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有一陣子了，該回家了！在京的時間雖短，但我很高興作為代表在國家博物館迎接全國、全世界的觀眾，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再來！”

“你回家了，我接替你的工作，在展廳的門口，繼續帶領觀眾領略多彩厚重的甘肅歷史文明！”

這段來自隴東大地灣的可愛“少女”——人頭形器口彩陶瓶與來自河西火燒溝的酷“少年”——人形彩陶罐的對話，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策展人王志強的文案。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3個月有余的“絲路孔道——甘肅文物菁華展”，將于8月18日落下帷幕。該展以時間為軸，以文化交流為線索，以考古發掘的甘肅各歷史時期的516件（套）不同門類的重要文物為基礎，勾勒出一幅歷史悠久輝煌、文化異彩紛呈、多民族和諧共生的甘肅歷史人文圖景。

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之冠”

古老絢麗的彩陶藝術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地處黃河中上游的甘肅是世界上最早產生彩陶的地區之一，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彩陶之鄉”。河隴大地上考古發現的彩陶文化遺址星羅棋布、燦若星辰，出土的彩陶數量巨大、器型豐富、紋飾精美、工藝精湛，極具藝術性。

此次展覽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一件“人形彩陶罐”：遠看是一名雙手插兜站立的男子，其體態、動作和神情刻畫得栩栩如生；走近一看，人像短發、高鼻深目、雙耳開孔、表情生動，其身著短上衣，頸部至胸前的網格紋就像是戴有精美的項飾，下身著網格長褲裙，雙手插在褲兜里，碩大的雙腳上穿著肥大的高腰靴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現場專家介紹說，這件文物是1988年從玉門火燒溝遺址征集而來。“陶男子”的裝束或許代表了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四壩文化時期河西走廊的流行風尚；陶罐人體中空，可以盛水，插入褲兜的雙臂形成陶罐的雙耳，設計大膽，制作精巧。

在這名“陶男子”的不遠處，有一件人頭形器口彩陶瓶。陶瓶表面無紋飾，器口為陶塑人頭，額頭上部有堆起的橫置泥條，以示額上有一排短發；眼睛為雕空的小圓孔，但在眼圓孔外堆塑一圈凸起的泥條，使眼睛突出；鼻子呈微翹的三角體；嘴微張狀，似在言說；兩耳各有垂系飾物的耳孔。人頭像五官整齊、面龐秀麗，器身造型典雅，與人物形象渾然一體。

千里走廊的多元民族文化

黃河蘭州段以西有一條綿延1000多公里的天然狹長地帶，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中亞的重要通道，世稱“河西走廊”。在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之前，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王朝對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漢武帝時期河西歸漢后，漢廷先后設四郡，開啟了對河西走廊的開發與經營。在移民屯墾戍邊的舉措下，河西地區農業得到較大發展，逐漸形成“農牧并序”的發展格局。隋唐時期，河西走廊經歷了第二次發展高潮，成為當時的富庶繁盛之區，出現“閭閻相望，桑麻翳野”的盛景。此次展覽，用文物的形式再現了河西走廊的歷史風貌。

軺車是漢代常見的一種乘用車，多用于官吏出行和王命宣達。常見的木軺車多為單馬駕轅，系官吏乘用車架。出土于武威磨咀子漢墓的彩繪木軺車主要由車輿、傘蓋、御奴和轅馬等組成，是迄今為止全國發現的最大一套軺車，規格接近真實車輛，造型古拙渾厚，局部刻畫精細，并施紅、白、黑3種色彩，具有極高的藝術水平。

六博是古代的一種智力博弈游戲，一般由兩人或4人對弈。考古資料顯示，春秋時期六博已經流行于世，至漢代最為盛行，唐宋以后逐漸衰微。出土于平涼市靈臺縣傅家溝的六博戲青銅俑，四俑出土時相向跪坐，中間放置長方形牙質棋子，表現的是游戲六博的場景。

此次展覽還展出了一件隨葬的木斗帳模型，其上部覆斗形意在表現穹廬頂，并開有正方形天窗，形象地反映了漢代河西走廊居民的居住方式。木斗帳其實接近于游牧民族的穹廬式氈帳，出現在漢族墓室內，展現出漢代河西走廊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出土于高臺縣駱駝城苦水口魏晉壁畫墓群的彩繪帳居圖壁畫磚，用墨線勾勒出穹廬的結構，再用紅彩涂飾，以示用布或絲織物做成的帳圍。帳內繪有一男子和一仆人，男子頭戴巾幘、身著皂袍盤坐于榻上，正欲接過仆人手中盤里的食物，展現了墓主人生前帳居的情景。有趣的是，墓主人為漢人裝束，卻穩坐在少數民族風情的氈帳內用餐，由此可見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各民族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之深。

絲路交響，文明共生

張騫“鑿空”西域，開創了聯通東方與西方、農耕與游牧等不同文明的絲綢之路。這是一條以古都長安為起點，沿河西走廊，經蔥嶺以西的中亞、西亞、南亞等地，最終抵達北非和歐洲的古代陸路商業通道。

絲綢之路由東向西橫貫甘肅全境，綿延3000余里。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奇異多彩的東西方珍寶在這里交流互通，農耕與游牧文明從碰撞到交流互鑒，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從陌生到熟悉，演繹著一曲曲波瀾壯闊、引人入勝的華彩樂章；在漫長的時代里，東西方物質文化共融共生，所形成的多元文明成果又傳至中原大地，匯入中華文明的海洋。

展廳內占地最大的一組展品是12套銅車馬出行儀仗俑。據了解，當時在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儀仗陣列由38匹銅馬、1頭銅牛、14輛銅車、17位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個奴婢俑等組成，是迄今考古發現數量最多、陣容與氣勢最壯觀的東漢車馬儀仗銅俑。銅車馬鑄造精湛，體現了漢代銅雕藝術的杰出成就。

根據銅馬、銅俑胸前所刻銘文“守張掖長張君”“冀張君小車馬御奴一人”等可知，雷臺漢墓的主人是一位張姓將軍，曾任張掖長，后又兼武威郡左騎千人官等。這組銅車馬出行儀仗隊，彰顯了漢廷在河西走廊的統治力，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