在的韓國社會并不能夠提供這樣一種‘安全網’，在年輕人中間不變的想法就是一旦失敗就完了”，金愛爛說這是她關注“公務員現象”的一個理由。

在談到韓國作品為何有較為強烈的政治色彩時，金愛爛認為這與韓國經歷的經濟、文化的變化有關。她舉例說，曾經有一個外國記者向韓國著名作家黃皙映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你屬于是左還是右？”。這里的左右跟中國歷史上所說的左派右派是不一樣的，左右是關于他的理念。黃皙映回答說：“我站在已去世的那些人一邊。”

“如果說韓國作家里面有什么傳統，我覺得就是黃皙映作家說的這個，就是‘我站在去世人的這一邊’。我們想要善待去世的人，其實等同于我們珍惜人生，我們珍惜生命。”金愛爛說。

最后，在回憶自己一路走來的創作歷程時，金愛爛坦言：“如果說我的小說創作方向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那就是從以第一人稱看待自己變成了以第三人稱，也就是從這個旁觀者的立場看待自己。不是成為主人公，而是成為一個具體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