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很多的鄉村題材寫作存在著一個共性的問題：作家離開鄉村，來到都市，然后把鄉村當作一種烏托邦，對鄉村進行審美化想象，并試圖以此來對抗城市的生活狀態和價值觀。在很多作品中，作家表達對鄉村世界的愛的目的過于強烈、急切，導致他沒有能夠冷靜地觀察農村經驗的細節、農村世界的生命力。從某種程度上說，作家表達“我對鄉村之愛”的欲望，遠遠大于表達“鄉村真實狀況”的欲望，由此引申出很多問題：如何真實地書寫鄉村的美好？如何以文學呈現鄉村的丑惡？“詩意的鄉村”與“真實的鄉村”如何兼顧？

鄉村是美好的，但我們必須以真實的細節來呈現，才能讓讀者感到信服。特別是在詩歌寫作中，詩人不能一味地通過直抒胸臆來表達對故鄉的熱愛和思念，而是必須通過真實的細節和意象來展開書寫。有時候，有些意象很真實，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但直接搬到詩歌作品中，并沒有什么美感。詩人必須進行詩意的轉化和提升，注入自己的情感，使之變成嶄新的詩歌意象。經過這樣的處理之后，即便有些意象和細節不符合現實生活邏輯，詩人也能夠通過強大的情感力量來彌合這種不合理性。杜甫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果非得用現實邏輯來考量，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我們照樣接受了，因為我們被作者的情感感染了。

鄉村的美好，不僅在于美好的風景，更在于鄉村中蘊含著我們這個時代所急需的鄉村倫理、鄉村道德。詩人和作家們有責任將之呈現出來，使之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來源之一。北京作家凸凹在其散文集《故鄉永在》中就試圖書寫出“大地的生命哲學”。作家深入到鄉村世界的內部，寫出其中細膩感人的細節，并通過這些細節表現鄉土世界的精神價值。鄉土社會并未過時，它其中所蘊含的許多價值因子，會成為我們現代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把握自己與時代的關系。也就是說，作家要真正自信地表達出鄉土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哲學，讓這種“哲學”與當下的這個時代產生某種對照關系，從而重新釋放鄉村世界的精神力量。在這樣的寫作中，任何關于愛和同情的“表態”都是無足輕重的，寫作者要放下自我，沉下心來，真正體會鄉村世界的細部經驗。

有些寫作者聚焦鄉村之“美”，同樣也有寫作者聚焦鄉村之“丑”。但寫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客觀呈現丑的層面，還應該通過這些書寫表現出深刻的人性。法國詩人雅姆在《群鶴——致彼爾·羅逖》中寫了一個虐待可憐狗的老乞丐。老乞丐無情地虐待狗，但我們不會感到過于血腥，這其中的原因在于詩人做到了美丑對照、以丑寫美，進行了很好的審美升華。在這個鄉村世界里，人們沒有放棄“群鶴掠過灰色天空”的美好想象，在書寫老乞丐的無情時，詩人沒有忽略對老狗忠誠形象的抒寫，美與丑、善與惡保持了很好的比例，達到了相對的平衡，讓我們對丑更加痛恨，對善更加向往。正如雨果在《〈克倫威爾〉序言》中說，“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優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與惡并存，光明與黑暗相共。”作家藝術家必須用審美的理想去征服黑暗丑惡，以美裁判丑，從而使人產生勝利感而激起愉悅之情。

總之，鄉村世界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在文學創作中片面地書寫極端之美或極端之丑，都可能是行不通的。鄉村世界也不是封閉的，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因此，作家要真實地呈現鄉村世界的豐富性，注重考查城鄉之間的復雜互動，并注重進行文學性的美學轉化，這樣才能在寫作中兼顧“詩意的鄉村”與“真實的鄉村”，創作出更多具有時代特色的優秀作品。